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园林历史比中原园林晚得多。岭南园林发端于南越，兴盛于南汉，至清代而形成我国园林三大流派之一。而自南汉至清之前的这段时间，岭南园林不断地演变发展，并在宋、明时代各逞其盛。
相传，秦始皇派任器、赵佗二将统一岭南，后赵佗在汉初称帝为南越武帝，效仿秦代皇宫室园囿，在越都番禺，就是后来的广州大举兴宫筑苑，建造了岭南最早的皇家园林越王台、白鹿台、长乐台和朝汉台等。
在唐代初，岭南园林有广州荔园和福州芙蓉园。唐末，南汉和闽都是五代十国之一，刘岩建立南汉后，掀起了第二次皇家园林高潮，在广州留下了西御苑、河南宫苑、明月峡、越秀山、甘泉苑和芳林苑等；闽王王延钧辟福州西湖为御苑，建水晶宫。
尔后，随着岭南一带割据政权的衰亡，岭南皇家园林也就销声匿迹了；但随着后来岭南社会经济的逐步上升、文化艺术的发展和海内外日益频繁的交流，岭南园林又逐渐呈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地方民间色彩。
宋代时，造园艺术在岭南迅速推广，设在官员衙署中的园林和归隐士人宅园，对于花石取胜的传统有所发展。在端州，就是后来的广东肇庆，北宋丞相包拯任知州时，曾在郡厅建菊圃，“前有轩，累土为山，抵石为基，榜曰‘烂柯天洞’”。
在广东惠州，归善县有琼州安抚使李纯思修建的李氏山园，此园临江建了座“潜珍阁”。
后来，谪贬惠州的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苏轼曾为之撰《惠州李氏潜珍阁铭》。铭中描述了山园主人“择胜而栖神”的造园意境，此园：
蔚鹅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饮江之鳌鼋，发飞檐与铁柱，插清江之渊沦。
可见，潜珍阁其以花石为胜，倚山临江，巧用地形构筑楼阁之匠心。
在广东潮州，揭阳榕城石马山下的浦口村，北宋熙宁年间由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表弟彭延年以钦赐钱帛兴工营造了“彭园”，此为北宋年间粤东第一座私家园林。
据《彭园图》记载，彭园的布局负山面水，左松右竹，建有四望楼、碧涟亭、赏月水阁、药圃、东堂、书斋、武馆、水榭、假山等建筑。
此园占地万余平方米，彭延年特地从家乡江西庐陵请来名匠负责施工，是为粤地吸收岭北造园文化的实例。
相传，当时朝廷有位姓邓的特使参观彭园后大为赞赏，竟说“洛阳富园、东园、独乐园，皆乏彭园之特色”。可见，彭园筑园技艺品位甚高。
洛阳为汉唐旧都，为历代名园荟萃之地，北宋以洛阳为西京，公卿贵戚兴建的邸宅、园林不在少数，可视为北宋中原私家园林的代表。因此，当时人有“天下名园重洛阳”，“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之说。
北宋时，岭南园林有惠州白鹤居、海南载酒堂、登州十二石斋、广州西园、高要菊圃、阳光西园、新兴十仙园、泉州金池园等。在潮阳麻田山，有著名逸士吴子野经营的宅院岁寒堂、游子庵。
据说，吴子野到山东登州与太守李天章游玩时，向致仕官绅解二卿索得来自登州沙门诸岛的十二美石，由海舶运回家乡，置于岁寒堂。与吴子野交好的北宋文学家苏轼为之撰《北海十二石记》谓：
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置南海者也。
由此说明，南汉造园以花石为重的传统，为后代所传衍。在广州，宋代由于对外贸易繁盛，中外文化交流扩大，这种以花石取胜的造园特色，又有独特的反映。
北宋名臣余靖在广州任尚书左丞知时，曾作有《题寄田侍制广州西园诗》，有“石有群星象，花多外国名”之句。余靖在家乡粤北曲江也建有西园，他曾在此接待来访的祖无择，“林间载酒”，与之酬唱。祖无择在粤西阳江也建有一座西园，“在旧洲治西二里，乔木怪石，萧然出生，亦名盘玉壑”。
至南宋时，岭南各地又陆续建了和理堂、温玉堂、静明庵。因而，粤之东、西、中、北各处皆有名园。后来的清代粤中名园佛山梁园，也称“二十四石斋”，就是以石为特色。
到了明代时，由于岭南在经济上繁荣，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岭南造园文化始学扬州，后学苏州，有不少仿效江南园林的痕迹。与此同时，其自身特色则仍发扬了花石取胜的传统，利用气候条件之优势，渐而突出明显的热带风光特色，并营造了一大批享有盛誉的私家庭园。
明代后期见于古籍的私家宅园很多。广州城的四郊就有不少引人入胜的园子。如：
朱氏园，在会城东北，倚山为之……盖幽居之最胜者也。
