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各国兼并与大国争霸历史局面的出现，实质上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地方不平衡性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
铁制工具的使用春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铁制工具在中国是什么时代发明和使用的，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1972年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一组青铜器和玉器，是一个墓葬的殉葬品，其中有一件铁刃铜钺。
这件兵器在铜质的钺身前部嵌以铁制的钺刃，据鉴定，这个铁刃可能来自陨铁。有的同志据此说，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了①。人类使用陨石制成的铁器虽然开始很早，不过由于陨石来源稀少，当然不可能对当时生产起什么作用。陨铁的利用虽然能使人类初次认识了铁，对于后来的铁矿的冶炼也可能会有帮助，但是陨铁的使用并不能证明当时人类已经有了铁的发明。《诗经·大雅·公刘篇》里描写周的祖先公刘到■地建国时，曾经“取厉取锻，止基乃理”。《尚书·费誓篇》记述成王时鲁国伯禽讨伐徐戎的誓师词中又说：“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有人据此认为公刘时代已有铁制工具，西周初期已用铁兵器，都难成说。《公刘篇》的“锻”字，本也作“碫”，《毛传》云：“碫，石也。”锻，自应作碫为是。《说文》训碫云：“石也。”段玉裁以为“《大雅》：‘取厉取嘏’今本作‘取锻’，当依释文本又作嘏。”
直到目前为止，出土资料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西周时期已有铁制农具出现。
《诗经·秦风·驷■篇》云：“驷■扎阜，六辔在手”，孔颖达《正义》“■”字又径作“铁”字②，这是先秦典籍中所见最早的“铁”字。这里既把黑色的马称为“■”或“铁”，必然这种黑色金属在当时已是常见之物，而后才有可能把黑色的马也称为■。
《驷■篇》为秦襄公时诗，正当两周之交。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的铁制工具至少在西周末年的周王畿内已经使用于农业生产。《秦公镈》、《秦公钟》早已流传于世，1978年在陕西宝鸡县杨家湾太公庙村出土的五件青铜钟和三件镈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钟、镈上都有长篇铭文，据此可知其为秦武公时所造。1978年在甘肃灵合县景家庄春秋早期的秦墓中又出土有一把铜柄铁剑。所有这些，都可与上述文献记载互相印证。
不过，这时的铁只能是一种通过低温固体还原法或称块炼法炼出来的“锻铁”，不可能是“铸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载晋国的赵鞅、荀寅带领军队在汝水旁边筑城，借此向“国”中征收军赋“一鼓铁”，用来铸“刑鼎”。这“一鼓铁”，壮预注云：“令晋国各出功力，共鼓行为铁，计令一鼓而足”，认为“鼓”是“鼓铸”之意，孔颖达《正义》引服虔说：“《曲礼》曰：献米者操量鼓，取晋国一鼓铁铸之。”《管子·地数篇》云：“武王立重泉之戍，今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曰：“鼓，十①详见《积微居金文说》，第138页。
②同上书，第138—139页。
二斛也。”《孔子家语·正论篇》亦载此事，注云：“三十斤谓之钟，钟四谓之石，石四谓之鼓。”《小尔雅》说同。这都主张“鼓”是一种量器单位。我们认为，不论“鼓”字如何解释，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当时的冶铁技术已经能够铸出比较大量的“铸铁”，说明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由过去的“锻”发展到了“铸”的阶段。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年代较早的铁器计有三批六件。江苏六合程桥吴墓的两件铁器①，是用块炼铁作为原料，铁条特征表现很清楚。洛阳水泥制品厂灰坑出土的空首铁镈①和长沙识字岭314号墓出土的小铁镈①都是用铸铁铸造的。据此更可以判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掌握块炼法不久，就发明了冶炼生铁的技术，说明由于我国青铜鼓铸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炼钱技术的进程。
