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生态保护问题研究
摘要
本文通过对我国土地开发利用中生态问题的考察，分析了土地生态问题产生的成因及其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长久被忽视的土地资源生态价值的意义，最后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下实现土地资源生态价值的对策。
关键词土地开发利用；生态问题；土地资源生态价值
一、我国土地开发利用中的生态问题及其成因
土地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可是人类的土地利用活动却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土地不合理利用产生的问题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发展。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末我国人口总数达107亿，平均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36人，超过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3倍。然而，根据《2005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我国的耕地数量只有18.31亿亩，人均只有40亩，大约为世界人均耕地的三分之一，加上我国难以利用的土地资源面积大，后备土地资源潜力不足，特别是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目前我国土地资源已利用的达到100亿亩左右，占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难以利用的沙漠、戈壁、冰川以及永久积雪、石山、裸地等。宜开发为耕地后备土地资源的潜力不大，在大约5亿亩的宜农后备土地资源中，可开发为耕地的面积仅约为2亿亩。现在可利用土地也已遭到不同程度的严重污染，我国的土地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已存在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目前我国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在地球生态环境中，土地因素的恶化最为严重，过度砍伐森林和对土地的超负荷利用，使全球都在面临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和地力减退等生态环境问题。土地生态环境正面临着恶化范围不断扩大、程度加剧、危害加剧的局面，具体表现在水土流失和盐碱化严重、草地和森林不断退化、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等。目前，我国沙漠化的土地面积已达到174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国土面积的18.13%，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多亿元；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08%，需要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盐碱化土地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9.38%；土地荒漠化的速度也远远超过治理的速度，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仍以每年2469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由于水土流失、贫瘠化、次生盐碱化和土壤酸化等原因，已造成40%以上耕地土地地力减退。
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失控，结构失衡，浪费土地的现象严重。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导致建设用地过快增长，城乡建设和生产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2005年当年新增建设用地424万亩，比上年增加6%；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不仅表现在工业、商业、居住用地比例不合理，而且表现在行业内部不合理，有限土地不能有效配置，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耕地数量急剧减少。耕地减少的原因在农业内部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毁所致。另一类则是非农业建设占地所造成的耕地永久性流失，特别是很多开发建设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农民失地严重，比如盲目圈地建设开发区，农村宅基地严重超标等。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18.31亿亩，比上年度净减少544万亩，全国人均耕地降为4亩；2005年减少的耕地面积中，建设占用318.2万亩，灾毁耕地80.2万亩，生态退耕585万亩，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18.5万亩，4项共减少耕地1004万亩，同期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460万亩，支出大于收入，耕地净减少544万亩。
环境污染和污水灌溉导致土壤污染和破坏。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主要来自工业、生活、农业和交通。在工业方面，特别是近年来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由于其分布广、资金技术缺乏，大量污染物质随“三废”排入河流、农田。目前，我国每年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均在200亿吨以上；工业固体废物累计堆存量超过65亿吨，占地5万多平方千米，还有堆存的大量城市生活垃圾，不但占用了大量土地，也对水体和土壤等产生了污染，甚至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污染事件；工业所排放的废气、烟尘等所引发的酸雨，也直接或间接的污染了大片土地。另外，我国长期以来大部分的城市生活污水和部分工业废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河道或灌溉系统，且在一些水源不足的地区甚至直接引用污水灌溉农田，不少污灌区已发现重金属在表面土积累。农业方面，大量的不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直接或间接地污染土壤，进而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并最终随食物链进入人体。此外，矿产的开采，尾矿的不合理堆积，也会直接或间接地破坏大量的土地。
上述问题的产生与人们在开发利用中过度重视土地的经济价值或市场价值而忽视土地作为生态服务系统的价值是分不开的。土地资源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不仅为人类提供直接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还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
土地开发利用中忽视土地生态价值的成因
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实质上是互相影响又互相制约的一对矛盾统一体，土地是各种陆地生态系统的载体，生态系统类型在土地利用中表现为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引起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种类、面积和空间位置的变化，即导致了各种生态系统类型、面积以及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由于土地开发利用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导致土地利用类型减少了土地的生态价值，很多土地类型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生态服务功能，出现了生态问题。在我国，影响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因素主要有：
