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能从根本是那个解决三农问题，农村的贫穷面貌不会因此而改变，重要的是从体制上改革
农民必须有自己利益诉求的独立的团体，试想诺大的中国，八九亿的农民连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农会都没有，工人都有一个象征性的工会，农民却连这种象征性的都没有，连这点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新农村
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令国人振奋，三农学界振奋。在很短的时间内，国内学界与政策部门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表了很多观点。我们长期从事农村调查和中国现代化研究，在学习和体会中央***讲话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与当前国内主流看法有所差异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意见，特写作本篇报告。
总的来讲，当前国内学界及政策部门偏重从技术、策略层面讨论新农村建设，忽视了中国有9亿农民，及农村构成中国现代化战略基础这一事实。我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农村战略基础，就是要在当前既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建造一个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良性机制，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为中国现代化赢得更大的回旋余地。
一、观点综述
1、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发表了大量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章和谈话，就方向性的观点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意见：
2、一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拉动内需”说。
这种观点认为，从短期来看，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拉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同时又可以拉动内需，消化国内制造业尤其是彩电、冰箱、洗衣机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防止经济紧缩，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从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必须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为了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中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
3、二是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说。
这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应对市场和国家。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农村人口都会十分地庞大，不仅农民缺少转移进入城市的就业机会，而且那些已经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因收入太低，而无法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必须立足现有城乡二元结构，来解决保持农村稳定和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
4、三是政策部门的观点。
相对来说，政策部门较为务实。例如，陈锡文认为，新农村建设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新农村建设要坚持发展农村生产力，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不发展，农民收入不提高，新农村建设搞不下去。（2）新农村建设要加快完善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乡镇机构设置、职能设置必须与农民要求和承受能力相适应。（3）通过城乡统筹解决农民最无奈、最无法解决的问题。（4）要建设一个好的农村环境。陈锡文认为，衡量新农村建设好坏有三个标准，一是经济上要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要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二是要依法办事，建立法治政府；三是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农民的持续增收。从落脚点上看，陈锡文关注的焦点问题依然是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1[1]
中央政策研究室郑新立则更加注重村庄建设，他在“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经验，加快我国新农村建设”一文中认为，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包括三类：一是农村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该类项目覆盖乡镇和有一定规模的中心村，与城市基础设施共同构成比较完整的国家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网络。二是直接面向村庄的公益类建设项目，如村庄整治规划，村庄道路，供水设施，村庄排水沟，公用水塘建设，公共厕所，村容村貌，垃圾场，村民活动室等等。三是农户自主参与、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2[2]。
5、以上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观点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其中林毅夫将新农村建设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周期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是将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紧缩的权益之计，侧重在其投资拉动的方面。温铁军注重从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来讨论农村建设，尤其注重农民合作的问题。陈锡文注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而郑新立注重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总的来说，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的主流意见是将新农村建设定位在技术层面，较少从战略层面考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
6、我们认为，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远较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主流认识为深的深意，其核心就是，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其中9亿在农村）、有5000年文明、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城市化和市场化并不能在短期内解决中国9亿农民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农村，从而使农村和9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尤其在当前中国现代化进入高风险时期，通过各种可能的办法，保持农村的稳定和农民的满意，将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化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工作。
