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湖熟,天下足”据说是南宋时候的民谚。元代任仁发的《浙西水利议答》里提过。意思是：这个地方的粮食丰收，足于解决全国人口的吃饭问题。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的粮食供应基地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的太湖、鄱阳湖和洞庭湖等平原和湖沼地区。这些地区不仅自身人口稠密，还要运出大量的粮食供应其它地区，所以从宋代以后就流行有“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
“湖广熟，天下足”首见于明代李釜源撰《地图综要》内卷：“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清乾隆时还有过“湖南熟，天下足”的说法。当时包括长沙在内的整个湘北地区已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
宋元时期，湖南的粮食生产虽有很大发展，但全国粮食产销中心仍在江浙一带，民间流传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到明清时期江浙农村转种棉花，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江浙粮食已不能自给，需从湖广一带输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遂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南地区的粮食产量有很大的增长。明代湖南粮食外运数量相当大，如1429年（宣德四年），“复支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淮安仓”。1472年（成化八年），定全国运京师粮共400万石，其中湖广、江西等地“南粮”324万多石，占绝大部分。到明代后期长江下游的粮食多依靠湖广等地供应，如安徽的徽州粮食“大半取于江西、湖广稻以足食用也”。
粮食产量的增加，为粮食生产的商品化提供了前提条件。明初由于政府采取了招抚流亡、放还奴隶、劝课农桑等有利于经济恢复的政策，全国人口迅速上升。1371年（洪武四年）国都南京的人口达20万人。据明嘉靖《长沙府志》载，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长沙府的人口达50.9l万人，这在当时是个可观的数字。清代前期，全国人口增长幅度更大，从1741－1790年（乾隆六年至五十五年）人口由一亿多人增加到三亿多人。由于人口的增长城市就业人数（工商业者）的扩大，要求农村提供更多的与城市人口增长比例相一致的商品粮。有不少地区特别是苏州一带人口密集地区出现了“本地所产米谷，不足供食用”的局面，不得不依靠商人从外地贩运粮食来接济。据《清史稿》记载，1775年（乾隆四十年）仅崇明一个县就从外地运进粮食30余万石。因而长途贩运粮食量剧增，全国各地之间形成了固定的粮食供应关系，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粮食市场，长沙便是著称于全国的米市。当时浙江、江苏的粮食多仰给予江西、湖南、广东等地。据《长沙县志》记载，早在康熙（1662-1722）末年，“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在丰收之年，亦即仰食于湖广”。其时，湘米年输出在500万石左右，故“湖广熟，天下足”为全国人民所乐道。
同时，明清时期两湖粮食的外运是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受到上至皇帝下至封疆大臣的高度重视。从明清《实录》中查得两朝共86年次的外运记载，涉及14个省区，计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江西及京城，也就是说内地绝大部分地区与两湖形成了粮食供销关系。其中以长江下游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对两湖粮食的依赖性最强，在86年次中占33年次，其次是贵州占15年次，再次是两广、福建占11年次。长沙在两湖粮食供应中又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平粜和赈灾，湖南府县两级普遍设立了常平仓，并规定了定额，据嘉庆《长沙府志》记载，1765年（乾隆二十九年）长沙府储谷量达62359石，定额为12000石，溢额率达419.7%，是湖南省最高的。长沙府所辖各县储谷也达4.1—7.8万石，在县级常平仓中也是最多的。