经济原因
土地利用变化是人类活动作用于环境与资源的一种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人类面临的许多生态环境问题其深层次原因都与土地资源利用有关，比如我国的华北北部、东北北部和西北地区，由于滥垦草原、过度放牧，导致不少土地荒漠化。土地荒漠化导致土地生产能力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生物生产力，因此，不同区域层次的土地利用方式是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而土地利用方式和结构的变化则是受社会经济结构变化驱动的。在社会经济结构中，驱动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人口密度、经济密度、人均粮食等，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响应指标是建设用地、耕地和牧草地，建设用地和耕地是互为消长的关系，建设用地增长过快，比如导致耕地数量减少。受社会经济结构驱动的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必然反映在生态环境状况上，所以导致土地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原因。而多年以来，我国单纯消耗资源和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大大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其中土地生态恶化最为严重，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引发的沙尘灾害已经威胁到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
法律原因
任何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都与其所有权和使用权有关，土地资源也不例外。因此，在开发利用土地过程中，依靠法律来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调整和规范各方在土地开发、利用和保护中的社会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二元所有制结构，在现实生产生活中，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状况，必然导致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给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土地，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必须借助政策措施和法律强制，规范利益各方在土地开发利用保护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把土地开发利用及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树立全社会关心爱护土地资源，自己维护生态环境的风尚。
观念原因
生态危机不仅仅是技术性的生态危机，它更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文化危机，科学本身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价值的发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期人们持有的价值观和目标，它归根结底与人的行为和意图有关，由人类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决定。生态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人类价值观的转变，从相对人类中心主义转向长远的、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从人与自然的对抗的主客体二分的关系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的一体关系沾边，从占有和政府自然向尊重和爱护自然转变。从功利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转变，生活方式从消耗更多的物质产品为美的过度消费向消耗更少的物质产品为美的适度消费转变。只有转变了人们的观念，才能从根本上发挥自然的生态价值。
二、重视土地资源生态价值的意义及对策
土地资源生态价值的意义
土地是一切陆地生态系统的载体，人类的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离不开土地；另一方面，人类的土地利用活动也会影响生态系统，从而会影响其生态服务价值，这也是导致土地生态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生态价值问题的提出和进一步研究是伴随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而凸现的，具有时代必然性。所谓的生态价值是指环境价值中无形的比较虚的功能性的服务价值。土地生态系统中各种要素都具有特定的生态服务功能，比如森林具有生产有机物的价值、涵养水源的价值、保土的价值、纳碳吐氧的价值、游憩的价值、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和净化环境污染的价值。自然生态系统不仅可以为我们的生存直接提供各种原料或产品、食品、水、氧气、木材、纤维等，而且在大尺度上具有调节气候、净化污染、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减轻灾害、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进而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与生活质量有贡献的所有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统称为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services。
虽然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生态价值，但是由于现实中缺乏实现这一价值的制度保障，结果导致天然的生态价值沦为公有资产，任何个人和企业都可以无偿占用这一资产，这是生态产权不清晰造成的悲剧。任何一种有形或无形资产，如果没有明确的产权就会导致“公地的悲剧”，从而使这种资产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甚至由于过度使用而遭到破坏。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寓言，叫做“公地的悲剧”，意思是：“一片草原上生活着一群聪明的牧人，他们各自勤奋工作，增加着自己的牛羊。畜群不断扩大，终于达到了这片草原可以承受的极限，每再增加一头牛羊，都会给草原带来损害。但每个牧人的聪明都足以使他明白，如果他们增加一头牛羊，由此带来的收益全部归他自己，而由此造成的损失则由全体牧人分担，于是，牧人们不懈努力，继续繁殖自己的畜群。最终，这片草原毁灭了。”
可见，如果一种资产沦为公共产品，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那么就会造成毫无限制的使用，从而导致公共产品消失个体利益受损。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现在还未纳入经济价值的范畴，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无偿的使用它，如果没有一种实现这种无形生态资产的机制，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公地的悲剧”，最终，受损害的是人类自己。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大量的福利，并且大多是无偿的，而现阶段土地利用则大多以单纯经济利益为目的，在这种目标下的土地利用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导致了各种自然生态系统的面积大量减少，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也大幅度减少。因此，通过技术手段对各类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进行数值化核算，可得出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定量化结果，使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有直观的评价，并以此为据修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效地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研究土地资源生态价值的意义和目的所在。
