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早的农业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在大河流域附近诞生，他们都在孕育自己文明的母亲河流域内种植小麦，可以说这些辉煌的古代文明都是建立在麦田之上的。拿华夏文明来说，古老的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可是，自秦统一了中国后，历代王朝却出现了向长江流域倾斜的趋势。到了明清时期，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长江以南地区的钱粮赋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很多历史学家归咎于北方频繁出现战乱，整个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导致历代政权不得不把经济战略重心逐步向南转移。这个说法固然有道理，可再往深一层想，为什么北方会频频出现战乱，而南方没有呢？有人对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进行深入研究以后，提出了一个猜想：或许中国两千多年从北向南的变迁，不过是小麦和水稻这两种农作物的一场接力赛而已。
研究人员拿《简明中国通史》与历代农业区域经济地图进行对照，发现小麦种植与古代社会动乱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爆发点几乎都集中在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区，这些地区恰好就处于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中国小麦种植历史最悠久的地区。
中国的小麦种植区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这些地区种植的其他粮食作物如小米、高粱等也都属于麦类，都是旱地种植作物。而这些作物都是大量消耗土地肥力的植物，不宜在同一块地上连年耕种，通常是种植一季就得休耕一到两年。这就意味着，这些地区每年大约只有一半，或者更少的土地能够生产粮食。因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从秦统一以来，中国的经济战略重心南移的原因了，因为立足于黄河流域的王朝面临着巨大的粮食供给压力。
另外，由于黄河流域气候干燥，降雨量偏少，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灌溉。干燥的环境又使水分蒸发得非常快，碱性的黄土地失去水分很容易结块，使土地盐碱化，一年比一年贫瘠，以致不能耕种。原本产量就不高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再加上土地兼并的矛盾越来越越尖锐，就不可避免的导致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农民起义。
经过一番纷争和战乱之后，这些被闲置数年乃至十数年的土地得了休息、恢复，社会又得以安定下来，开始新一轮的消耗地力的循环。
在今天的尼罗河两岸，那些沙漠化的、曾经孕育过古埃及文明的繁荣地区，早已失去了古埃及文明存在的条件；而位于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昔日孕育了辉煌的两河文明的千里沃野，如今已变成了一片寸草难生、结板邦硬的盐碱地。它们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当地人别无选择地采取灌溉手段种植小麦，中国的黄河文明也在小麦农业中苦苦的饱受煎熬。
在秦始皇统一之前的古代中国，农业开发程度不高，规模也有限，当时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非常良好。但是随着一个统一的大国出现，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开发和索取也随之展开，于是，小麦种植导致的土地贫瘠问题就成为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心腹之患。人地矛盾也演化成了严重的社会政治矛盾，一个显赫的王朝颓然倒下，经过一阵动乱，新的王朝在恢复肥效的土地上又开始崛起。
到了大唐帝国时期，唐王朝制定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和赋税制度，使黄河流域的土地开发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水平，在迎来空前繁华的?盛唐气象?的同时，也使得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走向了衰竭。由于唐王朝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过度开发，致使土地肥力达到了极限，唐中期以后，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唐帝国又重蹈了之前各朝代的覆辙，陷入了激烈的动荡局面，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成了唐帝国下半生的主旋律。中国社会进入长达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国大分裂时期，黄河文明似乎陷入了危机重重的漩涡之中。
但是，中国并没有像其他的古文明一样，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彻底衰亡，而是薪尽火传，一直延续至今。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我们还有另外一条大河长江，在长江流域还有另外一种粮食作物在等待着我们的祖先。
这种粮食作物就是水稻。水稻种植在我国唐宋时兴起，特别是北宋从越南引进优质的古域稻种之后，水稻就开始担起了承载中华文明的重任。水稻产量非常高，农民朋友播下去的种子通常可以收获20倍以上的稻谷，与小麦4倍于种子的产量显然要可观得多。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一年可以种植两季，部分地区甚至可以种植三季，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生产出比小麦多出几倍的稻谷。
