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督抚一方面名义上始终是以中央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兵部（尚书、侍郎）堂官身份“钦差”到地方的“临时性官职”；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具有浓厚的总揽地方大权的正式长官色彩，凌驾于地方三司之上。一般认知里，督抚驻地理应和三司，特别是分管民政的布政使在一起。然而，浙江督抚自嘉靖年设置一来，形成了杭州省城、镇海（明称定海）县城两个常驻地，两城各有督抚衙门；而且到了万历后期，巡抚只留驻镇海还成为了定制。明代定海县其实只是宁波府属县，为何能凌驾于宁波甚至杭州之上，取得了相当于省会的地位？只有当我们结合《明实录》《明史》等国家史和地方志，阅览明朝东南倭患和御倭战争史，才可以厘清浙江总督、巡抚为何频频离开杭州，最终在万历后期定驻镇海的原因。
明代浙直（浙江）总督、巡抚、总兵驻地示意图（不计寄驻下级衙门时期）
镇海平倭
浙江督抚常驻镇海，正是其独特的诸蕃贡道地位所形成的。终明一代，南倭北虏即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的侵扰和北部边境蒙古的袭扰，是长期困扰明朝、危及社稷的两大问题。明廷规定，宁波是日本朝贡船登陆中国的唯一口岸。日本人的朝贡船来华要先在镇海入关接受检查，再经水路抵达府城上岸，然后通过大运河去京城。不但如此，镇海作为我国古代唯一一个与大运河相通的不冻港，也是东亚、东南亚各国来朝贡的第一站；历史上还是遣唐使、遣宋使的第一站。我国最早的日本专著、当地人薛俊所编的《日本考略》明言了镇海的地位：“凡贡献必由于定（海），次于宁（波）郡（城），以及杭（州）省（城），然达于京师。故定为喉舌所也。”
遣明使来华路线及倭寇骚扰图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因倭寇占据昌国县（今舟山）诸岛为巢，明太祖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废昌国县并入定海县，居民迁往内陆，只留少量卫所军人守护舟山所城。因此，明朝的定海县县境也相当大，版图相当于今宁波市镇海区大部、北仑区和舟山全市。
明永乐十六年后的宁波府
嘉靖后期，倭患爆发，二十六年(1547年）七月浙江首设巡抚，朱纨以右副都御史官阶廵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提督军务，驻杭州。次年，他在镇海指挥福建都指挥佥事卢镗、海道副使魏一恭攻克县境内亚洲最大的海上走私贸易基地双屿港，大破倭寇和葡萄牙海盗。三十三年五月，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不妨原务，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江、山东、两广、福建等处”（《明世宗实录》）。从此，浙江督抚开始成为常设官职。当时的督抚是名副其实的钦差职务，所以驻地也是经常变动，张经任浙直总督时期，他驻嘉兴，巡抚李天宠守杭州。
明嘉靖三十四年发行的《广舆图》无浙直总督明确驻地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明朝第一抗倭名臣胡宗宪进兵部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总督浙直福军务。在他的任职主持东南抗倭大局时期，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驻地一直在变动。嘉靖《浙江通志》记载：“浙江巡抚，旧不常设。有事则遣大臣巡视，或尚书，或大理卿，或都御史，官无定员，治无定所。嘉靖三十九年，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胡宗宪总督浙江兼巡抚，以旧清军察院改建，名总督府。”万历五年（1577年），因巡抚本身官阶系于都察院，时任巡抚徐拭正式题名为巡抚都察院。总督府北有杭州鼓楼，名镇海楼，徐渭代胡宗宪所作《镇海楼记》中有言：“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命总督直浙闽军务，开府于杭，而方移师治寇驻嘉兴。”当年，胡宗宪为剿灭大寇徐海确曾暂驻嘉兴，当日的受降仪式也在平湖县城外进行。
杭州鼓楼
