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频繁迁都。商汤建立商朝时都城在亳(今河南商丘)，其后经历了五次大规模迁都：中丁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河亶甲迁都于相(今河南安阳市西)，祖乙迁都于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盘庚迁都到殷，商朝的都城才基本固定下来。
关于迁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水灾”说，“游牧”“游农”说，“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
“水灾”说是从自然灾祸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但这一说法没有十分坚实的材料做基础，推理上也不成立，因为商朝的几个都城全在黄河两岸，而且越迁离河滨越近，如果这种做法是为了躲避水灾，那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甲骨文是商代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1899年，清代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家中发现了它。1908年，考古学家、文物收藏家罗振玉查访清楚刻有文字的甲骨来自河南安阳殷墟(今河南安阳小屯)。
“游牧”“游农”说是从社会生产方面去探求原因。“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属于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了初步的农业，由游牧经济转入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然而，商代的甲骨文和后世的考古资料证明，商代建立时的经济基础已经是农业了，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农业，采用“火耕”的方法，就是把树林烧平后，在灰烬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因此不得不经常迁徙。但考古资料证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可能因农具的进步，突然停止“火耕”。
“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是从社会政治方面去解释商都屡迁的。“去奢行俭”说认为抑制奢侈，倡导俭朴，借以缓和阶级矛盾，是商都屡迁的原因。这一说法多少有点合理成分。因为《尚书》中《盘庚》三篇是保存下来的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迁都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应该施惠于民。但是，奢侈是统治阶级的“通病”。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为什么后来却不迁了呢?看来这种解释也缺乏说服力。
“王位纷争”说认为商朝前期曾有“九世之乱”，九代商王都因王位传承问题发生过纷争，其直接后果就是商朝王权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要削减贵族的实力，就要改变贵族的地利优势，手段就是迁都，这成为商王的战略措施。然而，在盘庚迁殷后，商朝实行了固定的传位继承制度，王位之争减少了，都城也就固定了下来。目前，这种说法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也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观点
因为黄河中下游时常发生水患，迫使历代商王不得不为躲避水患而徙其都。
商代都城除殷以外，都紧靠黄河，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比较低下，人们不得不依赖于河水进行农业和畜牧业，但黄河又不断泛滥，因而在人们控制自然能力很差的情况下，只有经常躲避泛滥的洪水，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生产和生活。如祖乙所都的邢，就是被河水淹没而圮毁的。
商朝自商汤立国以来，首都最开始定在亳，即现在的安徽亳州。后来从第十一任君主仲丁开始，便开启了迁都的历程。其中，共经过了五次迁都，第一次迁都是商朝的第十位君主仲丁继位初年，因为黄河决堤，亳受到了大水冲击，不得已仲丁迁都到了嚣。
先秦《墨子》中就有。汉儒沿袭之，并附会上儒家思想，将其发扬光大。
东汉杜笃《论都赋》中说：“昔盘庚去奢行俭于亳”，荀悦《申鉴》：“盘庚迁殷，革奢即约”。
大概是商王觉得在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呆了久了，臣下们忘记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失去了朴素务实的作风，奢靡之风，腐败之风大涨。
故而要将其搬到新地方，重新建设一个都城，让他们体会到先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找回初心，砥砺前行。
因为黄河中下游时常发生水患，迫使历代商王不得不常常为躲避水患而徙其都。
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地力耗竭，不得不另辟新地域，重新垦殖。
因为商朝的内部矛盾比较多，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尤其是商朝不再在实行禅让制，而是实行继承制，所以每一次权力的交接，就很容易导致朝廷内部的不稳定。
商汤建都在亳，但商朝前期曾先后多次迁都，关于其原因史学界有几种说法：
(1)贵族在旧都太奢侈，迁都是为了节俭；
(2)洪水泛滥，冲毁旧都；
(3)商是游牧民族，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都城也迁来迁去；
(4)商的农业落后，土地肥力耗尽，须迁都换耕地；
(5)贵族之间长期争夺王位的斗争
其中洪水泛滥和贵族间政治斗争的说法较为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