1、我国农业保险业的发展
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经历了20多年的曲折历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恢复与波动发展阶段（1982年-2003年）。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业务发展呈现快速上升趋势，1992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同时，赔付率也大幅上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达到119%。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特别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下降到3.87亿元，2002年又减到3.0亿元，全国农民人均缴纳保费不足1元。据统计，1982年-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新疆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仍有经营，但品种、规模很小。这一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后快速发展到萎缩低迷的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破冰与升温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由于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不断升温，加之入世过渡期终结的日益临近，农业保险对“三农”的保护伞作用日益突出，农业政策性保险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2004年中国保监会在上海、黑龙江、吉林等9个省区市启动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目前，国内已设立了4家农业保险公司。今年，按照中央1号文件精神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加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的力度，扩大试点范围，通过试点探索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同模式，并制定政策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事业。为此，有人乐观地称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春天即将来临。
2、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的困境分析
农业和保险业是我国两个典型的弱势产业，风险大、成本高、盈利低的规律特点，使农业保险成为“弱弱结合”产业。10多年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的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已经进入了“供给不足，需求乏力”的困境。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概括为“四个矛盾”：
第一，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与商业运营的趋利性之间的矛盾。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单一依靠市场机制的配置会造成市场的失灵，要求政府履行其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的职责。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趋利性的目标追求，偏低的边际收益，会导致农业保险经营者以经济利益的回报程度来选择保险险种，从而降低农业险种的投入和经营强度，因为农业保险经营者不会主动为政府或社会承担外部性造成的经济损失。矛盾的结果，必然是农业保险业发展，特别是外部性突出的农业险种发展的萎缩，乃至消失，农业保险供给不足。
第二，农业保险的低补偿性与农业产业的高风险性之间的矛盾。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由于产业的弱质性和农业生产经营设施条件的缺乏，自然灾害对我国农业产业发展造成的损失非常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危害程度会更大，并且有逐步加重的趋势，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居高不下。但作为农业产业发展“保护伞”的农业保险业，由于受自身收益和险种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对农业灾害的补偿水平却很低，远远低于实际损失的价值。据测算，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损失平均每年为1681.59亿元，通过农业保险平均年补偿为4.5亿元，仅占0.27%。
第三，农业保险的高成本与农户家庭的低收入之间的矛盾。农业保险以大数定律为基础，投保多则保费低、保障足。农业产业的高风险、空间的分散性、时间的季节性、定损的复杂性，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成本性，农业保险需要比一般城镇保险付出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实现正常运营必须要有高费率作保障，一些地区农作物保险的费率高达10%。然而，与城镇居民相比，由于我国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不高、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对农业保险的支付能力有限，从而导致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缺乏。
第四，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与法律制度缺失之间的矛盾。受农业经营者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而地域和个性的差异导致的逆选择性，更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问题的原因除了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外，有关法律制度的缺失是重要矛盾之一。《保险法》是我国一部有关商业性保险的法律，对农业保险不适用。《农业法》也只是泛泛谈及，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几乎仍是一片空白。
二、国外农业保险发展借鉴：政策性与商业性有机结合
农业保险具有管理风险、收入转移等功能，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农业保险业的发展，并作为重要手段实现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目前，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其中，既有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也有菲律宾、毛里求斯、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各国根据自身国情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政策。