三十六年，胡宗宪为彻底消灭占据舟山群岛为巢穴的倭寇，督师镇海。十一月，在镇海诱捕海寇头子王直。期间徐渭作为主要幕僚也随军前来，写下《游驱岩二首》《寓穿山感事》等与当地地名相关的诗。三十七年春，他们在招宝山观海远望岑港侦察军情，徐渭作《与客登招宝山观海，遂有击楫岑港一窥贼垒之兴，谨和开府胡公之韵奉呈》。此次，胡宗宪调集兵力，围剿王直在岑港的同党。浙直总兵俞大猷、宁绍台参将戚继光等知名武将都参加了这次战斗。可是岑港倭寇非常有战斗力，直至是年十一月，终于被肃清，其余倭寇流窜到闽、广一带。
浙直总督幕僚徐渭《与客登招宝山观海，遂有击楫岑港一窥贼垒之兴，谨和开府胡公之韵奉呈》
受胡宗宪邀请，前南京兵部尚书鄞县人张时彻也一直在抗倭前线观摩和参与战事。他看到胡宗宪大胜倭寇后，特地在招宝山立《平夷碑》。碑文中也告诉我们当时的镇海是浙江总督的唯一驻地，“公自戊午（嘉靖三十七年）三月视师海上，迄十有一月乃罢，而定海实惟驻节之所。”
武职巡抚
为了抗倭，明朝除了在东南沿海设置最高文职浙直总督的同时，也设置了管辖浙江和南直隶两省的浙直总兵。明天启内阁首辅朱国祯在《涌幢小品·总督总兵》卷8说：“文臣称总督，武臣称总兵，皆是虚衔。”总兵和总督一样，名义上也是中央五军都督府派下来的钦差，其待遇都系于本身官阶。《明史·职官志五》记载：“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浙直总兵是东南抗倭前线的最高武职，最初设置于嘉靖三十四年，驻地一开始在临山卫（今浙江余姚临山镇）。次年，因镇海是诸蕃贡道，总兵府改驻弹压。
浙直总兵俞大猷《登招宝山》
嘉靖四十二年的《定海县志》里有一段有意思的话：“总兵府一在县治西，一在舟山所城内，俱因总督司改今名。”《明史·职官志五》里的一句话解释了总兵府改名的原因，“镇守浙江总兵官一人，嘉靖三十四年设，总理浙直海防。三十五年，改镇守浙直。”以文制武是明朝中期以来的国策，既然有文官“总督浙直福军务”，武官就不能“总理浙直”了。
嘉靖《宁波府志》定海县治图
不过，浙直总兵有点特殊，和别地总兵相比，他能够节制文官。《明世宗实录》说：“（浙直）总兵则曰镇守，屯临山。副总兵则曰协守，屯金山……其体统视巡抚。”总兵的职责在张时彻的嘉靖《宁波府志》有具体说明:“总兵府都督一人，掌凡镇守浙直地方、备御倭夷、保安军民之事……凡水路之寇，调度各省沿海军马而逐捕之。凡重大之事会同各巡抚及副总兵议而行之。境内所属知府以下，若参将、守备、把总等官皆得其节制。”从这些史料看出，浙直总兵名虽“浙直”，职权也不输浙直总督，拥有调度沿海六省兵马，并有与各处巡抚议事之权。这样才可以充分动员辖区内各方面力量，协调作战，能更加有效地抵御倭寇侵扰。
而作为一个完整的节镇，一是要有武职钦差, 即总兵的镇守；一是要有文职钦差, 即总督来总督军务或是巡抚来提督军务。这个权力大得惊人的浙直总兵谁来节制呢，只能是同样管辖六省的浙直总督来节制（嘉靖四十年七月胡宗宪兼制江西）。这就是嘉靖年间，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胡宗宪常驻镇海的原因。在胡宗宪、俞大猷、卢镗任职期间，抗倭大局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浙直倭患基本平息；这样才有了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戚继光以浙福副总兵的身份援闽抗倭之事。
嘉靖三十八年浙直总兵卢镗题字“六国来王处，平倭第一关”
浙直总兵卢镗《登候涛山》
由于浙江抚帅职权相近，两者相互合作，但又相互牵制，时常发生矛盾。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胡宗宪因严党案牵连被捕，此时浙直倭患也基本平息，“于是浙直总督缺遂罢不补。而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赵炳然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廵抚浙江。”（《明世宗实录》）自赵炳然起，浙江巡抚的职责也定为“巡抚浙江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次年初，浙直总兵卢镗被视作胡宗宪同党免职，由杨尚英接任。杨尚英刚上任，就被只管一省的赵炳然给坑了。赵炳然上奏要求浙、直总兵分设，“苏、松、浙江水师皆统于总兵，驻定海；陆师皆统于副总兵，驻金山卫，并受总督节制。今督府既革，则已判为二镇，彼此牵制，不得调发。请画地分辖，各兼水陆军务。”（《明史·赵炳然传》）这样，与浙直总督一职相伴，负责镇守浙江、南直隶两省，调度沿海六省兵马的最高武官“浙直总兵”亦遭裁汰。浙江总兵此后遂成定制。