《国语·齐语》记载管仲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可见，春秋时期的兵器虽然仍用青铜铸造，而在农具、木工具方面已经采用铁制的了。春秋中叶齐灵公时的《叔夷钟》铭中有“造或徒四千”的记载，“或”，当是“铁”字的初文，可知，此时似乎已有大批采铁冶炼的官徒。当时的冶铁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阶段，据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女童男三百人鼓蒙装炭”，然后，“金铁刀湍，遂以成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这种鼓风用的大皮囊因其形式象橐而得名，其鼓风管因和■的管乐器差不多，就称为“■”。这种鼓风设备也就被称为“橐■”。后来《老子》的作者曾把宇宙整个空间比作这种鼓风设备，说：“天地之间，其犹橐■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五章）。这种橐，当时可能是用牛皮作的，所以墨子说：“橐以牛皮”、“灶用四橐”（《墨子·备穴》）。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春秋时代的铁制工具出土数量毕竟很少，这表明当时铁制工具的使用还很不普遍。例如前引长江流域在江苏六合春秋晚期吴国墓葬中发现的农具和手工业工具，均为青铜制造。就是在中原地区，例如在河南洛阳王城①、郑州碧沙岗①和山西侯马①等地春秋中晚期以至春秋战国之际的遗址中，还普遍存在石、骨、蚌器的生产工具。恩格斯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当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①。铁器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使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也使社会夫系发生了变化。
农业技术的进步①刘宝楠：《论语正义·季氏篇》引语。
①详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五·列国爵姓存灭》。
①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宾礼表叙》。
①详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列国疆域》。
①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96页，传说1931年在河南濬县也出土过一件嵌铜戈和一件嵌铁刃的铜钺，现在美国。据了解，其铁刃也都是陨铁所制。
①《毛诗注疏校勘记》六之四云：“《正义》本当是铁字，铁为■之借。”①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考古》，1974年第2期。铁制工具的使用为深耕和兴修水利等创造了条件。
铁制农具出现以后，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社会上的语言习俗，能够反映一种行为或事实的普遍存在，而且这种行为或事实，又多是存在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②，都以“牛”和“耕”作为名和字，显示了牛耕的行为早在孔子以前既已存在了。《论语》中的“犁牛”③之词，《国语》中的“畎亩之勤”①的记载，更加证明春秋时代存在牛耕的事实。《左传》宣公十一年曰：申叔时使于齐，反，复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王曰：“可哉！”曰：“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罪己重矣。”
这段文字虽然并未明言那践踏田地的牛就是耕牛，但从牛既可牵之看来，其必为耕牛无疑。西周末年宣王“不籍千亩”时，虢文公曾经劝谏，力请恢复那种传之已久的籍田制度时，其中虽然提到自天予以下，公卿百官们如何象征性地耕地。即“王耕一坺，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国语·周语上》），但在文中从头到尾未见只字与牛耕有关的言辞出现。可见，宣王时代是没有牛耕的，至少可以说，那时的牛耕尚未成为一种正式的耕作技术。而《左传》中的“牵牛以蹊”的记载，在孔子生前半个世纪，此事又与牛耕有关，因而我们可以论定，至迟在公元前七六世纪之间，牛已广泛地用作耕田的畜力了。
铁制工具的使用，也给兴修水利提供了方便。公元前563年，郑国大夫子驷“为田洫”②（《左传》襄公十年），因需在田里挖掘沟洫，遭到贵族的反对。后来子产执政时，使“田有封洫”③，即一面调整土地，一面挖掘沟洫，似乎得到了成功，“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均见《左传》襄公三十年），就是当时人们对于他的歌颂。此外，传说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了勺陂（在今安徽寿县），灌溉农田一万多顷，扩大了稻田（《后汉书·王景传》）。吴国在春秋末年曾修运河“邪沟”。正是由于当时各国都有国家经营的水利事业，所以在“葵丘之会”的盟约中有“无障谷”（《公羊传》僖公三年）、“无曲防”（《孟子·告子下》），即或以邻国为壑，或断邻国的水源的规定。上述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达。
有关春秋时期的手工业、商业和货币等重要史实，在本卷第三部分中另有专题叙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井田制的内部量变与“书社”的出现②转引自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第236页。