更重要的是，种植水稻的土地不需要休耕，只要每年适当补充养料就可以持续不断地耕种。另外，水稻通常浸泡在几十公分的水中生长，避免了麦田反复灌溉使水分大量蒸发而造成的土地盐碱化的问题。因此，中国从北宋开始，各王朝的经济重心便正式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伴随着小麦一同衰落的中华文明却因水稻农业的兴起而重新获得了生机。
当我们把宋王朝当作小麦经济和水稻经济的分水岭时，就会发现，水稻支撑起中国农业之后，中国统一王朝的更迭周期比过去延长了。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算起，到北宋建立之前，中国共经历了十个朝代更迭，历时1180多年，平均每一个朝代只有118年的时间。而从北宋到清朝灭亡共有五个朝代，历时950余年，平均每个朝代约为190年。如此看来，北宋以前朝代更迭频繁，真的与黄河流域的小麦农业有着莫大的关系。
中国自宋之后，以长江流域的水稻作为国人生存的基础，还在很程度上改善了百姓的健康状态。从历史的大数据看，北宋以前中国的人口从未突破过6000万，但是从北宋开始，中国的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到清朝末年达到了4亿。作为人口增长的基础，主要粮食作物种类的变化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后，历代王朝却出现了不断向长江流域倾斜的趋势。到了明清时期，整个国家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长江以南地区的钱粮赋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历史学家说，这是因为北方频繁出现战乱，经济遭到了破坏，所以历代政权不得不把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可是这个说法不是很圆满:北方出现战乱，那么南方为什么没有?他们对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进行了认真思考之后，提出了一个猜想:也许这两千年从北向南的变迁，不过是小麦和水稻这两种农作物的一次接力赛而已。 小麦与农民起义 如果我们一手拿着《简明中国通史》，一手拿着农业区域经济地图对照。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小麦种植业与古代社会动乱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我们先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导致王朝覆灭的重大农民起义: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于安徽大泽乡: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爆发于山东莒县: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爆发于河南洛阳；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爆发于河套地区；隋末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山东、河北、河南:唐末的黄巢起义爆发于山东:元朝末年的红巾起义爆发于安徽:明末的农民起义爆发于陕西北部。 农民起义的爆发地几乎全部集中在安徽、河南、山东、陕西等地。而这些地区恰好是处于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中国小麦种植历史最悠久的地区。 中国的小麦种植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地区。在这些地区种植的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高粱等也都属于麦类，都是旱地种植作物。这些作物都是大量消耗土地肥力的作物，不宜在同一块地上连续种植，通常种一季就得休耕一两年。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地区每年大约只有1/3到1/2的土地能够收获粮食。因此自秦朝统一以来，立足于黄河流域的王朝承受着巨大的粮食供给压力。 更糟的是，黄河流域气候干燥，降雨不足，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灌溉。干燥的环境使水分蒸发得非常快，碱性的黄土失去水分之后容易产生结晶，造成土地盐碱化，土壤肥力大幅度降低，一年比一年贫瘠，以至于不能耕种。 原本产量就不高的耕地不断减少，土地兼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了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农民起义。在经过多年的战火狼烟之后，土地经过休息得到了恢复，社会才再次安定下来，开始新一轮消耗地力的循环。但是总体上，土地的肥力还是在逐步下降。 古文明在麦田中衰亡 人类最早的农业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在大河流域附近诞生。其中古埃及、古巴比伦的人们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在孕育自己文明的母亲河流域内广种小麦。可以说，这些辉煌的古代文明就是建筑在麦田之中。可惜，它们都没能逃过小麦农业衰落的命运。 在今天埃及的尼罗河两岸，只要看一看那些曾经繁荣的地区普遍沙漠化的景象，你就知道这里早已失去了古埃及文明存在的条件。而在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昔日孕育了辉煌的两河文明的千里沃野现今已变成一片寸草难生、板结得硬邦邦的盐碱地。它们衰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在自然环境的限制下，当地的人们别无选择地采取了灌溉方法种植小麦。 中国的黄河文明也在小麦农业中饱受煎熬。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的两千年里，中国的农业开发程度不高，规模也不太大。当时黄河流域的生态情况良好。土地仍然保持着较好的肥力。中国社会政治动荡基本上是由诸侯国争夺霸权引起的，很少出现农民起义或者民变这样的事情。 随着统一国家的产生，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开发随即展开，于是小麦种植导致的土地贫瘠问题开始成为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心腹之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直接危及农民的生存。