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1、如果联系到中国大部分人口住在农村，且进城务工经商的大部分农村户籍人口事实上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和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现实，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显然不能只是权益之计，而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要点是，在中国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让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分享到现代化的好处，从而让农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让农民能够安居乐业。
2、具体来说，据2004年全国人口统计，中国有58.20%的人口住在农村，70.8%的人口为农村户籍，其中有约1.66亿农村户籍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真正能够在城市安家立业的不超过30%，大部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需要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农村生育子女，养育父母；自己年轻时到城市务工，年老时回农村养老。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往往不足以养活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户籍人口在城市的家庭生活。这是由中国产业多处于高竞争性的国际产业分工的未端，因单纯强调比较优势造成产业利润不足所产生的问题，是国家宏观战略中缺少战略产业的恶果。
如果将不能在城市安居的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算作农村人口（因为他们必须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则中国目前的农村人口约在8.8亿左右。即使未来30年，农村人口每年减少1000万，到2035年，中国还有5.8亿人口要依托于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的因素，到时的农村人口将超过7亿。
3、当前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有两种不同的可选方案，可分别称为“积极方案”和“稳健方案”。所谓积极方案，就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尤其是通过户籍政策和土地政策推动农村人口的快速城市化。其中学界部分人尤其主张给农民土地私有产权，通过出卖土地为农民获得进城准备金，从而加快农民进城的速度。所谓稳健方案，就是在充分考虑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积极方案的后果是大量进城农民无法得到稳定的就业机会，从而在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贫民窟。稳健方案则在承认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在避免形成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前提下，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积极方案较稳健方案可以有更快的城市化速度，不过，积极方案可能造成的高达数亿人口的城市贫民窟，不仅会威胁城市本身的生活生产安全，可能在中国现代化的某些敏感时期成为巨大的威胁性力量。而且相对于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农村的生活而言，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质量差很多。温铁军在考察30多个发展中国家后得出结论：“在城市，一旦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那么，正规的政府治理根本没有办法进去。那就是黑社会控制，黄、赌、毒泛滥，社会矛盾就会空前加剧，正常的法制社会就无法建立”。3[3]中国发展战略中，不能、不应该、实际上也没有选择积极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方案，表现在农村土地制度上，就是稳定家庭承包制度，表现在战略设计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规划的提出。
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在城市，而中国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农村。如何在承认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以城乡统筹为基础，实现城乡良性互动，从而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应该是当前农村政策设计的焦点，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方向。
4、决定农民能否进城的关键，是城市可以为农民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及多少就业收入。在当前中国工业结构多处于高竞争性的加工制造业未端，从而利润很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不可能有大幅度提高。就业机会也不会因为农民进城多而增加更快。相反，远远超出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村劳动力进城，会在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与城市篮领工人之间产生激烈竞争，结果是，农民工更加缺少与资本的谈判能力，农民工被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离开了农村就无法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他们将不得不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生活十分悲惨，也无法看到未来的希望，正如所有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情况一样。
换句话说，积极鼓励农民进城，除了看起来城市人口更多，城市化率更高以外，并不能因此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也不能增加进城农民工的福利水平，还不能加快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反，因为进城农民过多，劳动力竞争过于激烈，劳动者相对资本的谈判能力下降，大量进城农民不得不住在城市贫民窟，成为城市巨大的不安全地带。
5、如果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农民可以在农村安居乐业，则当城市经济发展很快，就业吸纳能力强，而且劳动报酬相对较高时，就会有更多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而当城市经济发展较慢且收入较低，特别是出现大规模经济下滑时，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可以回到农村生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就是要建设一个让农民出得去、回得来的，可以容纳9亿农民在其中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在其中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生活的社区共同体，从而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农村之所以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与当前中国农村的一些特点相关。择要来说，农民在农村的生活费用较为便宜；人均一亩三分地，基本可以保证温饱有余的生活；在农村，农民劳动力可以与土地相结合，养花种草，种经济作物及粮食作物；在村庄中，农民拥有良好的熟人关系；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自己的村庄，也容易形成对未来生活的稳定预期。因此，只要让农民可以固守村庄，则农村就可能成为一个农民出得去、回得来的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随着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在城市获得安居的条件，和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机会。城市化速度逐渐加快，城市化率提高，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因此实现。