从各国农业保险的模式来看，大体可以分为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和市场主导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美国政府依据颁布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取消了政府救济计划，通过提供基本保障的巨灾保险、较高保障水平的扩大保障保险、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等4大险种，将农作物生产者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还规定，不参加政府保险计划的农户，不能得到政府其他计划的帮助。在运作模式上，联邦政府成立了农作物保险公司，委托各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具体经营。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20%-25%费用补贴，并提供农作物保险免税、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等政策扶持。2000年美国农险补贴平均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为6.6美元/英亩，农作物巨灾风险实行强制保险制度，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其他都是自愿选择。投保农民当年农作物收成因灾害减产25%以上时，可以取得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1980-1999年，联邦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总额累计达到150亿美元，1999年达到22.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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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与三农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保险经历了初期的迅猛发展、中期的停滞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发展。政府干预与农业保险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休戚相关，农业保险的兴起、快速发展、持续稳定发展、萎缩及停办，都是政府干预的直接或间接结果。
（一）新中国农业保险业初期的迅猛发展：1949年至1958年
建国初期，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因此，当时农村经济制度安排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农业生产的复苏，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工业倾斜发展战略的实施开辟道路。194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成立，并迅速在全国建立了分支机构。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一直是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为恢复在战争中受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巩固土地改革的成果，刚刚成立的中国人保于1950年就将农业保险提上了议事日程，最初试办的农业保险主要借鉴了前苏联的模式和经验，并与当时的行政中心工作——土改、抗美援朝结合在一起，以政治任务的形式推进。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期的停滞：1959年至1981年
在建国初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完成的情况下，决策层思想上的冒进主义和工业化冲动开始抬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家实现了对产权形式的垄断。当时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都认为，保险是资金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无谓转移，保险取代了财政的职能，只会增加国家的管理成本。与此同时，农村合作化进程完成，农村私人产权转变为国家控制的垄断产权安排，人民公社已经承担起防范风险、分担损失、保障农业生产的职能，农村保险已无存在的必要。这样，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保险都已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政府于1958年12月决定，立即停办国内保险业务。自此，国内保险业务全面退出，农村保险业务被迫停办，这一次停办就一直停到1981年。
（三）市场化改革时期农业保险的蓬勃发展：1982年至1992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建立和普遍实行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最终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同时农业、农村经济制度也逐步完善。1982年，国务院为农业保险在新时期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保险工作如何为八亿农民服务，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课题。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需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创造条件，抓紧做好准备，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畜牧保险等业务。”至此，我国的农业保险在经历了1958年停办的24年的空白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大幕下揭开了新的篇章，中国农村保障体系又逐渐由国家救济转向农业保险。同年，中国人保全面恢复试办农业保险，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保险试验。从试办到1993年，是由低速增长到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农业保险得到了快速平稳的发展。
该阶段的农业保险发展确实体现了政府职责，但并不全面，具有隐性化特征。政府并没有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只是给予了开展农业保险项目的中国人保一定的政策鼓励和财政支持，缺乏系统的管理，这对建立完善有效的农业保险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政府在该阶段的行为还比较含蓄。此外，尽管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指导农业保险发展，但并未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不能对农业保险的开展实施有效监管，不利于农业保险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政策的变动会对农业保险的开展产生很大影响，这也是下一个阶段农业保险进入萎缩徘徊阶段的重要诱因。
（四）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农业保险制度的探索与困扰：1993年至今
这一阶段农业保险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期的迅速发展后，进入萎缩徘徊阶段；同时，随着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2004年始至今年，连续七年中央一号文件均为涉农文件，在相关职能部门的推动下，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全方位推进，农业保险取得了长足发展。因此，这一阶段又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农业保险萎缩徘徊阶段——政府职责缺位（1993年至2003年），农业保险恢复发展阶段——政府职责归位（2004年至今）。