湘米的大量外销，长沙米市的兴旺，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的。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都经历了从农田荒废到复耕中兴的过程。1368年（洪武元年），明政府诏令“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又诏令凡“洪武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宣宗（1426－1435）时更规定“垦荒田永不起科”。长沙府地方官吏忠实执行了这一政策。如洪武中，湘潭知县王叔“政务休养，劝民耕种，不数年麻菽遍野，户口倍增”；醴陵知县黄彦正修举废坠，综理合宜，招抚流移于列邑”；以致长沙地区农业生产恢复甚快并得到大规模发展。明嘉靖《长沙府志》载，1391年长沙全府已有官民田地、山塘共3.209万顷64亩。
明末清初又重复了元末明初的情况。从明末清初战乱到清康熙初年“三藩”叛乱，湖南土地大批抛荒。清政府自康熙开始采取封官的方法大力奖励垦荒，如规定：“贡监生员民人垦地十二顷以上，试其文义通顺者，以县远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对地方官吏则实行“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的政策。1665年（康熙四年），湖南长沙、衡州等属，垦田3133顷16676亩，1667年增至3190顷50亩。上升趋势一直延续到乾隆（1736－1795）年间，如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湖南田地共13.8923万顷81亩，至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增为31.2287万顷98亩，81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据《清文献通考》统计，自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724年（雍正二年）39年间，全国增加田地．近76万顷，增长12.5%，而湖南增加田近17万顷，占全国增长田土的22.4%，增长率达122%以上。长沙地区的田土增长更为显著，如浏阳县清初官民田地塘面积为3974顷62亩，1691年（康熙三十年）增至6941顷，到1738年（乾隆三年）增至8942顷48亩。可见，清政府奖励垦荒的政策措施，对扩大耕地面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地方政府适时采取一些减免赋税的措施，也对促进农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如1653年（清顺治十年）湖南巡抚疏请减免浏阳田赋，清廷准赋额减至53000担。
明清时期，长沙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技术都有所发展。明洪武间开筑大石坝，溉田数千亩；万历间善化知县唐源修筑龟塘，袤延20余里，荫田数千亩；随后知县胡锋又开筑塞塘、蓉塘、车戎塘、谷塘等。成化（1465－1487）年间，宁乡县民谢宗玺等还捐资修筑大阳坝，可灌田l万顷。到清代长沙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又有发展，如1644年（顺治元年），宁乡县双江口、泉塘等地开始筑堤建垸，先后建成同心围、徐家洲等16垸；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善化县修筑象鼻坝，可荫田3干余亩。又如宁乡县自乾隆以后，大力“凿井挑塘，筑坝蓄水，点滴不肯轻泄；沿河两岸横江累坝，架筒车汲灌”。耕作、施肥等农业技术也大有长进，水田、旱田各不相同。如水田施肥方法是“薅草坯烧火士，来青草拾牛猪狗粪，沤田池。栽插后，用石灰散布田中，能杀虫、肥土。又或用棉枯、桐枯、菜枯及牛骨灰者。