6、小结以上讨论，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城市，但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数量庞大。农村问题不解决，城市稳定就无法保证，中国现代化就会十分地危险。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任务，就是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民安居乐业，至少可以温饱有余，有生存得下去的环境，从而使城乡之间良性互动：在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务工经商收益增加的时候，农民可以进城务工经商；而当城市经济不景气，就业减少时，进城农民可以选择回到农村。有了稳定的农村，中国现代化就有了回旋余地，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三、新农村建设的形势分析
1、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形势如何？怎样才能保证农民自由流动于城乡？尤其是怎样才能让农民真正分享到中国现代化的好处而不是其坏处？
从长远来看，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农民增收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务农，二是务工经商。从务农方面来看，在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由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搞饭吃，是不可能有增收空间的。从务工经商来看，最近十多年，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报酬基本没有变化，增收只能来自更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在就业机会不可能快速增加的情况下，进城农民越多，劳动之间的就业竞争就越激烈，劳动力价格就越低。因此，从长远来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将长期慢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
从长远来看，农民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广告、时尚通过各种媒体传播，构造了“有钱就有一切”的价值观，传统的往往也是正当的节俭价值观被消费主义文化所侵噬。在收入不能快速增长而支出压力快速增长时，农民应对压力的一种办法就是在形式上攀比消费，这也是为什么有农民购买洗衣机却装着稻谷的原因，也是农民不是从实用的角度而是从攀比的角度建房的原因。虽然市场经济必然以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但在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任由市场来刺激调动农民的消费欲望，事实上只是增加了农民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和他们的自我边缘化，其后果是支出增加的压力大于收入增长的速度，从而使农民强烈感到（注意是感到而非真正）经济上的贫困。
2、也正是因此，中央提出节约型社会，就尤其适合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有经济学家说，节约型社会是指生产环节的节约，而不是消费环节的节约。消费环节不仅不应该节约，也不能节约。这种说法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富人经济学，不仅会误导中央的意图，而且尤其脱离中国大多数农村的实际。
3、从村庄生活的角度看，农民的村庄生活是祖祖辈辈以来的生活，他们生活在村庄的历史中，生活因此是有意义的。农民的村庄生活，是一群祖祖辈辈共同生活于同一块土地上的人的生活，人与人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有着亲情与乡情，正是在亲情和乡情网络的支持下面，农民可以应对生产生活中暂时的难题，可以筑起对未来的信心，可以找到除经济以外的人生幸福与价值源泉。而市场经济的侵入，现代传媒的切割，农民的流动等等，都构成对村庄原有生活的挑战，并破坏了农民的稳定感与对未来的长远预期。
依托于村庄生活的农民，不只是在村庄有一栋住房和一小块土地，而且在这块土地上，有着祖祖辈辈的历史和熟人社会的联系。而且，只要农民愿意，他们可以在自己小块土地上劳作，将体力与土地结合起来，解决温饱问题。他们有住房，有历史感，有熟人联系，有体力可以使用，有感情可以满足，有温饱可以解决。他们至少可以保持“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
有了稳定的土地，农民可以进城务工经商，成功者可以移入城市居住。但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大部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都很难真正在城市安家立业，因此，让那些进城农民在务工经商不特别成功时可以选择返回村庄，且可以过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就可以安抚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多数农民，从而可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农村基础。
4、农村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很低，而可以生产出大量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廉价而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
5、当前农村问题有两大症结。第一个症结是，在当前格局下面，从长远来看，9亿农民快速增加收入的可能性并不存在，相反，因为消费主义文化在农村的广泛深入传播，农民面临的消费压力空前增长。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温饱没有解决，而苦于难以应对消费主义的压力。一方面是农民事实上没有增收的空间，一方面又是消费主义越来越以收入作为评价人的价值和福利水平的唯一标准。第二个症结是，农民的福利（不只是经济收入，而且包括人生价值，社会关系，稳定感，生活环境等）与村庄关系极其密切，良好且稳定的村庄环境，包括其中的人际环境，是农民所追求的综合目标，当前中国快速的现代化一方面在破坏农民从村庄中获得的传统福利，一方面又不能为农民提供以高消费为基础的现代福利。
以上两个症结也可以归结为在中国农村人口众多条件下实现快速现代化的两个二律背反，造成这种二律背反的原因，则与唯以市场化和城市化来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思路有关。
解决这两个二律背反的方法，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具体来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是肯定中国不能走一般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通过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的道路。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任由农村衰败，而要通过国家财政投资，阻止农村的衰败，防止因为农村过快衰败所可能引发的严重问题；二是认为在中国过剩劳动力极其庞大的情况下，不能仅仅指望通过市场经济来解决农村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或更准确地说是缓解），要强调“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要在包括增加农民收入在内的广泛得多的方面增加农民的福利，包括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改善农民的人际关系，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等等。
6、也正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不只是希望凭借城市化和市场化来解决中国9亿农民的问题，就使国家有了比过去多得多的政策手段可以使用，有了多得多的政策想象力可以发挥。