③多见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长沙发掘报告》，第66页，①参见郭宝钧等：《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部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碧沙岗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③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1959年“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8期。铁制工具的出现，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当时的农业产量有了提高后，公社农民对“私田”上的劳动增加了兴趣，因而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便一反过去传统，取消“公田”、“私田”的区分，实行了“履亩而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制度。为了“履亩而税”，首先必须使公社农民的“私田”固定化，从此公社内部的土地制度，便由过去的暂时占有变为永久占有，即由“三年一换主（土）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经）变为“自爱其处”，即：“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汉书·食货志上》）。由于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制度的变化，有先有后。在春秋列国中，首先实行“履亩而税”的，是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继齐国之后，则是晋国之“作爰田”（《左传》僖公十五年）。鲁国的“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也是一种“履亩而税”制，所以，《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解释说：“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楚国在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也对当时的田制进行了改革，“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在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也曾对公社土地进行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中所说的“田有封洫”，是指整理土地经界沟洫而言，“庐井有伍”则是把原来井田中农民的土地庐舍进行调整之义。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的秦国，通过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的“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也完成了上述田赋制度的变化④。这种“履亩而税”制的出现，虽然不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是通过阶级斗争完成的，但它也与公社农民在耕种公社土地之余，另外种植垦荒土地而逃税有看密切关系。也就是说，这种逃税情况如果持久下去，奴隶主贵族的剥削收入也就因之相对减少。所以，他们便采取了“履亩而税”制，按公社农民实际耕种面积多少征税，不管它是公社的还是垦荒而来的土地，一律丈量征税。于是奴隶主贵族的剥削便可大大增加起来。《左传》宣公十五年解释“初税亩”时说：“以丰财也”，正得其旨。
春秋时代各国的上述变化，都促成了公社农民使用的土地固定化。公社土地不再重新分配也是我国土地私有制确立的一个必经过程秋时代井田制的内部量变，并没有使当时的公社解体，公社土地的公有制也没有完全过渡到私有制。当时的公社虽仍存在，但是公社农民这个个体与国家的隶属关系愈来愈密切。从这时起，各国普遍出现了“书社”组织，“书社三百”（《吕氏春秋·高义篇》）、“书社四十”（《吕氏春秋·知接篇》）等，便是其例。《荀子·仲尼篇》王先谦注云：“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版”，《周礼·天官·宫伯》郑众注云：“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图”，《周礼·天官·司会》郑玄注云：“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可见，春秋时期以后的公社所以称为书社的原因，当是因为公社必须把公社内的户口、土地数字制成清册上交于各国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9页。
①有人认定春秋时代尚无牛耕，所以硬说这个“耕，字是“■”的错字；司马耕当作“司马■”，冉耕也就该作“冉■”了。这种“改字说经”法，纯属臆测之辞，不可轻信。统治者，作为对公社农民征税和力役的根据②。《周札·地官·小司徒》职的“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天官·小宰》职的“三曰听闾里以版图”，也都是反映这一事实的记录。
