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京”作为地名至少可以追溯至二千年前的东汉时期，当时都城洛阳的东门有三，其中靠南的即名“望京”。为何以此命名呢？想必和伟大诗人屈原有关。屈子《九章》收有一首《哀郢》。该诗表达了诗人被迫害离别郢都，在流亡江南的途中，对故都的思念以及忧国忧民的沉痛心情。诗中这样写：
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
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这里的“龙门”即是指郢都东门。“望京”之名或由此而来。
唐代，据《长安志》记载，骊山别宫华清池，“西面曰望京门，宫之西面正门也。门外近南有御交道。上岭通望京楼。”华清池的西门名望京，骊山上还建有望京楼，皆因面向京都长安是也。在诗人辈出的唐代，不仅骊山，汴州、益州、苏州、梓州等地都建有望京楼，然而最出名者恐怕唯幽州望京楼莫属。
那位感叹“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大诗人李益，在唐代宗大历四年(769)考取进士后，久不得志，遂弃官而去，游历燕、赵间。德宗贞元十二年（796）至十六年（800），被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辟为从事，后官幽州营田副使等职。期间曾写下一首五言律诗《又献刘济》，诗曰：
草绿古燕州，莺声引独游。
雁归天北畔，春尽海西头。
向日花偏落，驰年水自流。
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
李益诗中提到的“望京楼”，具体位置今无从考证，却是现知北京地区最早以“望京”命名的地方。
二百年后，当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名臣王曾奉诏出使辽国之时，幽州业已成为辽国南京析津府，又称燕京。王氏归国后有奏疏《上契丹事》，内云：从燕京“出北门，过古长城，四十里至孙侯馆，后改为望京馆，稍移故处。”
辽燕京北垣设城门二座，西曰通天，东曰拱辰。拱辰门旧址大致位于今西城区闹市口大街中段。孙侯馆则大体位于现在的朝阳区孙河村。按王氏奏疏所记：出燕京北门，四十里处曾设有驿站孙侯馆；后来改设望京馆，位置也发生了迁移。迁移后的位置在哪？后文会提及。
不知何故，在宋仁宗庆历初年官修的《武经总要》中，这条内容被记作：“出北门，过古长城，至望京，四十里。”明末清初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更是引申为：“望京馆在城东北五十里孙侯村，辽建，为南北使臣宿息饮饯之所。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门，至望京馆，即此。”
这些说法显然是将孙侯馆和望京馆视为一体。随后，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吴长元的《宸垣识略》以及《光绪顺天府志》等均照搬此段记述。今人亦多信以为然。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出使辽国的王珪，作有题为《望京馆》诗一首，描写了他出使辽国归途行至望京馆时，被北国早春风和日暖、山花烂漫的动人景色吸引，一路上归心似箭的心情不禁跃然纸上：
一从绝漠返朱轮，便有东风逐去尘。
和气旋成燕谷暖，使华重照苏门新。
山川如避中原执，天地应酣上国春。
二月塞亭行欲尺，初花犹未识归人。
该诗提到了望京馆，那么望京馆的具体地理位置在哪呢？二十多年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沈括使辽，归国后，沈括向朝廷上报的《使虏图抄》中对望京馆有明确记载：“自（幽）州东北行三十里至望京馆。望京馆西南距幽州三十里，自馆东行少北十余里出古长城。”《日下旧闻考》错将此段文字的出处记在沈氏名著《梦溪笔谈》名下，非也。
若以燕京拱辰门计，东北行三十里刚好与旧时朝阳区大望京村的距离相吻合。依笔者管见，北宋使臣王曾，提到的望京馆“稍移故处”以及王珪笔下的“望京馆”或许就指大望京村一带。如此看来，该村所在区域至少从沈括使辽之时便得名“望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