秋获甫毕，即犁田蓄水，曰打白水，以七、八月为美，九、十月次之，有‘七金、八银、九铜、十铁’之谚”，以致“稻粳无滞穗，萑苇（野草）半殁枯”。山区旱田的施肥方法则是“三伏以锄转土覆盖草于下，候雨过炎蒸腐之，以美疆土。一岁种菸，再岁种薯、荞、粱、粟，三岁种芝麻”。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长沙农村在清前中期，非常重视水利建设，施肥、保持土地肥力和山地轮作技术已相当先进，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必然大大提高，高的可达“亩岁三石”。“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名不虚传。
朱元璋到底杀错了哪些功臣？
因为朱元璋所创功业的巨大与辉煌，又因其屠杀开国功臣的恶名，所以朱元璋一直是中国古代最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
一、历史冤枉了朱元璋？
1、朱元璋委屈吗？
应该说，朱元璋固然是雄才大略、人中之龙，但他一个人本事再大，也绝无法独力创造出这样巨大的功业的；还应该说，大明朝的事业也和许多其他的事业一样，绝非是某一个人单枪匹马所能缔造的，而是朱元璋和他的文臣武将、左膀右臂们齐心合力、共同打造的。
如此，朱元璋如果真是如书中所写的那样在成功之后大肆屠杀功臣的话——自《明史》修成以后至今，人们大多都相信这样的说法，即：朱元璋的开国大臣中只有汤和、沐英、耿炳文等极少数人没有死于朱元璋的屠杀——那朱元璋几百年来所遭受后人的批评、斥责乃至批判就一点儿也不委屈。
朱元璋果真杀功臣如草芥吗？我看未必——我总觉得真实的朱元璋恐怕未必是这样一个过河拆桥、心黑手辣的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朱元璋其实是个很知道感恩图报的人，尽管他的所谓屠杀，也不排除存在有若干冤枉情形的可能。
2、朱元璋是个知道感恩的人
在我看来，朱元璋显然是个知道感恩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姑且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马皇后这个人，应该说是朱元璋能够发迹的的关键人物。那么，朱元璋在得了天下后又是怎样对待她的呢？是利用完了就随手扔掉？还是一如既往恩爱有加、敬重有加？事实很清楚，当了皇帝的朱元璋虽然和所有的皇帝一样，后宫的美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但他并没有肆意******，而是专心国务、较为节制。花丛之中，朱元璋始终以贤德的马秀英为皇后，不但不离不弃，而且一辈子都敬重有加，甚至很多时候是言听计从。由此可见，朱元璋还真是个“信仰”“患难之交见真情”的人。
朱元璋的少年玩伴汤和，除与各主要开国功臣一样立有卓著军功外，还拥有他人都无法攀比的一项功劳。当年朱元璋之所以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就是他汤和写信力邀的结果。
如此说来，汤和就可谓是朱元璋加入“革命组织”的介绍人了。那么，在明朝开国后所谓的血雨腥风中，对朱元璋的整个人生来说都可谓起了关键作用的汤和，命运又是怎样呢？汤和戎马一生，南征北战达三十多年，军功叠垒间，也曾先后被封为中山侯与信国公，可谓功高位尊。都说朱元璋杀开国功臣无数，可汤和这样关键性的“革命引路人”毕竟是安然无恙（汤和自己也做得很好，随着地位、权势的上升，他选择及时地解甲归田，而且愈益恭慎），由此也略见朱元璋心性之一斑。
郭子兴就更不用说，毫无疑问是朱元璋的第一贵人。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农民军后，正是因为得到他的赏识才得以被一步步提拨上来，郭还把养女嫁给朱元璋以朱为自己的左膀右臂。郭子兴虽因误信谗言曾对朱元璋起过疑心，但朱元璋却并没有因此就恩将仇报，而是在内讧中想方设法亲涉险境把郭子兴救了出来。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也并没有与郭的儿子等抢班夺权，而是携同作战。只是才能更高的朱元璋本来就掌握着骨干部队——该部队基本上是以郭子兴处境困窘时朱元璋回乡招募来的七百多人为基础，通过招降、扩编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军队。而明朝开国后，朱元璋也没忘了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等。