“国”“野”关系的漏除与军赋田税的加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的内部量变，过去的“国”“野”统治关系也在逐渐泯除。《左传》定公六年云：“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鲁国有两社，一为周社，一为毫社。周社自是鲁之国社，以其为周公后也。鲁因商奄之地，并因其遗民，故立毫社。定公及三桓是周族姬姓，所以要盟于周社。亳社，《公羊》、《谷梁》并以为亡国之社，自然是指被征服的殷族之社。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盟于“亳社”者本是殷族，应称“庶人”或“野人”，但是现在却说“国人盟于亳社”。这就告诉我们，被征服的殷人，此时已与西周时期不同，由于“国”“野”关系已经混同，就被称为“国人”了。从此以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已与“国人”相同，因而也就开始服兵役和缴纳军赋了。
《司马法》云：“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周礼·地官·载师》注引）《管子·度地》又云：“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司马法》的“州”，无疑是在郊外，从遂、术可通假看来，《管子》“术十为州”的“州”也在“郊”之外。“州”在“郊”、“野”之间，适与《周礼·载师》的“远郊”相当。我们知道，“州”是“野人”所居，本来不服兵役，可是春秋时代的晋国，为了扩充兵源而“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要“州”内的“野人”也服兵役。按照礼法，晋国只能有一军的兵力，晋献公“作二军”（《左传》闵公元年）；晋文公搜于被庐，“作三军”（《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三年后又搜于清原，“作五军”（《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八年后“舍二军”（《左传》文公六年），复三军之数；到了公元前588年则改“作六军”（《左传》成公三年），永为定制。当时的军队来源，史载甚简，虽难推测，但是其由二军为三军、五军，当是“作州兵”的直接结果。又如，《左传》成公元年，鲁国“作丘甲”，昭公四年郑国“作丘赋”。“丘”，本来也是“野人”居住之区，既不当兵，也不出兵赋，而今鲁、郑两国“丘”中“野人”又出丘甲和丘赋。所以，《谷梁传》说：“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成公元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掩为司马，于木“使庀赋，数甲兵”，大概也是编“野人”为军的。所以楚王后来说：“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前，诸侯的兵力还不大，例如齐桓称霸时不过“革车六百乘”（《国语·齐语》。各本“六”作“八”，据王引之说改），晋、楚城濮之战时，晋“车七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后来的晋、齐鞍之战，晋军也只出八百乘而已。几十年后的诸侯列国，几乎都已全国皆兵，可见当时公社农民的军赋负担之重。所以，郑国子产“作丘赋”时，“国人”指责他说：“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左传》昭公四年）。
②《论语·雍也篇》：“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无用，山川其舍诸？”我国的井田制度由定期分配变为永久占有之后，公社农民缴纳给国家贡赋，便由“先王制土，籍田以力”（《国语·鲁语下》）即“国”中行彻法、“野”里行助法，逐渐转变以一律行彻法的剥削方式了。《论语，颜渊篇》云：哀公问于有着曰：“年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里的“二，吾犹不足”的“二”字，何晏《集解》曰：“谓十二而税”，是③。《孟子·告子下》又说：“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孟子以为二十取一过轻，鲁国什取二又过重，足见那时的彻法税率自然较少于什二，其为什一无疑。但是，自春秋中叶各国采取“履亩而税”以来，随着各国奴隶主贵族的日趋奢侈腐化，田税也在不断地增加。
阶级关系的变化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期的政治斗争与兼并战争，加速了公社组织的演变，财富的集中，公社农民的破产和一些贵族的没落，使得当时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奴隶主贵族春秋时期，备诸侯国仍按宗法制度进行分封，所以受封地者多为贵族出身的卿大夫，其受田多少也依封建等级的高低而定。如，晋国之制“大国之卿，一旅之瞩”，一旅之田为五百亩：“上大夫，一卒之田”（均见《国语·晋语八》），一卒之田为百亩。卫国之制”唯卿备百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但是卿大夫除封地之外，还有如“郑伯赏入阵之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赐子展八邑、子产六邑，因功而得赏田者。另外，卿大夫的“分室”“夺田”之事也多，几乎无世无之，而且时代愈下，侵夺的现象愈激烈，这种侵夺行为多起于贵族的斗争。田邑被夺者，往往不惜牺牲一切，孤注一掷，出之以叛乱。因为失邑失田，则财源断绝，沦为“疏食”者，同时职守丧失，权势亦尽，等于削掉贵族的身份。薳氏叛楚，所因“丧职之族”（《左传》昭公十三年），也就是室邑田土被夺之人。