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圃制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农庄的轮耕制度。耕地被划为条形，封建主的土地和农奴的土地互相交错。耕地大致被分为春耕、秋耕、休闲三部分，轮流用于春播、秋播、休闲。每一块土地在连续耕种两年之后，可以休闲一年。 实行三圃制的庄园里有林地，提供柴薪、木料；有草地，提供饲料；有河流，提供水源；有的还有池塘，用来养鱼。有些封建主的住宅往往建成城堡式样，作为防卫中心，还有教堂和教士的住宅。此外还有属于封建主的磨坊、烤炉和各种作坊。农奴的住房一般比较狭小，质量较差，农舍周围有一小块园地供他使用，他的份地也远离农舍。 亦称“三田制”、“三区轮作制”。中世纪欧洲国家盛行的一种谷物种植制度。那时，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有轮重型犁的推广普及，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活动增加了大量的耕地，8世纪后，三圃制盛行于地势平坦、气候湿润阴凉、土质粘重的中欧和西欧等地。它把耕地分为面积大体相等的休闲地、春播地、秋 (冬) 播地三个耕区。作物也在各区轮作，春播作物或大麦或燕麦或豆类，秋 (冬)播作物或小麦或黑麦。耕地和作物分别依次逐年轮换，三年一个循环。在封建庄园内强制实行三圃制。农民拥有的耕地以狭长条地的形式，与领主保有地错落相间地散布在各个耕区内; 每年种植的作物种类和农作时间强制划一，农民无权安排; 休闲地和收割完毕后的耕地，都作公共牧场，共同使用。与二圃制相比，三圃制一年可以收获两次，休闲地面积由二分之一减少到三分之一，既有利于减少农业灾害或歉收的风险，又有利于耕地和劳动力利用率的提高，因而农业生产水平高于二圃制。 所谓“圈地”，就是把农村中从很早时候起就已普遍存在的“敞田”用栅栏圈围起来，成为整片地段，在这片地段上养羊或从事其他耕作，如种植新的农作物。 所谓“圈地”，就是把农村中从很早时候起就已普遍存在的“敞田”用栅栏圈围起来，成为整片地段，在这片地段上养羊或从事其他耕作，如种植新的农作物。 清初满洲贵族大规模圈占汉人土地的活动，为清初弊政。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和笼络八旗将士，派遣官员跑马圈地，先后出现了三次高潮。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下令：“凡近京各洲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地甚多，……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清世祖实录》卷 12）顺治二年九月，圈占的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京东、京南府州县。顺治四年正月下令于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 府州县内圈地。此后，大规模圈地停止，但是零星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圈地持续了几十年，共圈占汉族人田地 224982 顷。圈占范围主要在直隶6府2州1县，共计77州县，广袤2000余里。少部分在山西之太原、潞州，山东之德州、徐州等地。所圈之地，最初为无主荒地，继之有主无主之地一体圈占；圈占还包括庐舍、场圃，使大批汉人地主和农民骤失田产庐舍，生活无着。满洲贵族用圈占的土地设立皇庄，赏赐王公勋臣，分绘八旗兵丁。对王公勋臣的赏赐，按宗室、王公、官员的等级和所属壮丁数目，给以不同数量的庄田和壮丁地。八旗士兵按照“计丁授田”的原则，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他们依靠这些田土解决生活所需及出征的军事装备。八旗官兵的旗地约 14 万余顷，占圈占土地的绝大部分。清初圈地是野蛮的劫掠，致使百余万人破产失业，流离失所，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产，阻碍了社会进步。由于壮丁逃亡和汉族人民不断反抗，康熙八年（1669）下诏停止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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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制与重犁使用密切相关，作物轮作的三田制(三圃制)出现了。在近代之前，由于没有足够的肥料维持较为集约的农业生产，同时三叶草、苜蓿之类的固氮作物基本上不为人所知，因而，农民总是把其大片可耕地休耕一年，以免地力枯竭。不过罗马人生产力极为低下，在任何年份都无力耕种过半的耕地。中世纪的革新之处在于引进了三田制，从而把休耕地减少到总耕地的三分之一。在一年中，三分之一的田地抛荒，三分之一的田地留给秋季种植、初夏收获的庄稼，三分之一的田地留给暮春下种、八九月份收获的新式作物——燕麦、大麦或豆子。三种地块年年轮换，三年构成一个循环。重要的革新在于种植了生长期为整个夏季的新式作物。由于田地较为贫瘠，尤其是因为过于干燥作物根本不能在夏季生长，因而罗马人不能实行这一制度。就此而论，土地较湿润的北方显然具有先天之利。种植新式作物的好处在于它们不像小麦、黑麦之类谷物那样损耗地力(实际上，它们补充了谷物自土壤中带走的氮)；此外，它们提供了新式食品。如果第三块田地即春耕地种上燕麦，人和马都可以此为食；如果种上的是豆子，这种作物可以提供蛋白质来补充主要摄取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之不足，从而平衡人的饮食。由于三田制还有助于在全年中分散劳动，把产量由二分之一提高到三分之二，因而它无异于一个农业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