1.农业保险萎缩徘徊阶段（1993年至2003年）：政府职责缺位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的发表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农业和农村经济制度沿市场经济方向变迁的速度加快。然而，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所期望的农业保险高速发展的局面并没有产生。当时，农业保险已涉及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各个领域，险种已从1982年恢复试办时仅有的生猪、大牲畜等几个险种，发展到棉花、水稻、烤烟、鸡、兔、羊、对虾养殖、扇贝养殖等近百个险种，而且还不断开发了商品性农业、开发性农业、科技兴农等项目保险的新险种，如：塑料大棚保险、海塘坝保险、地瓜脱毒保险等险种，大大促进了科技推广工作；部分险种，如麦场火灾保险、棉花保险、烟叶保险等已在全国大面积开展。但是，从规模上来看，1993年至今，是农业保险由高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的滑坡过程，农业保险的发展陷入困境。1992年底，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已达8.17亿元，占当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2.57%，但到1997年底，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保费收入的1.18%；1998年至今，农业保险滑坡更加严重，到2000年，农业保险收入仅占财产保险收入的0.66%，2004年更是进一步滑落到0.35%。总的来看，农业保险收入占财产保险收入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与整个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势头显得格格不入。
在这个时期，政府本着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原则，因而对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几乎没有任何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也就是说，政府在这段时期的农业保险中没有承担其相应的职责，而是放任农业保险的发展，让其自主探索。而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品属性决定了商业保险公司不可能提供有效供给，而在没有政府财政补贴的情况，农民不愿、也无力支付较高的保险费。农险的经营主体不得不压缩原有的农险业务，使得农业保险市场进入日益萎缩的恶性循环状态。故此，政府缺位是导致1993年至2003年农业保险萎缩徘徊的唯一原因。
2.农业保险恢复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政府职责归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威胁，无论哪一种风险，都有可能对农业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冲击下，这些风险的作用更加显化和复杂化。从我国当前的农村经济形势看，农业仍比较落后，各种各样的风险都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落后状况并不能很快改变。因此，目前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状态将严重制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波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正积极推进农业保险试点。近年来，中国保监会始终把促进农业保险发展、为“三农”提供保险服务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积极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
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的全方位推进，带来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良机，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随着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业保险呈现区域化发展特征，少数地区或因地区农业的特点和优势，或因地方政府的重视，或因探索到一种合适的制度模式等，农业保险得到较快发展。这些区域特色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探索对当地的农业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总体而言，从2004年以来，在政府主体的推动下，我国农业保险开始进入迅速恢复阶段，且势头渐长，已初具规模。我国农业保险已经开始进入政府诱导发展阶段，各级政府在政策指导、财政补贴、法律监管等方面开始承担应尽职责。当然，其间必然会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难题，但随着政府职责的归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进入了新时期的制度创新阶段。
1982年到1986年的恢复试办阶段，政府干预力量较为得力，农业保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政府垄断经营。在业务经营中不大考虑盈亏问题，经营的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实行全国统一核算，盈亏由保险公司内部险种互补，亏损可由其他险种的盈利弥补。运作过程中，这种方式渐露缺陷。一方面对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统一核算，盈亏互补，不利于调动保险公司经营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政府考核保险公司的绩效。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大干大赔，小干小赔”的局面使保险公司倾向于减少农业保险的供给，而加大盈利性险种的经营。
1987年6月，政府决定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部特设农村保险业务部，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经营，并从1988年开始以省为范围，实行农业保险单独核算，但由于政府未能理顺与保险公司、农民之间的关系，农业保险经营风险更加集中，巨额亏损使得经营农业保险难以维继。
198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了农牧业保险公司。新疆建设兵团保险公司开办的农业保险属于行业性保险，对象主要是新疆农垦系统的农场，以工补农，国家财政也给予巨大支持。但随着该公司改制，农险业务也呈下滑趋势。
1991年和1996年，中央、国务院分别做出“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建立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农村专项保险基金，逐步建立农村灾害补偿制度”和“发展农村合作保险”“逐步建立各类农业保险机构”，“为避免农业保险机构因承保种养业保险造成亏损，国家将在政策上给予适当扶持”等决定。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转变经营方式，委托地方政府代办、与地方及其他经济组织合办发展合作农业保险等多种经营模式的试点工作。上述试点，对我国农业保险的运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缺少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资金支持，大部分经营性试验陆续停办。特别是农业保险合作社，虽然可以有效解决保险经营中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但由于农民保险意识淡漠，保险合作社规模难以扩大，面临筹集保险基金难等问题，而且保险合作社赔偿能力有限，对农民吸引力不大。
我国农业保险自1982年开始恢复，到高峰期的1992年，农业险保费收入达8.2亿元，但赔付率高达116%，完全是亏本经营。从1996年起，农业保险规模逐年萎缩，2001年农业保险规模跌到20多年来的最低谷，农险保费收入仅3亿元，占保险业总保费的0.14%，农业保险密度仅为0.38元，农业保险深度仅为0.02%，是近2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国2.3亿农户，户均保费不足2元。