万历定制
万历十一年，因去岁（《明史》误作九年）杭州省城兵民两变，浙江总兵改驻杭州。不过，鉴于镇海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制定了浙江总兵在杭州、镇海两地办公的制度，汛期、战时继续驻镇海，汛毕驻杭州，仍巡历海上。
浙江总兵的重要职责是“巡历海上”，防止倭寇东来。那么，作为“提督军务”的浙江巡抚有没有这个职责，跟着节制总兵呢？乾隆《镇海县志》“军门府”条记载：“军门府在县治东，城隍庙西，万历七年（县）令赵思基建为巡抚巡视海上驻节之所”。“赵思基”条又记载：“时巡抚视师海上驻臬司行署，前令议拓民庐开府。”由于巡抚本身官阶属于监察系统的都御史，历任巡抚本来驻县城的按察分司行署。万历初年，巡抚吴善言要求定海县拆掉民居建巡抚府，县民因此惴惴不安。县令赵思基是个好官，他寻到县城城隍庙西边有块空地，在上面建了巡抚衙门。这样，浙江巡抚在镇海也有了固定的巡抚衙门，民心也得到安定。据地方志记载，巡抚府前除了有表明巡抚职责的“文武总宪”坊外，还有表明巡抚志向的“江海澄清”坊。
随着万历朝鲜之役爆发，杭州、镇海两驻的弊端逐渐显现，总兵在二十九年十一月再次专驻镇海，不再兼驻杭州。“浙江廵抚刘元霖上海防事宜一，重将权谓浙省总兵驻札定海，控制杭嘉温台等处……从之。”（《明神宗实录》）那么时常要和总兵协商军政要事的巡抚呢？从文物史料方面反映，朝鲜之役后的巡抚也主要在宁波一带活动。宁波月湖瀛洲接武坊系府城内唯一的明代牌坊，为万历年间所建。三十四年，陆世科、李康先等17位宁波籍学子同时考中举人，在宁波城内引起不小的轰动。浙江巡抚甘士价（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至三十六年五月在任）为预祝他们今后能像唐代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学士”那样能得到朝廷的重用，打算为他们建造了这座三间四柱“瀛洲接武”坊。不过，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甘士价于万历三十六年五月离职，在他的任期中并没有建成这一牌坊。直到万历三十九（1611年）年，高举（万历三十七年正月至约四十二年在任）以甘士价和他两人的名义建造了“瀛洲接武”坊。
“瀛洲接武”坊
高举离任之时，当地百姓感怀他的恩德，请鄞县人吴礼嘉撰写《中丞公抚浙去思碑》赠送于他。从碑文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当时高举任期明日之间的局势，更能加深了解浙江巡抚留驻镇海的原因。此碑记载：“方是时，乐浪（朝鲜）之役虽解。而（德川）家康实螫属国，劫我之鸡笼、淡水。宵人又阑出徼外，以贸夷海上，实棘棘多事。”朝鲜之役后，明日关系并未缓和，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建立江户幕府；而后，他对明朝及其属国进行骚扰。嘉靖时的倭寇，是以浪人、武士，其支持者最多大小名；与此相比，万历时的倭寇，却有江户幕府的背景。倭患的严重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浙江境内又有宵小之辈擅自出海上边关，与倭寇进行非法贸易，可说是内忧外患。碑文称，高举到任后衣宵食旰，巡遍了荒远的各岛，修缮沿海各城，核查粮库储备，加入艨艟作为鸟船，以利于水战。1611年，日本人侵略温州海面，被他打败，“尽获厥丑，无片帆得还者”。《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九年十一月 十三日”条也记载了此事：“浙江抚按高举、郑继芳报温处道擒获夷犯一次裴福宁等七十三名。”此外，高举还兴修水利，为京师提供了大量粮食，“舳舻衔尾实京储，则公之造。”
“我西北又不资矣，余因感国家奠鼎燕蓟，借九塞之节镇以御夷，借濒海之节镇以御倭……讵知西北吏士常仰粟吴越，而吴更以越为咽喉。假令鲸波弗戢，则悉土之毛尚无以佐军兴，而于何时塞上？故抚浙而效功不独浙也，六幕并受之；抚明州而效功不独明州也，两浙并受之。以公建牙仗，肤功宣炳行，且铭旗常与日月并耀。清汉宁，俟海壖之片石，章不朽然。勒公伐而于浙之重地也，则坚珉亦为公重矣。”这是碑文末吴礼嘉对高举功绩的高度赞叹。作者认为，如果国家粮赋所在的濒海之节镇（镇海）不保，两浙的粮食就无法供应给西北九塞之节镇，燕蓟（京师）的安全就无法保证。故而，高举巡抚宁波（镇海）的功劳就是保卫江南两浙，就是保卫整个国家。如此看来，巡抚驻镇海，可类比明成祖“天子守国门”，颇有“抚臣守国门”之势。