陈子履在城东有“东皋别业”，是一座颇有诗意的园林，《广东新语》曾详细地描述了东皋别业的迷人景色：
湖中有楼，环以芙蓉、杨柳。三白石峰矗其前，高可数丈。湖上榕堤竹坞，步步萦回，小汊穿桥，若连若断。
……林中亭榭以其花为名，器皿几案窗棂，各肖其花形象为之。花有专司，灌溉不摄。
……夹岸桃树有一坊书曰‘桃花源里人家’。桂丛藤蔓，缭绕不穷，行者辄回环迷路。
如此气派和富有韵味，毫不逊色于江南园林。那时候，在城西有南汉旧迹上所建的花坞、华林园、西园。在城南有望春园、芳华苑、南园。在城西南有花棣：
居人以艺花为业，士大夫园林亦多在焉，楼台绣错，卉木绮交。
在白云山南麓濂泉坑一带还有陈子壮依山建筑的云棕别墅。环绕面积百余亩的宝象湖，布楼馆十余所，园内大量种植梅、竹、柳和荔枝。
在越秀山南麓，有李时行的小云林，又在此基础上改建成继园。在城北有芳春园、桃花夹水二三里，可以通舟。在城西有吴光禄所筑的西畴，梅花最盛。在小北门内有寄园，在河南有郭家园（清代改建为海幢寺）、天山书院。
整个明代时期的岭南园林，不仅于志籍有可稽之史实，于地方也有可考只古迹，足以说明其未必“远不如中原盛”。而到了清初岭南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水准提高，私家造园活动开始兴盛，逐渐影响及于潮汕、福建和台湾等地。
到清中叶以后而日趋兴旺，在园林的布局、空间组织、水石运用和花木配景方面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终于异军突起而成为江南、北方鼎峙的三大地方风格之一。顺德的清晖园，东莞的可园，番禺的余荫山房，佛山的梁园，号称“粤中四大名园”，其中以余荫山房最为有名。
它们的风格都具有鲜明的特点：水池、湖呈几何图形，这是由于受外国西方的影响；沿湖建筑也都呈对称布局，园林小品都是精细雕刻，而且花木丛荣繁茂，不足之处便是建筑体量过大。
岭南园林发展至清朝已日趋成熟，其传统建筑畅朗轻盈，与北方园林的稳重大方及江南园林的秀丽典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当时，除私家园林之外，还有公共园林。
清代岭南园林主要围绕山水和寺园展开，表现于广西的山和广东的湖之中，如桂林的七星岩、象鼻山、伏波山、叠彩山、独秀峰都是隋唐时就受到文人墨客的垂青。
还有广东的惠州西湖、潮州西湖、雷州西湖、肇庆星湖也因为三国后受贬南迁官员之治而得到开发和利用。其中，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对惠州西湖的贡献最大，留有苏堤、六如亭和泗州塔等遗迹。
岭南园林有庭院式、自然山水式和综合式等。庭院式是岭南园林的特色，其小巧堪与国外古典园林相媲美，几乎所有的私宅、酒家和茶楼都建筑了庭院园林，如广东东莞可园、广东番禺的余荫山房等。
在明清时代，仅广东就有私园50多处，如东皋、小云林，广州小画舫斋、潮阳磊园、普宁春桂园、梅州人境庐等；广西有雁山园。福建私园有40多处，如福州伊园、泉州春夏秋冬四园、厦门菽庄花园等。
顺德清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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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造园有悠久的历史，隋唐宋时期是园林建造异常兴旺的一个时期。这期间的皇家园林和官僚私家园林都很有名。如隋炀帝兴建的西苑，李德裕的平泉庄，宋徽宗的艮岳等。园林的发展也带来对园林植物认识的深入和研究的繁荣。
这段期间的帝王和一些著名的官僚在建园时，都曾进行大规模的奇花收集工作。据《隋书·食货志》等史籍记载：隋炀帝即帝后不久，在洛阳建造大规模的苑囿，并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奇花异卉和珍禽异兽。它们被种植和养殖在园圃中。这样大规模地搜集园林植物和珍稀动物来布置园圃，客观上对人们集中认识这些动植物生活规律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动植物引种、驯化经验的积累和园林艺术水平的提高。
