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全力支持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应，加强现代农业的基础支撑，坚决捍卫规模再贫困线，以产业为重点，促进农村发展，坚定推进农村建设，强调实效，改善农村治理，加强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和城市化的车轮在带亿万农民进城就业的同时，在广阔的田野上以后谁来种地？
你怎么种地？小规模分散经营与现代农业的发展不相容。当前，解决谁种田的问题更为紧迫，培育发展现代农业的新经营主体，农业经营体制创新迫在眉睫。2014年中央1号文件根据解决方法提出了加快构建新的农业经营体系的划时代方案。全力生产粮食和供应重要农产品。全年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中国人的饭碗要时刻牢牢固定在自己手里，饭碗主要装中国粮食，全面履行粮食安全党政共同责任，严格实行粮食安全责任制审查，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合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推进统一的农产品供需信息公开制度，分类品种，加强监管和应急保障。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探索工商业流通、农业用地风险保障金制度。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构建新的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农户承包土地流动面积为3.1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3.9%。
2014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农户转让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必须明确，鼓励流通是经营权，不能误读为其他任何权利。一号文件意在将经营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离，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在农户土地承包权长期不变的基础上，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开辟发展空间。加强现代农业的基础支撑。实施?长牙?的耕地保护硬措施。实施耕地保护党政，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全面完成高水平农田建设阶段任务。多渠道增加投资，2022年建成高标准农田1亿亩，累计建设高效节水灌溉面积4亿亩。大力推进源头等农业核心技术攻关，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
我国的“三农”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农民数量多，解决起来规模大；二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长，解决起来难度大；三是中国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比较效益短时间内凸显，解决起来更加复杂。
“三农”问题是指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大问题。其独立地描述是指在广大乡村区域，以种（养）殖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地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在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中，城市不断现代化，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城市居民不断殷实，而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
“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它不是中国所特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发达国家较好地解决了“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逐渐被媒体和官方引用。实际上“三农”问题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
2000年3月，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三农”面临的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新世纪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更加关注“三农”问题，首先在提法上对其有了全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其次是对“三农”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在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三农”问题用“三个最需要”进行了总结（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提出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任务和遵循原则，并指出“三农”问题是中国改革的焦点问题。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37年来的改革，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取得很大的发展，但在其发展的背后，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是存在着一些潜伏性的危机，这些危机是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成败和政权存亡的大问题，如果不对其及早加以重视和解决，有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的振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