这种非法的夺邑斗争不仅常常引起流血政变的后果，而且又使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成了一句空话，奴隶主贵族内部开始发生变化。各国的奴隶主贵族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与政治斗争中，有的逐渐降为农民或者沦为奴隶。《左传》信公三十三年云：“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褥，其妻馌之”；昭公二十年又云：“（伍）员如吴..而耕于鄙”；《国语·晋语九》也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里的冀缺、伍员、范氏和中行氏几家贵族都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现在都在田野里耕种，成了自耕农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周天子以樊阳之田赐晋文公，樊阳不服，晋军围之。樊阳人“苍葛呼曰：‘..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这也是贵族在没落为自由民或奴隶前的一种哀号。《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国叔向曾对晏婴说：③《国语·晋语九》：“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宁庙之牺，为畎亩之勤》。”
“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这是贵族降为奴隶的一个明显例证。
“国人”参政及其限度西周时期由于有着“国”“野”区别，“国人”和“野人”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存在权利义务的不同，而且在建学受教育方面也有差别。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的内部量变和井田制度从“换主（土）易居”向“自爱其处”的转变，“国”“野”和“国人”“野人”的差别也就逐渐走向混灭。这时的“国人”已经包括“野人”在内，有时又称“小人”或“庶人”。
春秋时期的邦国建立在国人之上，当时的统治者如果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往往败亡，所以楚沈尹戌曾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灵王时，贵族政变“入楚”，灵王在乾溪，右尹子革劝他“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灵王无道，不得民心，自知“众怒不可犯”，不敢入楚，田缢于芋。后来发动政变的贵族子弟子干、子皙也曰：“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惧国人之怒而自杀（均见《左传》昭公十三年）。“国人”干政的方式，或决定国君废立，或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这在例如郑、卫、宋、曹、陈、许、莒等中小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可能这是保留的原始共同体的遗习较多的缘故。公元前642年，邢人、狄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毁（卫文公名）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狄师还”（《左传》僖公十八年）。这里的“众”，当指国人。国人无权指染王位，但是凡国之事需要经过全体国人的认可，所以卫侯让位而朝国人，国人反对，贵族也无可奈何。公元前497年，晋国大夫范氏、中行氏攻晋定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左传》定公十三年），“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左传》襄公十九年）。得到国人的支持，甚至太子可以弑其君父，“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左传》文公十八年），便是其例。除内政外，在外交方面，国人也起决定作用。春秋时代晋楚争霸，中原小国深受其苦，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伐之。卫国在晋楚间，有一次“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放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乃“出居于襄牛”（《左传》信公二十八年）。春秋末年，吴国兴起于东南，与楚争霸，滨临的陈、蔡两国亦蒙其害。公元前506年，吴军入楚都，“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597年，楚子围郑，封锁十七日，“郑人卜行成（求和），不吉；卜临（哭）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左传》宣公十二年），国人与统治者皆大哭，准备迁都。公元前640年，秦、晋战于韩原，晋惠公被俘。秦伯合晋使吕甥，盟于王城。