向全国征集园林植物的做法，在宋徽宗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据《艮岳记》等文献记载，宋徽宗在营建艮岳时，不但仿照自然山水叠成各种山岩沟壑，造就许多亭榭楼阁，而且还派官吏到全国各地搜集观赏植物和珍奇动物。从南方等地移来的植物中有枇杷、橙、柚、橘、柑、荔枝、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茉莉、含笑等等。在这个巨大的皇家苑囿中，造园者别出心裁地开辟专圃种植植物和放养动物。有植梅万株，芬芳馥郁的萼绿华堂。人工湖上“凫雁浮泳水面，栖息石间，不可胜计。”水边还种有大片苍翠蓊郁的竹林。艮岳西部的药寮，人参、白术、枸杞、菊花、黄精、芎等生长茂盛。仿农舍的西庄，种植有常见的农作物和一些观赏的攀援植物，颇有乡居风味。在蜿蜒的山腰上，密植青松，号为松岭。《宋书·地理志》载：艮岳中的芙蓉城，池中植有大量莲花。《阳华宫记》说沿梅岭“接其余冈，种丹杏鸭脚曰杏。又增土叠石，间留隙穴，以栽黄杨，曰黄杨。筑修岗以植丁香，积石其间，从而设险，曰丁嶂。又得石，任其自然，增而成石山，以椒兰杂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为大陂。从东南侧，柏枝干柔密，揉之不断。叶叶为幢盖鸾鹤蛟龙之状，动以万数，曰龙板坡。”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这里的植物安排非常注意模仿自然，但更精练和概括，突出体现了我国自然山水园林的艺术特点。其中也包含着建园者对植物生态习性和生理特征的深刻理解。
唐代的大型皇家园林，基本是沿用隋代的。这一时期的许多官僚拥有颇具规模的私家园林。其中也引种有大量的观赏植物。唐初王方庆的《庭园草木疏》一书，专记园林植物。这本著作早已失传，现在一些丛书所收的寥寥数条，显然是从《酉阳杂俎》中抄缀来的。在王方庆著作的启发下，中唐的李德裕根据自己的私园平泉庄，写下了《平泉山居草木记》一书，堪称为平泉庄的“植物名录”。
平泉庄是李德裕在洛阳城外约30里营造的一座私家园林。李德裕出身世家，一生酷爱怪树芳草、奇石。造园者营建这座园林时，费尽心机收罗植物名品。以期传流后世，陶冶子孙的情操，增加他们的博物学知识。据康骈《剧谈录》记载，平泉庄“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李德裕是当时的权臣宰相。“远方之人，多以弄物奉之”。有《题平泉庄》诗云：“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名花。”宋初张泊《贾氏谈录》也说平泉庄里原是“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致其间”的所在。不难想见这是一处充满珍贵园林植物的美丽庭园。
李德裕所记植物产地看，这些植物主要来自江浙、湖广一带，大多是园林珍品，以木本植物为主。收罗之全面，称得上穷极天涯，令人叹为观止。即使是后世的名园，也很少能在收集珍品植物方面望其项背。
经过唐朝的积累，宋人对园林植物的了解、认识更为具体和深入。不但各园记载有大量的植物，而且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园林植物专谱。其中一些有较高的植物学价值。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一书，记有大量私家园林中所栽植植物的情况。这部著作共记了19个园子，其中不少甚至是以植物为主体的。如“天王院花园子”没有什么园亭建筑，只是种了几十万株的牡丹。“李氏仁丰园”中种有众多的各类花木。园主的嫁接技术很高，可以“批红判白”，“与造化争妙”。《证类本草》中的牡丹图《证类本草》中的芍药图园中“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牡丹芍药至百余种”。还有“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俦”。李格非还发议论道：“洛中园圃，花木有至千种者。”“归仁园”种植大量的牡丹、芍药、竹和桃李，另外，还有松岛是以松为主体成名的。“丛春园”是以桐、梓、桧、柏等乔木为主，环溪栽种各类花木和松桧。从书中的记述可以看出，当时洛阳不但荟聚了大量的花木，而且引种、栽培、嫁接的水平都很高，所以一些南方的植物如茉莉、山茶等才能在那里生长。
随着洛阳园林的兴盛，宋代还出现专记这里花木的著作。著名的有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和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叙的著作记载了牡丹109个品种，芍药41个品种，杂花82种，各类果子花147种，刺花37种，草花89种，蔓花6种，堪称为洛阳花木较详细的名录。欧阳修的著作是单种植物的专谱。书分三篇，第一篇列举24个品种的牡丹；第二篇解说花名的由来；第三篇谈赏花和一些技艺性的东西。当时洛阳的牡丹天下闻名，欧阳修为之作记，与此有关。