7、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思路，在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就是要让农民本来不多的存款转化为事实上对农民无用或用处不大的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因为消费增加，而收入不能同速增加，农民对经济贫困的感受就尤其强烈。在整个中国外贸依存度极高，而产业利润很低，城市增加就业空间不大的情况下，拉动农民内需，可能是制造了一个潘多拉盒子。
相反，主张在经济收入以外增加农民福利，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改善农民的人居环境，人与人之间关系，发展农村文艺，等等，从而全方面提高农村的福利水平和满意度，则是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
两种思路的根本差异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关系。前者认为必须借助城市化和市场化解决农村问题，而后者则认为仅靠城市化和市场化远远不够，还要在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上打更多主意。
四、立足农民福利进行新农村建设
1、缘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立足农村，从增加农民广泛福利的角度来打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
从增加农民福利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从两个方面做文章，一是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从而减少农民的生产生活支出，降低农业风险，缓解农民支出的压力；二是通过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非物质方面的福利。无论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离不开强有力的乡村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2、与农民增收难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支出的压力快速增长。一方面，消费文化刺激起农民的消费欲望，引起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以教育、医疗为大宗的现代服务，构成了农民巨大的支出压力。农民面对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以前以劳动和实物完成的交换（比如换工等），现在不得不以现金来支付。市场经济越发展，消费文化越深入，农民现金支付的压力就越大。
农民的支出压力不只是市场经济所造成。以取消农业税后的情况为例，取消农业税，农民获得了较大实惠，但同时，在有一些农村，随着乡村组织的退出，农民不得不个人面对生产生活中的公共事务，不得不通过打井来灌溉水稻作物。其后果就是农民虽然减少了每亩几十元的税费上缴任务，却不得不增加每亩数百元的灌溉成本。
当前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从而造成生产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补贴农民的思路恰又是直补到户，不能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给公共品的办法，来为农民提供廉价公共品，减少农民生产生活中的支出。
在农民增收空间有限，而支出压力不断加大时，为农民提供廉价的公共品，是减少农民支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董磊明称之为“增收、减负”以外的第三条解决农民问题的“减支”思路4[4]。农村公共品指构成农民生产生活必不可少基础的物品，可以诸如水、电、路、调解、民风、村容等等。也可以将村组干部作为农村的公共品，因为村组干部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一员，他们具有强有力的调解村庄纠纷，维系村庄团结的功能。
3、在农民增收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缓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办法，除以公共品建设来降低农民生产生活中的支出成本这一措施以外，更加根本的办法则是要适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会慢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这一现实。也就是说，一方面农民收入不能快速增长，一方面国家必须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让9亿农民感到满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方式。
所谓“低消费”，就是讲求节俭，鼓励“新三年旧三年”，反对铺张浪费，尤其反对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式。所谓“高福利”，就是人们感到生活满意，有意义，有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方式。“低消费、高福利”的典型，如让村民的生活有根，对未来有预期。让村庄有文化，有舆论，有道德压力，有生活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将村庄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生产场所，从而提高村民的福利感受。
4、举个例个来说，温铁军总结他所主持的乡村建设经验时认为“文化建设、收效最高”，我们自2002年以来，开始在湖北荆门和湖北洪湖四个村庄进行老年人协会建设，我们以每个老年人每天一角钱来计算投入给老年人协会的活动经费，结果，四个老年人协会都建设的十分之好。有了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就有了自己的家，老年人在老年人协会见面聊天，表演文艺节目等等。也因为有了老年人协会，老年人的生活有了意义，他们感到“心情舒畅了”，“时间过得快了”。仅仅为每个老年人每天投入一角钱，就可以让老年人一天心情舒畅，老年人的心情舒畅，又给中青年人以未来的希望，这恐怕是全世界最有效益的投资，虽然不能被国民生产总值所统计，却为农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5、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看，构成农民福利和满意度的，绝不只是收入的增加，而是与他们主体感受有关的各个方面，比如政治社会地位的感受、人际关系的改善、文化生活及其对生活价值的体认，等等，这些方面正是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所在。通过村庄文化建设，发展诸如老年人协会等民间组织，就可能在只要国家较少投入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满意度，并因此使农村成为农民出得去（进城），又回得来的场所，成为农民可以过上温饱有余，闲暇有意义，人际关系良好，未来预期明确的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此方面可以展开的内容很多，这也应该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方向。
三农是指哪三农？
应该是B啦
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出现的几个重要问题：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这三个问题的统称即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最早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中国***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引入正式工作报告，并随之迅速成为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
农民：是指中国***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后,与城市居民形成对称的二元国民的弱势群体。占我国总人口近70%。非指自然意义上居住在农村，并从事种植、养殖业的农业劳动者。其划分的标准并非产业，而是以父母的户籍为唯一标准划分的群体。
农业：是指以土地、水面、草场、山林为主要生产资料的产业群的总称。与其它产业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其生产过程受自然资源制约，具有天然的弱质性。二是产业链条中断，农业只指其中间的生产环节，产前、产后环节则不属农业范畴。它是二、三次产业的基础产业，居民生存的原产业，农民的主产业，20世纪末，其创造的GDP占整体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下。