秦伯问：“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左传》僖公十五年纪其事云：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以晋这样一个国家，还认为一国也是由君子（贵族）与小人（国人）所组成，国人在当时政治中有着重要地位，必须贵族与国人“和”，国家才能有指望。公元前634年，齐孝公伐鲁北鄙，僖公命展喜犒齐师，让他向展禽请教如何措辞。齐侯问曰：“鲁人恐乎？”展喜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展禽即柳下惠，对于国家存亡的应答，依然也是小人、君子并举，可见国人在当时各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由此我们认为《周礼·秋官·小司寇》职：“致万民而询焉”的“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决非向壁虚构之事，当与公社残存息息相关。
春秋时代的国人，与当时各国的国君、贵族虽然形成了鼎足而立的势力，但其干与政治是有先天的限度，即他们平时影响政治的行为只是诉诸舆论，即所谓“谤言”而已。例如，晋平公问师旷“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时，师旷回答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辅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左传》襄公十四年）。这里的“庶人谤”就是《国语·周语上》周邵公所谓的“庶人传语”，也即“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意思，都是止于舆论批评而已。《诗经》有国风，诗序曰：“风，讽也。”国风确实包括有国人的舆论。中国古代一般都有采集民意之官，所谓“询于刍荛”（《诗经·大雅·板》），便是其例。但是贵族对于这仲“谤言”“知而不已”、“讯予不顾”（《诗经·陈风·墓门》），即可听也可不听，并不致于制约政治制度。所以，周厉王为虑“国人谤王”，厉王怒，派人监视，谤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即使在国人忍无可忍起而暴动时，也都是与贵族共同发起的，象“陈国城，版筑而杀人。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逐杀庆虎、庆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并非常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由于残存着公社组织，加上氏族共同体的遗习，也就造成了一种力量，使当时的贵族不敢轻侮他们，一旦生产力有了发展，公社逐渐解体，公社凝结体烟消云散时，国人干预政治的力量，就必然随之瓦解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晋侯）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又云：晋侯“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这里的“舆人”很难知其具体身份。但从《国语·晋语三》的“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贿，舆人诵之曰..’；《楚语上》的“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以及《左传》襄公三十年的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等记载看来，“舆人”也常常有诵，又有土地，且有“衣冠”，并有能受教育的“子弟”，似与“国人”身份相近。
绍兴有哪些景点
1、鲁迅故里 ： 鲁迅故里已经成为一条独具江南风情的历史街区，成为一个原汁原味解读鲁迅作品，品味鲁迅笔下风物，感受鲁迅当年生活情境的真实场所。 一条窄窄的青石板路两边，一溜粉墙黛瓦，竹丝台门，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穿插其间，一条小河从鲁迅故居门前流过，乌篷船在河上晃晃悠悠，此情此景不能不让人想起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场景。精心保护和恢复后的鲁迅故里已成为立体解读中国近代大文豪鲁迅的场所，成为浙江绍兴的“镇城之宝”。 2、鉴湖 ： 位于绍兴城西1.5公里处。东汉永和年间，会稽太守马臻总纳山阴、会稽两县三十六源之水为湖，东至曹娥江，西至浦阳江，长127里，面积约206平方公里，可灌溉农田9000余顷，两县百姓大得其利。唐中叶以后，湖面逐渐淤积。湖上堤桥随设，渔舟时见，远山四围，水清如镜，堪称江南水乡的典型。 3、兰亭国家森林公园 ： 崇山岭岭，茂林修竹（公园内崇山峻岭、峰峦叠翠）。书法圣地，中外驰名（在中国艺术史上传为佳话的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故事，就发生在兰亭）。名人古墓，流芳百世（景区内发掘的距今2500多年的江南第一大墓--印山越国王陵，是浙江余姚继河姆渡、良渚文化遗址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1998年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清凉世界，度假胜地（每年一届"绍兴兰花节"集国内外的名兰精品，数万盘兰花竞相开放，景区内一片兰花的海洋，展示公园勃勃生机）。 