通过以上事例，可见朱元璋内在品格的基本面是经得起推敲的，他绝不是那种内心卑鄙的小人。仅仅在这一层面上，也有足够的理由促使我们来研究朱元璋到底是不是个杀功臣如草芥的暴君。
3、是朱元璋冤还是他的功臣们冤？
出自社会最底层的朱元璋，年轻时为避饥荒曾近于行乞般流浪三年（也就是被苦难彻底磨砺和摔打了整整三轮的寒冬酷暑），之后不久，朱元璋以和尚之身参加红巾军，在经过了17年残酷战阵生涯的狂暴洗礼后，竟乃奇迹般地成就为创造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可谓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极少数皇帝之一。
24岁时赤手空拳参加农民军，40岁时登大宝坐拥天下，整个发迹的过程一共只花了朱元璋17年时间。1398年，朱元璋以71岁高龄驾崩于任上，掰着指头数数，他总共当了31年的皇帝。在历代统一九州的开国皇帝中，朱元璋是在大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朱元璋一生征战不息而能长寿（71岁在古代当然算得上是高寿），这应当归功于他有一个好身体（或许是流浪时磨练出来的）。而朱元璋的长寿，又使这位杰出的古代军事家能够把自己漫长的后半生投入到治理国家的伟大事业当中，从而成为一个政绩也很卓著的皇帝。
蒙元末年，群魔乱舞兼群雄逐鹿，历代乱世，形势还真是少有这么乱乎这么错综复杂的，而朱元璋竟然能在这巨大的混乱中后来居上，大败所有的魔鬼与英雄，收割所有的庄稼与果实，无论怎样看，他也真要算一个罕见的奇才异杰。而他做出的收拾战乱、光大传统文化、恢复汉民族正朔地位等诸多方面的贡献，使得这位文治武功无不突出于史的皇帝放射出了“伟大”的光芒。
可是很遗憾，有一个声音说：朱元璋太残暴了！竟然屠杀了这么多功臣宿将！这样的人怎么能配得上“伟大”二字！？并且，这个声音在明亡清兴以后越来越强，越来越大，朱元璋的名声也越来越坏。
那么，我们不妨了解了解，与朱元璋并肩战斗一起打天下的好汉都有谁呢？徐达、常遇春、刘伯温、李善长、李文忠、邓愈、朱文正、汤和、朱亮祖、胡大海、周德兴、廖永忠、傅有德、冯国用、冯胜、沐英、蓝玉……真可谓人才济济、群英荟萃！
众多文臣武将的名字，无法在这里一一罗列，但于明朝功劳最大的，大体也就是这些人了。这些大明朝的开国功臣，虽然只是辅佐朱元璋这朵大红花的绿叶，却并不妨碍他们的英名在史册上闪闪发光！
可惜这些开国功臣大多结局不好，许多都被朱元璋找借口给杀了。甚至包括徐达、刘伯温这样的大功臣在内，民间也传说是死于朱元璋之手。尽管朱元璋的大开杀戒很值得怀疑，可是被暗中洗了脑的人们都偏向于这样认为，他们懒得动脑子去质疑，所以他们乐于全盘接受清廷的结论。
果真如此吗？我看未必。因为清代修《明史》猫腻多多，包括《大明英烈传》这样的历史小说也被大肆篡改了，还有那所谓的“火烧庆功楼”的故事，大抵也系满清的捏造。
黎民百姓谁不憎恨暴君？文臣武将谁不憎恨屠杀功臣的君主？满清太清楚这一点了，为了让天下所有的汉人都忘怀明朝乃至厌恶明朝，满清的皇帝乃下定决心要把朱元璋这个千古罕见的牛人打造成千古罕见的暴君。显然，要实现这个目的并不难，清廷的统治者们只需把朱元璋屠杀人数的数字改大一些就可以了，只需把一些贪官污吏的死划拉到无过受死的功臣里就行了，只要指使人编造一些所谓的民间传说就行了。
于是乎，被蒙蔽了的清廷的顺民们大多都因为朱元璋很残暴之类的宣传而发自内心地弃明服清了。看起来，满清统治者的目的差不多达到了。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被蒙蔽住的，否则，反清复明的斗争怎么会长久地贯穿于有清一代乃至从未停息呢？
而在朱元璋这一方面，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注重民生、最痛恨贪官污吏的这么一位严厉而伟大的皇帝，则很可能就此成为了这一阴谋的残酷献祭和牺牲，乃至被改写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一个皇帝。我想，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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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明朝开国功臣之死