中丞公抚浙去思碑（来源《淄川高氏族谱》卷8）
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十一日，明朝正式确定镇海为浙江巡抚驻地，是日《明神宗实录》载：“吏部覆：南直廵按题留太平府，廵抚题留吴县等县；漕运总督题留泗州等州县；浙江廵抚题留定海等县各正官……从之。”《明史·边防·海防》称：“自世宗世倭患以来，沿海大都会，各设总督、巡抚、兵备副使及总兵官、参将、游击等员。”作为东南抗倭第一战略要地的镇海驻有浙江最高文武官员巡抚、总兵，远远凌驾于宁波城之上，并跃居杭州城之上，成为东南仅次于南京应天府的大都会了。
从浙江抚帅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也可以看出，镇海在中国海防史和明代御倭战争史的地位。自从第三任浙直总兵卢镗在招宝山上题字后，山上威远城内成了浙江抚帅比拼书法之处，至今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口海防遗址招宝山明清石刻。石刻原有40方，现存9方，其中明代4方，清代5方。如天启二年，浙江巡抚苏茂相立“海天清晏”碑表明志向；天启五年，浙江总兵何斌臣立“撑半壁天”碑评价镇海的历史地位和战略地位。
天启二年浙江巡抚苏茂相题字“海天清晏”
天启五年浙江总兵何斌臣题字“撑半壁天”
1633年起，江户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因天主教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出海。随着海防御倭压力骤减，加之后来的清朝与日本没有建立朝贡贸易体系，清代镇海地位也因此骤降，不能像同时确定为明朝巡抚驻地的苏州吴县那样，继续成为清朝巡抚的驻地了。 巡抚府也于清代被改成了县校士馆。
民国镇海县城图中的校士馆
参考文献：
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
下面这封信是左宗棠安排儿子孝威前去给曾国藩吊孝而写。左宗棠人在甘肃，连妻子的葬礼都无法主持，曾国藩的葬礼，当然更没有时间亲自参加。
但这是一个敏感且略带尴尬的差事。1864 年7 月，左宗棠自向朝廷举报湘勇"吉字营"放走了幼天王洪天贵福，"曾左交恶"已成为人尽皆见的事实。
其后8 年，两人虽私下仍有间接往来，但公开场合不见书信。无论官场还是文化界，多数认定两人已势成水火，不可能再有交集。
外人的议论说到底全凭现象。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当事人最清楚。左宗棠此举，打破了人们之前的漫天猜测与无端谣传。
回顾曾左两人刚出山时，彼此相互举荐过。左宗棠在1852 年第一个冒出来办团练的想法后，向张亮基举荐邀曾国藩来办理；曾国藩则在1860 年邀左宗棠去到安徽宿松大营，避开樊燮之祸，并积极向朝廷举荐左宗棠可自领一军。
左宗棠在湖南巡抚衙门主政的8 年，曾多次有恩于曾国藩。举其大端有：1853 年曾国藩受鲍起豹、陶恩培多方刁难，差点内部火拼，多亏左宗棠从中把控调解，才没有给湘勇造成大的伤害；1854 年曾国藩在靖港跳水自杀，左宗棠将他及时骂醒，并接过军事布防，避免了人亡事息的悲剧；1856 年到1858 年，湘勇在江西遭遇断粮、断饷，全靠左宗棠通过湖南东征局送去的295万两白银，避免了数万军队饿困甚至哗变的危机。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帮助，感激由心，早年大约也想过回报。1854 年湘勇收复岳州，曾国藩在保举名单里将左宗棠的名字放到前面，向朝廷保举左氏为知府，并要求朝廷赐左氏蓝顶花翎。
左宗棠获知后勃然变色，写信给刘蓉，毫不隐讳地批评曾氏：仗在岳州打，我在长沙。岳州与长沙相隔三百多里，战场胜利我没有一点儿汗马之劳，之前也没有参加任何战前军事会议，混在保举名单中，让我何以处己、让曾氏何以服人？方苞说，男子汉大丈夫，升迁自然要有堂堂正正的升官之道，何必要靠那些弄虚作假、浑水摸鱼的小动作？我认为方苞这话说得极对。涤生兄"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合诸葛亮本人的意愿，也让我这个以"当代诸葛亮"自称的人徒惹世人讪笑。如果他不是对我怀有深仇大恨，断然不会这么做。曾涤生为人质朴厚道，这种事情绝对做不出来。为什么还是发生了呢？我猜是胡林翼怂恿，罗泽南跟刘蓉密谋出来的。我劝你们三人赶紧与涤生兄商量，将无故加在诸葛亮头上的蓝顶花翎去掉。否则的话，我将披发入山、誓不复出！