实现土地资源生态价值的对策
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我们在确认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基础上确认其生态价值，土地生态价值观的确立，有利于人类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规范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而要把这种生态价值变成人们考量经济活动的指标，就必须建立实现这一价值的制度，使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真正成为一种资产，实现资产化管理，使之脱离公共产品的范畴。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对策。
首先应当建立清晰的土地生态产权制度
土地作为生态系统的作用是可以量化的，这些量化的价值是一种服务资产，它不是以有形物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体现在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上，因此这种资产应该进入经济活动的内部，以实现它的资产价值。也只有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资产化，才能在实践中建立生态产权制度，规范生产者开发利用土地的行为。在生态产权不清的情况下，生态资源的社会再生产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割裂的，生态价值没有通过一般的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得到足量的实现，结果导致少部分人对生态资源开发的获益是建立在多数人环境损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损失就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国家对生态资产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包括生态产权界定、配套、流转、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政府采用生态定价、生态税收等手段，加强市场对生态资源的调控，使得外部成本内部化，约束和规范生产者把资源利用、废弃物排放纳入生产成本统筹核算，同时鼓励消费者适度消费，也可激励更多的企业从事废物再生利用，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的目的。
建立土地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可以实现土地资源生态价值的资产化，使得土地这一环境资源真正成为一种生态资产，实现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使生态保护投资者得到相应的回。生态补偿制就是实现生态资源生态价值有偿制度的财政手段之一，是生态受益者在合法利用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对生态资源所有人或为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的相应费用。在实践中，关于生态价值的补偿已经形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理论，限于篇幅，本文只论述其中的生态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有利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服务应被视为一种资源、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而这种生态服务或者说价值的载体便可看作是“生态资本”。生态资本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能直接进入当前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即自然资源总量；环境消纳并转化废物的能力，即环境的自净能力；自然资源的质量变化和再生量变化，即生态潜力；生态环境质量，这里是指生态系统的水环境质量和大气等各种生态因子为人类生命和社会生产消费所必需的环境资源。而整个生态系统就是通过环境要素对人类社会生存及发展的效用总和体现它的整体价值。如果随着生态资本的增值，而生态投资者不能得到相应的回，那么就没有人愿意从事这种公益事业的投资，因此，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使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就显得很有必要。体现在土地上，就是土地使用者在开发利用土地之前就必须对使用该土地生态资产的行为付费，政府可以采用税收等手段让生态资产的受益者认识到生态价值的重要性；而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对那些采取生态保护措施的开发者进行补偿，反之，则进行惩罚。通过建立土地生态补偿机制，可以约束破坏土地生态的行为，达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实现土地资源生态价值的资产化管理
进行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有效管理，科学合理的规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是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应该把自然资源生态价值同自然资源实物价值一样纳入国有资产管理的范畴，实现综合化管理。自然资源生态价值资产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根据自然资源生态价值功能实际，从生命支持系统功能作用发挥的过程出发，按照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进行投入产出管理，以确保资源所有者权益不受损害、自然资源生态价值保值增值，增加自然资源生态价值产权的可交易性。把一种环境资源在法律上作为资产确立下来，使资产的各种权利主体明确化，这样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自然资源生态价值人人可以参与享受，但都可以不负责任，公共的自然资源生态价值权利就难以得到保护。因此，明确“谁受益谁维护、谁损害谁赔偿”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是十分重要的。土地是环境资源的一种，但其作为环境资源的地位却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才导致过度开发或浪费、破坏的现象。实现土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关键就在于对这种环境资源实现资产化管理，做到“谁所有谁受益、谁受益谁保护”。
随着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土地开发利用中的生态保护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土地开发利用中提倡树立生态价值观理念是当务之急。土地是一切陆地生态系统的载体，其利用类型与生态环境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只有重视土地资源内在的生态服务价值才能更好的发挥土地的经济价值，因此，通过法律、经济和政策手段确立一套实现土地资源生态价值的制度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发展节水灌溉工程所出现的情况和问题！！
城市也叫城市聚落，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那么，城市的起源是什么?