朱元璋到底残暴不残暴？明初各主要开国功臣之死到底冤不冤？为了解答这样的质问，我们似乎有必要在事实层面上就此作些探究，乃至作些相应的推理和评判。
4、徐达到底是病死的还是吃蒸鹅死的？
先说徐**死。民间传说徐达晚年身患背疽，而朱元璋赐了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吃后，没几天就死了。这样的徐**死，我以为是不可信的。首先，这是野史传说，本就不足为信。其次，长背疽的人吃蒸鹅就一定会死吗？我不懂中医，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请一位中医高手来解答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的中医会用科学来否定这一说法的。再次，有关徐**死的另一说法——徐达因长年征战，奔波劳顿以致积劳成疾，于1384年54岁时病逝于南京。史书记载说：徐达死时，朱元璋伤心欲绝，辍朝祭奠深致哀悼，并列徐达为开国武将中之第一功臣，誉之为“万里长城”。不知怎么的，也许是因为徐达的中正和谦谨，也许是因为朱元璋的基本品格值得信赖，我总以为这后一种说法应该更为可信，而且动徐达如动国家之基础，朱元璋还不至于这么糊涂。
5、刘伯温究竟是不是胡惟庸害死的？
关于刘伯温之死，史书记载说：刘伯温病重后，因为接受了胡惟庸派来的医生的治疗，然后就死了。而人们通常都怀疑刘伯温其实是死于朱元璋之手。但我以为，他其实就是死于胡惟庸的暗算——当时担任宰相的胡惟庸嫉恨刘伯温，因此指使人向朱元璋进谗言陷害刘伯温，朱元璋自然很生气，乃夺了刘伯稳的爵位。在胡惟庸势力的压制下，心情郁闷的刘伯温终于病了。然后就发生了胡惟庸派医生来为之看病然后刘伯温病逝的事，这一年是1375年。
在我看来，即使朱元璋日后真是想大杀功臣以固皇权，当时的他也是绝没有杀死刘伯温的想法的。一来那时刚建国七年，身体很健康的朱元璋就算想杀功臣也不用这么早就动手；二来年纪比朱元璋大17岁的高级军师刘伯温在朝中也远没有淮西集团势力大，对朱元璋远构不成威胁；第三，我以为朱元璋当时也只是想在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的淮西集团和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之间搞权力平衡而已。
朱元璋在李善长退休之后曾经邀请刘伯温出任丞相，可刘伯温一再地谢绝了——也许他不想介入到朝廷**的旋涡中去，也许他忌惮于功高震主，早就抱定了功成身退的主意。朱元璋也知道刘伯温的心思，也就不好再勉强，他转而向刘伯温咨询包括胡惟庸在内的丞相人选。刘伯温的回答是，这几个人都不成。
但朱元璋最终还是任用胡惟庸担任了丞相——他似乎另有他的谋划。可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胡惟庸竟然胆大妄为地害死了刘伯温（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刘伯温确实是死于疾病）。总之，我以为刘伯温这样的在朝廷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开国功臣绝非为朱元璋所杀。
6、廖永忠死得冤不冤枉？
除以上两个相仿的案例外，也还有别的类型的案例值得我们探讨的。比如被朱元璋以逾制理由杀死的廖永忠，人们认为他真正的死因乃在于是他当初执行了谋杀小明王的任务。
在我看来，这个事情要看怎么说了。在皇权至大至威的封建社会，臣子私穿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论起罪来，恐怕至少或大体都是要判斩立决的，按明朝的法律来论自然也不例外。否则，那就要考虑《大明律》之类还执行不执行了。
而朱元璋执法的严格又是今天和当时的人们都很知道的，这是一位古今中外都少见的六亲不认的严格执法者——朱元璋连至亲戚犯法都绝不宽恕，例如：开国功臣、亲侄子朱文正违法乱纪，乃按律囚禁；驸马爷走私捞钱，被发现后，也被按律处死。
如此说来，则廖永忠的死其实就并不冤了——朱元璋对廖的处置并没有超过法律的规定。
但若把廖永忠之死联系到小明王之死（如果小明王确系死于朱元璋的阴谋）来理解的话，则说朱元璋借故杀功臣也未尝不可。
之外也还要顺带说说，无论小明王的死因是什么，朱元璋的江山却始终都是靠自己打下来的——虽从郭子兴统军时起朱元璋就是小明王、刘福通名义上的部下，但实质上双方其实只是一种农民起义军之间的同盟关系。乱世间，群雄逐鹿，哪一方不都是旨在为自己打天下吗？当小明王的力量损失殆尽了，朱元璋出于道义把小明王救出并供奉了几年，当天下将定时，任何人处在朱元璋的位置上，难道谁还真的会把自己打下的江山拱手让给不太相干的他人吗？