人地矛盾演化成严重的社会政治矛盾，一个个显赫的王朝颓然倒下，经过一番动乱，新的王朝在恢复肥效的土地上重新崛起。到了唐朝。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终于走到了衰竭的一天。 当时，唐王朝制定出非常出色的土地政策和赋税制度，使黄河流域的土地开发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唐朝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农业奇迹，迎来了梦幻般的“盛唐气象”。然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唐朝的大规模开发下，终于达到了地力的极限。唐朝中期以后，帝国再次陷入激烈的秩序动荡，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成了唐帝国下半生的主题。最终，中国进入了50余年的五代十国大分裂时期。 看起来，黄河文明似乎已经危机重重。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没有像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那样彻底衰亡，而是薪尽火传，一直延续至今呢?因为我们还有另一条大河——长江，在它的怀抱里有另一种粮食作物——水稻在等待我们的祖先。 水稻挽救了中华文明 水稻种植，在中国作为一种大规模的农业，大约在北宋的时候兴起。自从宋朝从越南引进优质品种的占城稻之后，水稻真正担当起了承载中华文明的重任。 水稻是一种喜爱水热性气候、需要大量水资源的作物，非常适合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种植。这种作物产量非常高，农民撒下去的种子通常可以收获20倍左右的稻谷。这与小麦4倍于种子的产量相比显然是非常可观的。再加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一年可以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这意味着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种植的水稻要比小麦多出好几倍。这对于因为粮食危机不断陷入动乱的古代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种植水稻的土地不需要休耕，只需要每年适当补充养料就可以持续不断地耕种，比起种一季就得休耕一两年的小麦来说，大大缓解了人地之间的矛盾。再加上水稻常年浸泡在几十厘米深的水中生长，避免了麦田反复灌溉使水分大量蒸发造成的盐碱化问题。地力衰老的周期大大延长，无形中也延长了农业生产衰落的周期。 从北宋开始，中国古代王朝的经济重心便正式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与小麦农业一同衰落的中华文明也在水稻农业中重获生机。 1000年前的分水岭 如果把宋朝看做小麦经济和水稻经济的分水岭，我们会发现，水稻接掌中国农业后，中国统一王朝的更迭周期比过去延长了。 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开始算起，到北宋建立之前。中国一共经历了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十个朝代更迭，历时1180余年，平均每个朝代只有100多年的时间。而从北宋到清朝灭亡，一共有北宋、南宋、元、明、清五个王朝，历时950余年，平均每个王朝接近200年。北宋以前朝代更迭频繁，与黄河流域的小麦农业不无关系。而北宋以后以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作为帝国生存的基础。显然大大改善了帝国的健康状态。 从历史上的人口数据来看，北宋以前中国人口从未超过6000万，但是北宋以后人口急剧增加。到清朝末年达到了4亿。作为人口增长的基础，主要粮食作物发生变化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小麦到水稻的转移给中国政治的格局也带来深刻的变化。北宋以前的3000余年间，中国的人口、经济集中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繁荣，相对于北方游牧民族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游牧民族虽然屡次南侵，却始终不能深入到帝国的纵深地带。但北宋以后。由于经济重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南迁，使中原地区变得空虚起来，给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机会。北宋与辽、南宋与金的恩怨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随后，蒙古和满族也都先后成为了中国的统治者。这在北宋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也错过了机会 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时代的危机，往往可以成为开启下一个时代的契机。古代西欧的人们与北宋以前的中国人一样，常常面对粮食供应不足的危机。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分裂成为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长期缺粮使他们内乱频繁，战争不断。他们并没有水稻来救急。于是便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解决生存问题，包括大力发展工商业，用工业产品从远方换来粮食。饥饿让欧洲脚踏实地地走向了世界，并最终找到了工业化的道路。 相比之下，我们似乎很幸运，在我们的文明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我们利用水稻这种植物成功地应付下来，使历史发展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我们始终守着最让人感觉踏实的农业，无论商业还是工业都显得没什么必要，甚至是不务正业。于是，机会在贫瘠的小麦田垄中到来，很快又从肥沃的水稻沟渠中流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