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云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银发〔2013〕276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4〕3号）等文件精神，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工作部署，市金融办积极探索和创新沿边金融综合改革工作，继续深入推进我市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主要成效如下：
一、敢闯敢试,大胆创新.力争把我市打造成金融改革的桥头堡。
一是新起点，新目标，新作为。作为“十三五”的开端之年市委改革办将沿边金融综合改革纳入我市十二项全面深化改革事项的重点工作，市沿边金融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研究部署，推进实施，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配合上级部门共同推进金融开放创新，为改革工作提供服务保障。二是制定2016年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三是细化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分工，将十二项金融综合改革工作任务目标逐条、逐块进行细化分解，明确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四是加强统筹协调。在市政府统筹下，市金融办、人民银行防城港中心支行、防城港银监分局、防城港外汇管理中心支局及驻防城港各银行机构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五是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实施推进的动态跟踪机制和分析报告制度，建立汇报对接机制。六是落落实工作保障措施。统筹发挥好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同作用，加大财政金融资源的配置力度，较好地满足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特色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多元化融资需求。
二、积极开展先行先试，重点抓好沿边金改落实工作
（一）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硕果累累
2013年7月，获准开展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截至2016年10月底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为470亿元；2014年5月23日，国家外管局正式批复同意东兴试验区开展扩大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到2016年10月底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兑换金额累计2.09亿余元。
（二）区域银行间交易平台建设成效显著
2014年4月26日，农业银行挂牌运行中国（东兴试验区）东盟货币业务中心。该中心是目前云南广西两省区唯一一家专门落实沿边金融改革，在边境一线设立的银行业务中心，肩负着“建立中越两国本币直接结算机制，在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内实现货币自由兑换、自由流通”的历史使命和重要任务，截止2016年11月底，东盟货币业务中心跨境总结算量57.8亿元。
2014年4月1日中国（东兴试验区）东盟货币服务平台正式运行，统一对客卖出越南盾报价，形成了可复制的人民币对越南盾“抱团定价”（一周一次）、“轮值定价”（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东兴模式”，提高了中方边贸结算银行的汇率定价权，形成了人民币对越南盾汇率发现制，促进了边贸的发展，并在上海外汇交易中心挂牌建立越南盾交易子系统，正式把该平台形成的汇率作为上海外汇交易中心的官方汇率。截至2016年10月底平台共实现越南盾交易4162笔，金额630.41亿元，进行越南盾卖出报价1252次、越南盾买入指导价报价1170次。预计11月底平台实现越南盾交易金额650亿元。
（三）跨境保险市场实现新突破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成立全国首家跨境保险服务中心，中心主要有四个功能：产品销售与推广，可进行跨境车辆保险、人身意外保险、出口货物保险等主要产品的销售以及推广；“一站式”服务体验，可实现所有跨境保险产品的承保、咨诉、理赔全流程“一站式”服务体验；创新交流平台，可作为跨境保险服务交流的平台，开展跨境保险课题研究，研发创新保险产品；助推边贸发展，将为跨境人、财、物保险需求提供保障，助力出口信用、边境物流、境外旅游等经贸发展。
（四）初步建成社会信用体系
我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已成功搭建，已全面启动信息采集工作，与公安、工商、质监、国税、地税五部门协商签订了《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协议》。信息采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市质监局、地税局、国税局基础数据采集的入库工作。
“三农”易相发展关系图（图1）如右：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本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旧村改造问题。在当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下，多少不规范的所谓“改造之举”是多么的令人心寒。其中集体土地被非法买卖是一大问题。而这背后又是各方势力的利益之争。农村以土地广阔，发展宽阔而著称。如果土地不保，何以谈发展？即使是发展了，农民也是同样没发展，相反而是在旧村改造中被抹杀掉，农民也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在处理农村土地的时候，多少的不规范行动在众怒睽睽之下被鄙视，而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小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改造，我们是不是还能这样空喊口号而为之呢？政府应当派专人组成考察团队，落实农村土地的使用情况，做到心里有数才行。还有就是要强化法律意识，对农村土地征用办法进行公布，防止不法利益集团钻空子。旧村改造也要做出明确规定，对于侵占宅基地的要做出具体补偿办法，建立必要的服务设施。
当然 还有很多方面，它遍及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养老医疗问题和幼儿教育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等等的不规范需要我们去重视，去改正。 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参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全局，要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措施都与资金的投入密切相关，但是近几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所存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相对不足。农业产业本身的体制问题也影响金融资本向其流动，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经济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加上基础设施差，难于容纳较多的金融资金。
目前我国的农业体制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经营方式只能容纳少量的小额农贷资金。
一是这种经营方式农户的资产较少，不能承担较大的信贷风险；
二是这种经营方式限制高效农业和农业深加工的发展，农民不需要较多的贷款。
因此，目前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三种情况：
一是还有不少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的问题较多，加上当地的金融风险较大的影响，目前还出现支付的困难，没有钱支农；
二是部分农村信用社存款多，但又不敢支农，资金闲置；