7、其他开国功臣的结局
明朝开国，文臣武将可谓若群星灿烂。但这些人中，有许多在连年的战争中牺牲了，也有不少是在战争年代或建国后的和平年代中因病而死或正常老殁了，还有一些，则有因犯法而死的，有因涉嫌谋反事而死或因此连坐而死的，等等。考察这些人的死亡原因，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朱元璋在怎样对待功臣这一问题上的态度。
下面姑且罗列明朝部分骨干功臣之死以供参考。
常遇春——因病死于北伐途中。
李文忠——建国后病死。
朱文正——因违法被囚禁，病死于监狱。
邓愈——建国前病死。
胡大海——建国前死于降将的暗算。
朱亮祖——建国后犯法而死。
周德兴——以儿子乱法连坐而死。
傅友德——因请赏田被朱元璋赐死。
冯国用——死于军中。
冯胜——坐蓝玉案赐死。
沐英——世代镇守云南。
康茂才——病死军中。
郭英——老病而终。
叶琛——被叛军捕获，不屈而死。
章溢——病死。
考察以上功臣的结局，一般认为傅友德、冯胜两人是朱元璋为了让皇孙的帝位不受任何可能的威胁而找借口处死的。如果清修《明史》没有在这两人的问题上做手脚，则这两位功臣就确实是被冤枉了。果然如此的话，则我们可以说，朱元璋找借口杀功臣并非全属编造，而是确有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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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蓝大案是不是冤狱？
8、胡蓝大案的复杂性
真正使朱元璋得杀功臣恶名的主要是发生于1380年的“胡惟庸谋反案”和发生于1393年的“蓝玉党案”，史书记载说朱元璋借这两件大案以“连坐”之法各屠杀了3万人和1。5万人——这两个很大的数字有值得怀疑的理由，因为清修《明史》时对明代历史有多种篡改。倘若这样的数字并非篡改而得，而是历史的真实，那就确乎更值得后世来探讨之。
怎么说呢，在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谋反、结党通常是皇帝忌恨极大的罪行，惩处起来通常是无所不用其极，包括酷刑、连坐在内。所以，这两个案子的关键在于，胡惟庸和蓝玉是否真的被冤枉了，而不在于杀了多少人。如果这两位没有被冤枉，那就不能说朱元璋是借故大杀功臣。如果胡、蓝都被冤枉了，那朱元璋就理所当然应当背这个屠杀功臣的恶名。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第一，即使在今天看来，胡、蓝这两位都确乎是有谋反或骄横违法的问题的；第二，在后人看来，朱元璋当年也确有借此砍去丞相这一机构以集权于皇帝的意思；第三，清代修撰《明史》时还曾对明代的史书和史实大肆篡改和销毁的行为。以上三点混合在一起，的确构成了今人意欲洞悉这两个大案之真实详细的很大障碍和困难。
但我们姑且还是来分析一下这两个案件罢。
9、“胡惟庸谋反案”：胡惟庸该不该杀？
胡惟庸，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先后担任元帅府奏差、知县、通判等多种低、中级官职，在开国功臣中几乎排不上号。也就是说，朱元璋打天下的过程中，胡惟庸的建树非常小，乃至是因为追随了朱元璋，他才在乱世中混了口饭吃也不一定。总之，要把胡惟庸列为开国功臣恐怕都有点勉强吧？
应该说，胡惟庸的发迹主要是在建国以后。洪武三年（1370年），胡被任命为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年），又被任命为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胡惟庸甚至当上了位居百官之首的左丞相！胡惟庸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并未立有大功，但因为是李善长的亲信，同时也受到朱元璋的信任，所以升官很快，可谓是权力平衡斗争中的受益者。
最初只是朱元璋帐下文书的淮西人胡惟庸，之所以被朱元璋提拔上来委以重任，其实只是朱元璋想利用来制衡朝廷中权势最大的淮西派首领李善长的一颗棋子，可是胡惟庸在当上宰相的头几年里，一方面既得朱元璋宠信，另一方面又紧紧倚靠着李善长，这使得朱元璋很不舒服，而胡惟庸本身的问题又那么多——胡惟庸眼见自己权势日大，就日益地骄横跋扈起来，比如专权擅决、受贿营私，比如结党自固、试图谋反以及勾结日本、蒙古，等等——所以朱元璋干脆就把他这一支野心勃勃且日益壮大的力量彻底给废了。之后，一不做，二不休，为子孙计，为社稷履的朱元璋又干脆那李善长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给拔除了。至此，朱元璋终于决定把在内心深处萌动已久的废除宰相职位的想法付诸实施。