农村：是指人口集居的城市的城区以外的广大国土地域。即人口集居远低于城镇的乡村，国土承载的公共产品价值量极低的地域。问题：是指系统中不相匹配的环节或子系统。即与其它环节和子系统在运动中不相匹配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系统中某一环节或子系统存在状态与其他子系统或环节差距的描述。
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
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它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问题的突出性主要是中国人口基数大，解决起来规模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长，解决起来难度大；新中国建国50年，许多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比较效益短时间内凸显，解决起来更加复杂罢了。
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4。解决好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这"三农"问题是党和政府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得眼光向内，解决内需问题。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当前，包括农业、农村、农民在内的"三农"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中关系全局的一个突出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测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1、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2、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3、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全局，要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措施都与资金的投入密切相关，但是近几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所存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相对不足。农业产业本身的体制问题也影响金融资本向其流动，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经济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加上基础设施差，难于容纳较多的金融资金
目前我国的农业体制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经营方式只能容纳少量的小额农贷资金。一是这种经营方式农户的资产较少，不能承担较大的信贷风险；二是这种经营方式限制高效农业和农业深加工的发展，农民不需要较多的贷款。因此，目前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还有不少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的问题较多，加上当地的金融风险较大的影响，目前还出现支付的困难，没有钱支农；二是部分农村信用社存款多，但又不敢支农，资金闲置；三是有的农信社实际上办成了商业银行，在城市里与商业银行争存款，争贷款，不愿支农。
二、金融解决“三农”问题的几点建议
目前的金融体制对农业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的支持相对来讲严重不足，那么，从金融的角度看，如何解决“三农”的问题？
（一）要尽快恢复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业务，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既想发展农村经济、启动农村市场，又不想付出代价，这是不现实的，只不过我们如果对政策性金融管理好一点，减少人为的失误和腐败，我们的损失就会少一点，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对支持“三农”的政策性投入，国家要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在国家的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要及时向政策性金融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的弥补，以及时化解政策性金融的风险，不要让风险积聚过大。
（二）在政策性金融的带动下，积极引导商业金融加大支农力度。一些农业高科技、规模化、产业化和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在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形成一定生产能力以后，商业金融要及时给予配套资金。对于长期只存不贷或达不到存贷比例的商业金融营业网点，要强行退出市场，遏制从农村大量抽走资金的做法。
（三）扶持农村信用社建康发展，提高支农能力。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责。那些认为农村信用社不是国营的金融机构，就不能享受同样待遇的思想是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不了解，其结果是导致农村信用社的风险越来越大，不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出现全国性的金融灾难。
（四）邮政储蓄组织的资金，大部分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反哺“三农”。由于邮政储蓄的存款大部分来自县以下，主要是农村，这部分资金应通过政策性金融用于支持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同时增加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再贷款，提高其支农能力。这样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进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适当改变目前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这样才能吸纳较多的资金，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小康问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以下弊端：一是不利于机械化生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二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没有资金投入搞科研，即使有科研机构研究出新的技术，推广也困难；三是难于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现在农民的生产往往是生产出产品找不到市场，虽然有公司加农户这样的模式，但毕竟多了一个环节。当市场出现变化时，要么是公司不讲信用，要么是农户不讲信用；四是不利于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难于有稳定的质量和数量的原料来源，一家一户的农户来生产，要么是质量难于保证，要么是数量难于保证。上述的四个问题，都是在市场经济中生产遇到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村经济是不可能有质的突破，即使金融的改革能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农村也没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吸纳较多的资金。硬性地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也只是没有多大效益的投入，最终又形成更多的不良资产。因此，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的再承包，使土地集中在懂经营的农业企业家手中，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大生产。农民既得到一定土地承包费，又可以干其他的副业，可以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生产率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