文明(Civilization)的拉丁词源是civitas，而civitas是city之意，这表明文明所包含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生活：城市是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更是文明的载体。马克思指出，城市?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美国人类学家基辛父子认为：?没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兴起?(《社会学》，陆学艺主编，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P222);巴格比(Philip Bagby)认为文明是那种?在城市里发现的 文化 ?，或者是这么一种文化：?在其中，城市被发现了?。恰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所说：?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结构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文字记载一类的发明创造，如图书馆、档案保存处、学校、大学等等，就属于城市最典型的和最古老的成就之一?(《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P33)。
另一方面，自城市出现以来，城市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欧洲仅在一千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城市化。当今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经历着城市化的进程，人口越来越集聚在城市里，城市吸收了三分之二的新出生人口。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有86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当今有400个城市，到2015年至少将有550个(《布满贫民窟的星球》，迈克?戴维斯著，潘纯林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P2)。既然城市与我们的生活这么密切，考察其起源属于必然了。
在哲学意义上，文明、城市、国家的起源几乎是同一概念的研究，是研究人类群体如何逐渐分层的、社会化的。尽管在现存的环境基础、人口数据和其他条件上，是很难确定人类城市是如何出现的，但人们还是提出城市起源的各种假设。尽管没有哪种理论可以提出一种完满的解释，不过还是能对促进早期城市化的不同因素所起的作用提出睿智的看法。我们可以把城市起源理论概括为生态模式、经济模式、文化模式和政治军事模式等四大模式。
生态模式的主要代表理论是水利理论说(Hydraulic Theory)，代表人物是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年)。魏特夫认为，许多城市出现于依靠灌溉和能控制固定洪水泛滥的农业区域。特别是那些半干旱的气候地区更是如此。魏特夫认为精心构建的灌溉工程需要新的劳动分工、大规模的集中的分工协作、栽培的精耕细作。反过来，这些需求将促进了职业专门化分工、社会组织的积聚以及在剩余农产品基础上的人口增长与积聚，从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水利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农业革命、特殊的劳动分工、大规模的集体协作。这种解释遭到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变化是必然的，即使不是水利社会也是如此;有人怀疑在应对大规模水利灌溉时，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否是必需的;还有人指出并不是全部的早期城市(包括中美洲的一些城市)都依靠大规模的灌溉起源的。
人口压力说(Population Pressures)也属于生态模式，代表人物是丹麦著名女经济学家伊斯特?博塞若普(Ester Boserup，1910-1999年)。博塞若普认为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和因狩猎与采集而造成的野生食物的越来越少?狩猎和采集在先前比较低的工作量是可以提供适当的生存水平的?使得社会向农业生产和城市生活转变。不过，究竟是食物的增长引起了人口密度的增长还是人口密度引起了食物的增长，难证明两者之间究竟是谁决定谁的。在某些情况下，人口增长压力或许会打破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平衡关系，迫使一些人移民到环境比较恶劣的边缘农业地区。这种局势或许会促使早期农业在技术上和实践上的突破，或者促进非农业活动的建立，比如贸易、防卫或宗教活动的建立，这一切就进一步支撑了城市的发展。
经济模式的主要代表理论是剩余农产品说(Agricultural Surplus)，代表人物是柴尔德(V. Gordon Childe，1892-1957年)、伍雷(Sir Leonard Woolley，1880-1960年)。这些考古学家认为农产品的剩余是城市产生的重要因素。早期农耕者所生产的食物越来越丰富，不仅能满足个体家庭所需，而且能满足逐渐增加的、定居人口所需。农业产品的剩余需要行政管理者把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在城市中。需要新的、分层的社会结构和机构去分配资源管理的权力、征收贡赋、征收税收、处理财产所有权、管理物品的正式交换等等。精英群体促进着城市的发展，因为他们使用他们的财富来建造宫殿、竞技场和纪念碑来炫耀他们的权力与地位。建造这些建筑物也需要那些非农业性的专业化职业，比如工匠、机械和管理等等。