三是有的农信社实际上办成了商业银行，在城市里与商业银行争存款，争贷款，不愿支农。 概述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朱镕基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至。为什么一个有着5000年农业文明史，有4000多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中国，在21世纪的农村处于“苦”、“穷”、“险”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点：
产业的天然弱质性
种养业，依赖于当地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可能整体改变，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气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国实际整体上是破坏，环境在恶化。这是农业的天然弱质性。
生产资料弱质性
种、养业量的增长，依赖于可耕种土地和草原的面积扩张，从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农地面积的国际比较看：1992—1994年，美国为118.2公顷，加拿大为173.8公顷，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英国为28.2公顷，荷兰为6.4公顷，低收入国家平均也有1.7公顷，而我国仅有1公顷。我国总体上是一个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在农业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国有史以来历次“均贫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工业化时期，农业机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没有需要，也没有可能成为农业生产主要手段。因此，我国农业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也是弱质的产业。
劳动主体弱质性
首先,有限的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数失去控制，新中国50年增加8.5亿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产力提升创造的价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费品相对减少，用15%的GDP养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人才。其次，工业化过程,乡村商品流通政府垄断，阻止了农村市场的形成，农产品商品率和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低，没孕育出市场经济人才与机制，农民不具备闯市场的天资。再次，城市需要的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的筛选，吸纳的都是农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农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最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普遍文化素质低。据2003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95%。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1997年~1999年间，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是日本的1.03%。一线农业技术人员的身份都是乡镇“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雇员，与农民没有利益关系。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农业科学技术，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于方法问题，有的地区甚至抗拒科学技术的推广，更谈不上新的思想、观念了。由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任何一个产业的劳动者素质都没有从事农业的产业大军的文化科学水平低。
农业组织弱质性
几千年以来，社会管理者都没有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实质性组织，新中国，“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实行农民组织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为，二轮承包30年不变，是固化小农经济的行为，单纯从组织管理方面看，是一种社会退步（起码是一种制度复归），阻止了现代农业的内生。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利益各异的松散群体进行有效管理。
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
第一是40年的资源输出。自统购统销，农业生产资料垄断经营，一直到开始按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止，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40年整体上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向工业输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胀。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农村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至今农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出现高素质、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质、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调节政策。第三是10年的横征暴敛。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中释放的热情到84年达到最高峰，国家便出台了“农业特产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高度组织条件下的管理机构不减人反增人。94年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例，财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义务教育投资、基层官员政绩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风、行贿风等等。20世纪末的10年,在农村基本上是横征暴敛的10年。第四是农业产业链中断。产前产后服务，前40年国家垄断专营，原因是产前和产后有钱可赚，唯独生产环节不赚钱。国家虽然出了钱，但不是给农业生产者，给了经营者，国家受到中间商盘剥，最典型的是粮食系统和供销社生资系统、棉花系统以及农业系统的种子公司。由于产业链中断，导致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抛向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五是农村其它产业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社会历史上的其它产业，如手工业，各种作坊等，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自救力，内生产业力尽丧。第六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长了农村封建迷信盛行，养儿防老、家族意识等传统观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层意识歧视农民，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举措收效甚微。在社会二元结构中，呈现出城市居民始终在政府的保护下生存，而农民没有享受到一丁点（除保护价一项外）社会福利。打工是盲流，春运加价，克扣农民工工资，大城市设计许多限制外来工的壁垒等。农民在城镇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