胡惟庸的这些罪名确实不确实？以谋反罪判处他到底冤枉不冤枉？有关这一点，我以为即使排除掉当中朱元璋要废除丞相这一机构的意图，也应该是不冤枉的吧。在胡惟庸谋反这一案件中，如果史书记载的数字竟然没有错，那朱元璋的连坐之杀也确有牵涉太广之嫌。
像连坐这样的刑法，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当然是很不合情理的，但在古代的中国，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包括唐宋在内没有不实行此法的（包括各种酷刑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也就不该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和谩骂朱元璋对所谓谋反之人的所谓连坐了。所幸的是，人类已经走进了文明程度已然较高的现代社会，今天的世界上，酷刑和连坐早已被各国废除。
10、“蓝玉党案”：蓝玉该不该杀？
蓝玉，开平王常遇春内弟，初期在常遇春帐下听令，有勇有谋，屡立军功，在明初众多的开国功臣中属于后期之秀。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傅友德领军三十万征讨云南，蓝玉被命为二把手，沐英为三把手，结果大胜，蓝玉得以封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命蓝玉为大将军统兵十五万讨伐蒙古，蓝玉率军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大败蒙古军队，蒙古人从此陷入内乱。蓝玉以此被封凉国公。
蓝玉军功确实很大，但他却居功自傲、骄横跋扈，问题多多，如侵占民田，蓄养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北征时侵占了许多战利品如珍宝之类。此外，蓝玉还对太子朱标表达了对朱棣的担心，结果得罪了朱棣。朱棣后来在朱元璋面前说蓝玉的坏话，使得朱元璋对蓝玉很是不满。后来锦衣卫又报告说蓝玉企图谋反……
蓝玉到底该不该杀？即使不算所谓的谋反这一条罪，按法律严格追究起蓝玉的各种违法行为来，想必他也是离死罪不远了。但蓝玉毕竟是军功赫赫的大将，杀之对明朝实在是个较大的损失。这就要看朱元璋做什么样的抉择了。结果呢，朱元璋的决定是杀之。
蓝玉的死显然使明朝丧失了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如果明朝打算把蒙古人占据的地盘收为疆土，则朱元璋晚年时还活着的蓝玉、傅友德、冯胜几位自然是最好的拓土大将，可惜朱元璋对只适合放牧不适合耕种的荒凉漠北不感兴趣，所以蓝玉的价值也就没有了大用。如此，在年事已高的朱元璋眼里，心腹手下众多的蓝玉就成了皇权的一大威胁。太子朱标死后，鉴于皇太孙文弱，朱元璋更感到了这种威胁之大。再加上蓝玉言行本就多有不端，锦衣卫又密告蓝玉要谋反，朱元璋就索性把他一锅端了。
这个案件是否冤枉了？杀人是否真的杀得太多了？历来也是众说纷纭。我个人的看法是倾向于认为总体上并不算冤枉。
11、封建社会的弊端所在
朱元璋想永葆自家的江山，想建设一个法制厉行的美好社会，他不能允许自己开创的国家混乱污秽，他想规避掉自己死后天下复又大乱的任何一点风险，所以他屡出铁碗重拳——他有错吗？按他的理念和思路来说，他没有错。
而各大功臣呢？都是血火里冲杀出来的好汉，吃过苦，挥过汗，流过血，坐了江山后想过得舒服一点，享受一点，所以不免放纵一些、恣肆一些——这虽然可以理解，但前提是遵纪守法，严格要求自己。
可因为帝王永固江山的防范意识，难免会有若干有过或无过的功臣死得可能比较冤……那么，后人又该怎么评说这一切？
其实，这类问题说到底，症结势必还是要归结到制度问题上来。封建社会的制度弊端在封建社会恐怕是任何帝王也解决不了的，人类惟有不断地迈进更文明、更民主、更开明的社会形态，才能从根子上来克服这些弊病吧。
总之，综上所述，我以为朱元璋没有原则、随心所欲地屠杀功臣的说法在总体上是很值得深入探讨和质疑的，乃至也是有可能完全推翻或部分推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