总的看，自我国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以来，尽管农业保险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成绩，但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有效需求不足以支持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商业保险公司由于担心亏损，而不愿涉足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业务量逐年呈负增长，市场“失灵”。我国用了23年的时间，得出了与国际农业保险同行相同的结论：农业保险不能实行商业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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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工作总结与计划
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固安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县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基层单位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有力地促进我县农业生产和发展，特别是对各种受灾群众恢复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xx年我县承保了玉米、小麦、奶牛、能繁母猪和育肥猪5个农险品种，共有8个镇乡xxxx万农户参保，收取保险费（含财政补贴）xxxx万元，其中农户缴费xxxx万元，占总保费的xx%；中、省、市三级财政补贴xxxx万元，占总保费的xxxx%；全年赔款支出xxxx万元，赔付率达到xx%。现就我县2013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建立了完整而且强有力的工作机构
我县由分管保险工作的副县长挂帅，成立了以农办﹑财政局﹑农业局﹑畜牧局﹑人保财险公司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为保证农业保险顺利实施，全县15个镇乡还建立了相应的农业保险推广站，组建了农险代办队伍，聘请了乡镇农业中心种殖业技术骨干和畜牧站养殖业技术骨干为乡级推广员，村组干部分工协助，进行农业保险的业务拓展和现场查勘工作。
二、加大宣传力度，做到农险专项惠民政策进村入户。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较多，覆盖面广，受益范围宽，政策性强，让广大农民朋友及时了解、认识、接受这项富民惠民的政策，必须切实做好宣传工作。今年我们积极与广播电视台联系，制作农险专题节目，考虑到农民朋友收看习惯，在合适的电视频道和时段滚动播出；同时结合抽样调查问卷的形式，深入到农村千家万户，摸清农村基层情况，从险种宣传，动员投保，到现场赔付，深入细致地宣传与报道政策性农业保险知识，使全县农民真正体会到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项稳定农民收入、分担农业风险的惠农政策。
三、制定一系列管理办法和措施，保证保费收缴和赔付方便及时。我们按照被保险农作物的栽种面积和生猪存栏量，确定当年承保面，结合各个镇乡实际情况，落实保险品种的承保目标，承保签单方式实行“相对集中”原则，即以整乡、村为单位整体集中投保和承保，禁止接受成数投保、比例投保。细化保单签订程序和手续，在保费的收取上，支公司到各乡镇现场核实清单收取保费。在查勘理赔方面，由于农业保险的灾害事故涉及面广，发生频繁，如何及时查勘﹑准确理赔是搞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关键。我们制定了全县的灾害理赔具体实施细则。在灾害理赔上，赔付与保费收取﹑与保险时段﹑与实地查勘的损失情况挂钩，做到灾害事件真实，灾害损失准确，查勘理赔及时。市、县二级公司都建立了赔案复查制度，进行抽查和自查。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同时对于所有的赔付案件进行公示和举报制度。
四、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农业保险经营管理费用不足。农业保险承保、理赔面广分散，涉及到农村群众千家万户，从客观和主观上必然增加经营成本。建议政府适当提高经营费用标准，增加必要投入，以有效鼓励保险企业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稳定企业经营，为增强我省“三农”抗灾救灾能力提供服务。
（二）农业保险管理水平和工作技能有待提高。农业保险政策性、技术性很强，如果经营农业保险不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势必影响经营质量和成果，当前部分从业人员缺乏经验和技能，不能适应业务发展的要求。建议政府主管部门主动与保险企业之间加强工作沟通协调，加强培训交流，通过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提高我省农业保险试点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
（三）理赔服务工作不够畅顺。生猪（能繁母猪）保险理赔工作跟不上的原因主要：一是县市畜牧兽医部门在出险检验工作时协调不够，或存在只勘查不出具检验结果证明，或有时直接向农户收取检验费用，从而引发农户产生意见；二是由于基层单位业务人员有限，加上养殖场地、保险标的分布在乡村以及边远地区，造成查勘定损不够及时。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出面协调，明确县级畜牧部门特别是乡镇一级的畜牧站（所）主动支持能繁母猪出险检验工作。
五、明年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思路
20xx年，我司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北省政府以及总公司关于积极发展农业保险的精神，提高服务能力，发挥我司在支持“三农”中的行业优势和作用。
（一）加大农网建设力度，加快农网建设步伐。为确保明年农业保险工作积极稳健发展，我司将进一步加快农村网点建设步伐，抓紧实施营销增员计划，拓展农村保险市场，不断扩大农村或农业保险覆盖面，切实为“三农”提供必要的全面的保险保障服务。
（二）扩大农业保险宣传，提高农村群众的保险意识。
在市分公司的支持和指导下，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在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助下，认真开展宣传工作，使农村广大群众认识保险，了解保险，接受保险，到主动自愿参加保险；积极配合政府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进一步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承保面。
（三）加大风险管控力度，确保业务可持性经营。一是严格把好承保质量关，做到现场验标，风险评估，防止“病从口入”；又要严把理赔质量关，规范工作流程，保证第一现场查勘，防止假案错案，防止道德风险发生。二是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和协作，取得人力和技术上的支持，弥补因基层单位人员、专业技能方面的不足，避免经营管理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确保农业保险试点业务可持续经营。
（四）积极做好政府营销，争取政策支持。开展农业保险，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行政推动。因此，结合实际，加大对当地政府营销的工作力度，最大限度地争取各级政府以及职能主管部门的支持，通过借助政府的行政能力，积极推动我县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稳步发展。
望采纳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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