柴尔德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概念，把城市作为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农村则是城市的支柱，多余的农业产品可以让那些并不生产食物的人成为专家，他们是特权群体，免于生产食物的劳苦，他们在休闲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文字、科学、机械、建筑、哲学和艺术;他们进行统治、领导宗教仪式、征税、记录事件，筹划、实施重大的公共工程(灌溉系统、道路、桥梁、建筑、墓地等)，精心阐述与规范社会的传统与风俗。
批评者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化?仅仅是剩余农产品是不足激发全部的社会变化以及其他变化，从而产生城市的。一些专家不同意这种因果关系，认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变化在剩余农产品产生之前就开始了。
贸易需求说(Trading Requirements)也属于经济模式说，代表人物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年)。雅各布斯注意到，很多城市中心是围绕着市场建立起来的，就把城市的起源解释为主要作为长途贸易的功能。大规模贸易网络系统的参与需要系统地管理物品的正规交换，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组织机构的集中发展。不断增加的职业分工和经济竞争也促进了越来越快的城市发展。不太清楚的是，贸易在多大程度上是城市发展的原因和结果。
文化模式主要代表理论是宗教原因说(Religious Causes)，代表人物是瑞典历史学家斯乔伯格(Gideon Sjoberg)。斯乔伯格认为，庙宇以及其他宗教建筑的存在反映出宗教在早期城市中人们对宗教的重视。他认为宗教精英分子对祭坛牺牲的控制，就被赋予了经济和政治权力，这可以让这个群体影响社会的变化，从而促进了最初城市的发展。像宗教这样固执的社会机构必定会强化社会组织中的变化。
政治军事模式代表理论是防卫需求说(Defense Needs)，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这些理论家认为城市起源于居住在一起人们的安全防卫需要。魏特夫也指出，全面的防卫系统是必需的，以防备对价值很高的灌溉系统的破坏。虽然存在着广泛的城墙证据和其他防卫系统的证据，但并不是早期城市都有防卫系统的。就像保罗?惠特利所承认的，即使防卫不必是城市进化的初始动因，但?军事或许对城市发展的强化有着特殊意义的贡献，这包括为防卫目的进行的殖民和促进了职业的分工?。
这些理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城市起源绝不是某种理论可以解释清楚的。一定数量的人口长久地居住在一个地区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环境、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都限制了人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的发展。特别重要的是农业所生产的剩余食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可以维持多少城市人口。以现代眼光来看，早期城市规模是很小的，人口很少能超过2.5万人。包括地貌、气候、社会条件以及自然资源在内的环境条件对早期的城市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中东地区得到生动说明，这里的河流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肥沃新鲜的土壤，这一切能够孕育出简单的技术。除农业技术发展外，对于近东地区早期城市社会发展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发展技术以管理河流，最大程度地利用水源所带来的益处，以及如何避免洪水的泛滥。人口的增加和贸易的发展需要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这类更加复杂的组织机构，以及伴随社会分层而来的官僚机构、领导机构。
当今学术界普遍流行的是综合理论，即城市的起源是在综合这些各自独立的、不相关联的解释因素基础之上的看法。就像保罗?惠特利所解释的：
假如一种单独的、自治的、肇始的因素将被认同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惟一联结关系，而这种联结关系导致了城市形式的出现，这是值得怀疑的。
理解许多变化过程的复杂性和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更加重要的，这比单独地把某一种解释因素视为城市起源的因果关系要重要的多。这种全面理解城市起源的趋势反映着这样一种正在发展的观念：城市的起源代表着逐渐变迁的过程，而这涉及到在岁月流逝过程中逐渐增加的变化，而不是某种突然的城市革命。
1.节水灌溉技术的选用要因地制宜
农田的水土条件不同与农作物的类型不同，所选用的节水灌溉技术也是不相同的。节水灌溉技术的选用要因地制宜，符合农作物的特点以及农田的水土条件。在应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过程中，对于产出效益不高的大田粮食作物，应该采用以地面灌溉为主的节水灌溉技术。并且还要加强对于膜垄沟灌技术等投资较小的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条件比较好的状况下，农田水利工程中可以选择喷灌技术或是滴灌技术等需要较高投资的节水灌溉技术。
2. 要依据农作物的种植结构的调整确定节水灌溉技术的选用和变化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就是扩大林草的种植面积压缩耕地种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少粮食的种植面积，以及扩大耗水较低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少耗水高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以此来选择和确定节水灌溉的技术，保证单位用水量的农作物经济效益和产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