4、绍兴会稽秦望山佛教文化旅游区 东晋王献之舍宅为云门古寺，唐人有“越山千万云门绝”之美誉，王献之、智永在此苦练书法，兰亭集序在此珍藏几百年，是浙东唐诗之路重要的组成部分，寺前有若耶诗溪（会稽湖旅游休闲度假区），寺后有中国佛教三论宗祖庭嘉祥寺与秦始皇登临过的秦望山，山上有会稽刻石（李斯碑），大诗人陆游在此居住2年学习兵法留下“陆游草堂”遗址。云门寺最盛发展到六个副寺，是绍兴最大的寺院，历代帝皇、名人、诗人以及留下赞美云门寺的诗词文章多不胜数，可以说云门寺是“天下第一名人大客栈”了。 5、柯岩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AAAA级旅游区柯岩风景区位于绍兴城西八公里、杭州东郊十二公里处，是以古越文化为内涵，融绍兴水乡风情、古采石遗景、山林生态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始于汉代，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至清代，有著名“柯岩八景”之称，为越中名胜。 经过现代别具匠心的园林营造，目前已修复并形成了柯岩、鉴湖、鲁镇、香林等四大景区，游览面积四平方公里，是近年来绍兴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风景旅游区。2003年经国家旅游局核准，被中国旅游报社等单位评为“中国旅游知名品牌”。 6、五泄风景区 浣江——五泄风景名胜区面积72平方公里，由南北两片三个景观相对集中的景区组成，杭金公路作为一条纽带联系三个景区。北部五泄景区主要在火山碎屑岩基础上发育而成，拥有五级飞瀑、唐代古刹——佛教曹洞祖庭五泄禅寺等，景区内林木覆盖率达90％以上。南部斗岩景区、汤江岩景区为典型的丹霞地貌，其自然景观以奇峰险岩、怪石幽洞、斗岩狮峰等16个景点组成；汤江岩景区面积14平方公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成了汤江岩“无山不崖、无崖不石、无石不洞、无洞不穿”的奇特景观。 7、曹娥景区 一.舜耕公园 为曹娥景区主景之一，位于上虞市区西南侧，舜耕公园以舜耕群雕、大舜庙及舜桥、舜井为主要景点，反映舜帝出生上虞，后因避丹朱于此，故以其名的历史。渲染舜帝以孝为先，勤政为民的辉煌一生。园内舜耕群雕由中国艺术大师韩美林创作，以花岗岩为主材料的象队群雕长68米，高27米，总重约800余吨，气势恢弘，体量之大，堪称亚洲之最。 二.曹娥庙 位于曹娥江西岸孝女庙村，距市区3公里。是为纪念东汉时孝女曹娥投江寻父而建。曹娥庙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几经兴废，屡经重建，现建筑为民国二十三年重建。曹娥庙文化积淀厚重，艺术品位高雅，尤以庙内雕刻、壁画、楹联和书法“四绝”而饮誉海内外，被誉为“江南第一庙”。 庙内现存一“曹娥碑”为“中国最早的字谜”。 8、“英台故里”—祝家庄 “英台故里”祝家庄是经典爱情故事“梁祝”传说中祝英台的故乡，位于上虞市东南，距市区7.3公里。祝家庄地处半山区，南、西、北三面环山，庄前有“玉水河”，河呈南北长条形，与开凿于西晋的四十里河贯通。现尚存有祝氏祖堂、玉水河、井空泉、药师寺等与英台文化相关古迹。 9、凤鸣山风景区 凤鸣山坐落于上虞市丰惠镇东南4公里，距上虞市区17公里，为国家2A级景区，景区面积2.4平方公里，以山陡谷深、急流叠瀑、苍山翠绿、小桥流水的自然美而闻名，其中“悬石飞瀑”、“千年古藤”二景区点堪称奇观。凤鸣山文化历史积淀丰厚是道教“第九小洞天”的所在地，有东汉炼丹术家道教祖师魏伯阳炼丹遗址。魏伯阳一生在凤鸣山炼丹修性并留下《周易参同契》一书，后被尊为“万古丹经王”。景区内凤鸣真人祠始于汉代之最，至今已有二千余年历史，东晋谢安、宋朝朱熹、明朝潘府、叶经等文人墨客均到此一游。 10、白马湖、春晖名人园 “白马湖、春晖名人园”位于距市区4公里的省级文保单位——春晖中学内，那里三面环山，湖泊众多、幽静恬雅、自然风光十分怡人。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刘薰宇、刘淑琴等前来执教，何香凝、蔡元培、叶圣道、李叔同、胡愈之等前来讲学，吸引了大批莘莘学子前来求学，一时名扬四海，赢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春晖名人园”就是当初一批名人的居家办公之处，其中有夏丏尊的“平屋”，丰子恺的“小杨柳屋”，李叔同(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经享颐的“长松山房”等名人故居，历年吸引了无数的名流前来参观瞻仰。 11、东山景区 东山，又名谢安山。原不怎么出名。自从东晋名士谢安隐居此山后，引出了许多令人神往的故事，便渐渐成了我国东南的一座名山。李白、贺知章、刘长卿、方平、苏东坡、陆游等，都曾盘桓其间，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 12、称山风景区 称山风景区位于上虞市西北部,离上虞市区7公里.相传春秋末期,越王勾践为复国雪耻,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曾在此山称炭铸剑,大炼兵器,称山由此而得名.景区集旅游;休闲娱乐,餐饮,德教,礼佛为一体,是理想的游览胜地. 13、桃花源景区 上虞桃花源生态旅游区地处上虞市西南，位于长塘镇桃园村，距离百官城区约13公里，距离绍兴市区约25公里，景区面积为2.6平方公里。目前景区建成了以桃源湖为核心，龙潭为精华，具有水上健身游乐、沙滩浴场、龙潭休闲垂钓、野炊烧烤等多种休闲娱乐功能的综合旅游景区，并从2005年伊始就开始积极申报国家AA级景区。 14、东湖 东湖是绍兴的著名胜迹，号称“天下第一盆景” 东湖，原是青石山。