宋代为当地或自种名花、名果和树木作记、作谱的风气盛行。著名的有蔡襄的《荔枝谱》、陈翥的《桐谱》、刘攽的《芍药谱》(后世又称《维扬芍药谱》)、王观的《芍药谱》(后世又题《扬州芍药谱》)、刘蒙的《菊谱》、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王贵学的《兰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和《范村菊谱》、韩彦直的《桔录》(又称《永嘉橘录》)等。蔡襄的《荔枝谱》专记福建所产的荔枝，对这种果树的形态和分布有简单的描写。陈翥是北宋年间一位屡试不中的落魄学者，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挫折之后，在村边种了两三亩桐和竹，聊以自娱。他的《桐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桐谱》叙述了前人有关桐树的认识史，详尽地阐述了泡桐的生物学特征，总结了它的速生丰产栽培经验，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和论述。刘攽的《芍药谱》是在扬州赏花时实地撰成的，记述了31个品种的芍药。王观的作品是对刘攽著作的补充。作者因扬州芍药名闻天下，因此在前人的基础上写下《芍药谱》。书中简论栽培方法，描述了39个品种芍药的形态。刘蒙的《菊谱》是最早的一部菊谱，记载了35种菊花的产地、形色。张邦基的著作是因陈州的牡丹写下的，书中记录了牡丹的突变现象。王贵学的《兰谱》主要以福建产的兰花记述而成，共记有40种(或品种)兰花。作者在写此书时可能参考过较早的《金漳兰谱》。书中对兰花的培植方法，生态习性、形态都有较细的论述。在述及形态时，注意花冠的数目、色彩、叶片等。《范村梅谱》和《范村菊谱》是著名诗人范成大根据自己园中的12个品种梅花和35个品种的菊花写成。《橘录》是韩彦直在浙江温州为知州时写下的。它是一部具有较高园艺学价值的著作，全书记载了27个柑橘类果树的种和品种。在形态描述方面，作者重点突出对果实的描述，包括大小、形状；果皮的色泽、香气、厚薄。果瓣的数目、味道和种子的多寡等。并根据果实的差异来区分柑橘的不同类别。这是一种较为科学的方法。作者还注意到果实的品质与生长环境有密切关系，还认为人工嫁接是造成这类果树种类繁多的原因，堪称为众多植物谱录中的上乘之作。宋代出现众多的这类谱录著作，有其历史渊源，即受南北朝以来《竹谱》、《越王花木志》、《禽经》等著作的影响。进入宋代后，园林、园艺事业发达，许多名人、学者纷纷记下所在地的名卉珍果以广其传，他们相沿成习，终成一时风尚。这些著作的出现对古典植物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唐宋时期，我国的园艺技术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酉阳杂俎》记载韩愈的侄子通过嫁接技术，能使牡丹开出各种颜色艳丽的花来。《四时纂要》所载的嫁接技术比及《齐民要术》中的要高明得多。已故石声汉教授指出，这主要体现在截枝时用细齿锯截，尽量减少机械损伤，其次是用原色树皮缠裹和接后加棘刺保护；更重要的是，在原理上深刻认识了“种间嫁接”中亲缘关系(类)的作用。林檎、梨用木瓜接，栗用栎接。而“类”的标准明确指出了是“其实内子相类者”。这当是前人在用以植物栽培种接野生种这一指导思路的拓宽，从类比中得到启示总结出来的经验，对花卉栽培、果树园艺都有重大的使用价值。
宋代在促花开放的控温技术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这反映在《齐东野语》一书记载的“堂花”技术中。“堂花”是指通过人工处理，催发植物提前开放的花。主要是通过改变小气候来实现的。《齐东野语》详细地记述了温室内的布置，施肥灌溉和加热煽风等技术。强调要因花而异地采取措施。如秋天开的桂花就不能和其他春花一概而论。它应该加些类似秋天气候的凉爽处理，才能达到催其开放的目的。这些都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植物开花时的生理要求已有粗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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