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瑞州府志》载：”宜丰县故城，《明一统志》在新昌县北三十里。孙吴建，唐省入高安。“ 《新昌县志》载：”宜丰县故城在天宝乡，吴大帝自上蔡分置，唐省入高安有古城在。“ 自三国吴大帝黄武年间（222—229）年置宜丰县始，天宝建城迄今有1800年之久。天宝古城称辛会市（今辛会、辛联两村范围）也称会市，习称下天宝，地处上辛山南麓，东有小溪，西有河，东西长而狭，形似船，其地形故曰船形。又因墟市繁荣，地名称“会市”。古城有三街六市、六座城门、十三第宅，黛峦作衬，翠竹为屏，内外八景，牌坊宝塔、亭台楼阁点缀城内外，自古就 有小南京之谓。
建国前，在天宝乡辛会村有一石碑，上刻“古宜丰治”，此碑已毁。
天宝乡辛会村，有古城遗址，原有东西南北四门，现仅存西、东两门。城墙基以块石叠砌，城门大石料砌筑，城址总面积约1平方公里，城址东附近山丘1985年3月12日出土商代铜铙1具，还发现有石斧、甑形器陶片、青铜剑、戈、矛及炼铜渣块、汉墓、模印县正堂砖等 。
[左山文化遗存] 左山，位于天宝乡平溪村西150米处油茶山上，为一长条形山丘，前有溪港（松溪河上游段），天宝古人类曾生活于此。1982年7月16日全县文物普查时，初探为春秋文化遗址。遗址长400米，宽百米左右，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出土有鼎足、石族、石斧及各类有饰纹软硬陶片、历石等百余件。后随着进一步的发掘考证，初步推断为商周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5000年，是为天宝境内已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址。2001年5月初，县史志办、县博物馆、天宝乡领导、专家在平溪采风时，再次对遗址进行了考察，发现遗址地表下约一米处，分布有成片的矿物凝结物，呈砂粒状结块，以乌黑矿物为主，间布闪光之金色结晶体。询之村民，不能详答，疑为古代冶铜残渣。另为山坡缓处，发掘一残墓，出土酱黑色楔形魂瓶一对、北宋古钱若干，断为北宋古墓。
[中国文物精华－天宝商代铜铙] 商代铜铙1件，通高56厘米，柄长17厘米，铙面宽45。5厘米，重40公斤。有明显的含范铸痕和砂眼。铙身饰兽面纹，古朴庄重，柄作圆筒状，与器身内腔相通，有凸出的干带。1985年3月12日，天宝乡辛会村洋牛形山出土，为江西省首次发现的商代乐器，已列入《中国文物精华辞典》。今藏县博物馆。
[革命文物] 位于黄沙村，东有龙形山，西有西古岭，北有紫阳坛，南有一小坑，整个地形似撮斗，易守难攻。1934年2月3日，萧克将军指挥红军在黄沙龙形山与敌大战。这些战斗，是红军第十七师北上湘赣苏区的第一个大胜仗，红军以不足三个团的兵力，打垮了敌军4个团，消灭了2个旅部和1个师部，俘敌300多人，打死打伤敌人600多人，缴获步枪400多支，轻重机枪40余挺及大量的弹药、军用品等，创下了红军早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为纪念黄沙大捷，1994年2月在黄沙大战原址建立英雄纪念碑，由萧克将军亲自题碑文：“黄沙大捷革命英雄永垂朽”。
节度使之于唐朝，犹如刺史（州牧）之于汉朝。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王朝，汉唐都是对外扩张性的政权，这一特点注定了在军事上的外重内轻，所以节度使这一制度其实是适合唐朝的。
不过，节度使的存在，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掌控。一旦中央政府虚弱，很容易引起地方叛乱和军阀割据。
安史之乱和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就是明证。
节度使对于大唐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唐朝最终的灭亡，是藩镇割据导致；而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仍能存在150多年，藩镇的存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唐朝想要的只是听命于中央的藩镇，而不是完全废除藩镇。
与唐朝相比，宋朝是完全废除了藩镇的，也就是“守内虚外”。
于是，宋朝的政权在内部很稳定，不必担心地方造反，但对外战争则无力收复失地和开疆拓土。
如果与后世相比，节度使与总督、巡抚都是一类的封疆大吏。
历代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总是此消彼长，其关键不在“节度使”是否存在，而在于中央如何掌控地方。
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大唐开始的时候是府兵制，因为当是实行的均田制，府兵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上战场是兵，平常是农民，后来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瓦解，府兵制随即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有了募兵制，有了募兵制，才逐渐形成藩镇，有了藩镇，才有节度使，玄宗时设了十大节度使，节度使是玄宗时期开始的，当时全国有五十万兵力。
有三十几万在节度使手里，仅安禄山就身兼三个藩镇的节度使，形成外重内轻，地方强于中央的格局，后来安禄山反叛，朝廷历经八年才平了内乱，但无法根除叛军的残余势力，又将河北三镇交到叛军手里，河北三镇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为了安抚平叛有功的功臣和投降过来的将领，又增加了许多藩镇，让他们当节度使，藩镇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又扩大化了，中央于藩镇时战时和，一直到黄巢起义，一些节度使借平叛之机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唐廷也无可奈何，最终也亡于这些节度使手里，所以说，唐朝没有解决藩镇问题，主要原因是因为经济基础以及朝廷的政治妥协性和软弱性决定的，若此事发生在明朝，明朝一定不会向藩镇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