从汉代开始，这里就成为采石场，到隋朝，开采的规模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石场内，岩中泉水涌出来，河水从外溢进来，由场而成湖，湖内碧波荡漾，这就是今天的东湖。清朝末年会稽人陶睿宣宣见到此地风景奇秀，便筑了湖堤，将湖水与河一分为二。堤外是贯通浙江东部的浙东运河；堤内便是东湖了。 15 吕府 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吕夲故宅，俗称“吕府十三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内二处明代有价值建筑群之一。建筑群内交通便利，大厅后有一条石板铺就的通道，东西贯通，俗称“马弄”。相邻两轴线之间有一南北贯通的长弄，俗称“水弄”。又西有西小河，南有新河，沿河设有埠头，用于水上交通。江南罕见的明代大型住宅建筑群，是研究明代江南官宅建筑的重要实物例证。越城区新河弄169号。吕氏后裔仍部分居住于吕府。 16、西施故里 西施故里旅游区是绍兴地区唯一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浣江.五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目标以西施文化为主题，充分展示古越文化和故里风情，将本区域建设成为一处自然风光优美、文化内涵丰富、游览设施健全、经济效益良好、具有时代活力的风景游览胜地。 推荐几个名人的纪念景点。 绍兴鲁迅纪念馆 鲁迅路和中兴路交汇口 吼山 位于绍兴市区以东十二公里处的皋埠 放生池 位于曹山上 烟萝洞 位于绍兴市区以东十二公里处的皋埠 五泄(诸暨） 位于诸暨市西北20公里处 西施殿（诸暨） 位于诸暨市城南半公里许浣沙溪畔 东湖 浙江省绍兴市东湖风景区 柯岩 绍兴城往西行车12公里 兰亭 浙江省绍兴市兰亭 鲁迅故居 在鲁迅纪念馆的一侧 大禹陵 位于绍兴市区东南6公里 会稽山 位于绍兴城东南 斗岩（诸暨） 处于诸暨市南部重镇牌头镇西北 大佛寺(新昌） 新昌西南1公里 穿岩十九峰景区（新昌） 位于新昌城西南22公里 沈园 在城内延安路洋河弄 鉴湖 位于绍兴城西1.5公里 羊山石佛 位于绍兴齐贤镇境内下方桥 咸亨酒店 鲁迅路44号上的“咸亨”发祥地 塔山 浙江省绍兴市城区景区，绍兴城南端 鲁迅百草园 在鲁迅故居的后面 三味书屋 鲁迅纪念馆对面 大通学堂 绍兴市府横街258号 蔡元培故居 市区笔飞弄西侧 棋盘石、云石 市区以东十二公里处的皋埠 八字桥 市区八字桥直街东端 古越藏书楼 市区胜利西路503号 青藤书屋 市区前观巷大乘弄 戒珠寺 市区西街 秋瑾故居 绍兴市区塔山西麓和畅堂 秋瑾祖居 绍兴县福全镇福全山村 秋瑾纪念碑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古轩亭口 周恩来祖居 绍兴市劳动路369号 府山越国遗址 绍兴城西府山公园 禹王庙 绍兴市东南4公里的会稽山麓 石佛寺 西施山遗址 绍兴五云门外有座土丘 马臻墓 西施山遗址 绍兴五云门外有座土丘 观宗寺 位于宁波市区灵桥路 土谷祠 市区 香炉蜂 市稽山门外 印山越王陵 位于绍兴市区西南12公里 风雨亭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府山西南峰 新昌十里潜溪 出新昌县城西5公里，经茶壶 府山景区 位于绍兴市区西南 蕺山景区 位于绍兴市东北面 兰亭景区 地处绍兴市郊西南 塔山景区 位于绍兴市区西南 古纤道 位于绍兴县柯桥镇、湖塘镇地界的 百丈飞瀑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王院乡境内 城隍殿 浙江省绍兴市安昌古镇 曹娥庙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 师爷馆 浙江省绍兴市安昌古镇 风则江廊桥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绍兴文理学院河东校区附近
绍兴景点有：鲁迅故里:鲁迅故居逛三味书屋、东湖：坐一回乌篷船、安昌：绍兴最原汁原味的古镇、柯岩景区:不得不看的石佛和云骨、西施故里：古越遗风的江南小镇。
1、鲁迅故里:鲁迅故居逛三味书屋
鲁迅故里是绍兴市内的一条历史街区，这儿曾是大文豪鲁迅先生少年时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地方。你可走进鲁迅故居参观屋后那曾是他儿时乐园的“百草园”；或是去“三味书屋”看一看少年鲁迅求学时用过的书桌；还可以去“咸亨酒店”，与“孔乙己”铜像合个影，吃吃茴香豆、来碗黄酒，品味一下绍兴式慢生活。
2、东湖：坐一回乌篷船
东湖给人一种小巧而有灵气的感觉，被人们比作“山水盆景”。此外，这里也是82版《西游记》中女儿国的取景地。东湖的水质清澈，由于曾是一个采石场，一些开凿的痕迹被山泉冲刷出一道道斑斓的色彩，煞是好看。
3、安昌：绍兴最原汁原味的古镇
安昌可以说是绍兴最原汁原味的古镇了，古镇依河而建，北岸为商市，南岸是民居，两岸之间古桥相连。这里几乎没有旅游团，更多的是悠闲生活的当地人，沿河的三里街市还保留着质朴的生活气息。
4、柯岩景区:不得不看的石佛和云骨
柯岩风景区位于柯山脚下，包含柯岩、鉴湖、鲁镇三大景区。其中最特别的景点是“天工大佛”和“奇云石骨”。“奇云石骨”上宽下窄，犹如一座颠倒过来的宝塔，高30余米，底围仅4米，看似头重脚轻，却已在风雨中屹立了一千多年，令人惊叹。
5、西施故里：古越遗风的江南小镇
西施故里景区其实是一个泛指，包括浣江及其两岸的景观带，这里有着不错的江南山水和庞大的中式园林，西施殿是整个景区中最值得一看的，这里不仅是纪念西施的场所，诸暨民间建筑艺术的精华也能在此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