无功不受赏，左宗棠在这里并不是惺惺作态，他最后真的拒绝接受朝廷已经赏赐的同知衔。这看起来很不合情理，但确实是左氏真君子的气派。曾国藩为人正派，对左宗棠这种说得到做得到的直人君子，内心满满的全是敬佩。
1860 年8 月，经朝廷授权，左宗棠在长沙金盆岭练成楚军，朝廷当时的想法是，左宗棠入川，预备为署四川总督。因曾国藩力邀加盟，胡林翼拿江西、四川两地对比，晓以利害，左宗棠决定名义上加盟，挺进江西。
这事从表面上看，曾国藩有恩于左宗棠，细究之下，二人属相互帮衬。谁也不欠谁人情，因为楚军出山之后，左宗棠给曾国藩的实质性帮助更大。
其后一年，左宗棠凭楚军的强大实力守住江西、保住安庆，尤其在1861年4 月21 日的乐平一战中，以5000 人胜10 万兵，打通湘勇的救命粮道，让身陷祁门绝境的曾国藩得以大难不死。曾氏感激左宗棠的救命之功，其后竭力保举他担任浙江巡抚，客观地说，两人此时完全是互相帮助，彼此成全。
但曾国藩的军事战略短板，这时也逐渐暴露无遗。将两江总督府驻扎在祁门本是他一个人拍脑袋并霸蛮坚持下来的。其失误连学生李鸿章都看出来了：徽州城一旦失守，祁门顿成前线，祁门属盆地，是敌人可以一锅端的驻军死地，作前敌总指挥部尤不适宜，建议改驻东流。曾国藩碍于面子，置之不理。但这话说过不到一年，李元度果然遭遇守徽州城失败，曾国藩差点儿困死祁门，死里逃生迁移东流。
曾国藩习惯"扎硬寨、打死仗"，左宗棠对他的笨拙，有种说不出的着急，但大多数时候也只是哀其不聪，怒其不明。
如何与诸多方面不如自己，但又有恩有情于自己的朋友相处？在这封信里， 左氏说出了自己为人处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 意思是说，与朋友交往，用心要正直，对方有缺点必须指出来，但用情要深厚，指责朋友的缺点与错误不能影响自己对他的情谊。这是一种"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做法。
从后来之事可以看出，两人确实是平等互助的朋友。左氏用"交游情谊"四字概括，可谓客观。
信中最能解释1864 年举报一事属唱双簧的一句是："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锄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据此可以推断，举报信同时提前寄给了曾国藩一份，否则"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就说不通。为什么后世没有流传下来？曾国藩读后很可能当即就销毁了。
虽然公开"交恶"，但两人私下其实一直并未断开联系。1865 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探寻改革两淮盐政之方，一时没有主见，想起两淮盐政改革始于前两江总督陶澍，而作为陶澍的亲家，左宗棠将陶澍家的宾朋书信与臣工奏稿全部看过，称得上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曾氏当即去信闽浙总督府，向左氏虚心请教。
左宗棠没有回信。拒绝回信，很大程度上在于左宗棠比曾国藩看得明白，如果此时两人私下过从甚密，慈禧太后一旦查得，就会对自己严加防范。其时湘勇正面临大幅度被逼裁军，左宗棠则早早公开表了态：楚军属于国家，不会学湘勇裁撤。书信跟曾国藩往来近了，难保朝廷不会将楚军当湘勇裁掉，左宗棠的政治方向判断可是从来不差的。
曾左两人之间之所以减少书信来往，还有一个原因，即公文往来已经将此意表达。
书信往来渐无，另有一个原因，曾左之间确实有互竞高下的心理。
回想1858 年农历六月曾国藩复出，他第一件事跑到长沙拜访左宗棠，要左宗棠用篆书为自己书写一副对联 ："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 曾国藩试图借对联表心迹，用意很明确：左宗棠是雄，第一，自己是雌；第二，这话出自曾氏之口，便成了"伟大的谦虚"。
左宗棠何等聪敏之人，当即领会他的用意，为表明前段时间写信寄去湘乡批评他，不是图争个雌雄高下，便换赠一联： "集众思，广忠益；宽小过，总大纲。" 这里是引用诸葛亮的话提醒曾国藩：欲成大事，不能刚愎自用，要团结人；要立大功，不能临事畏逃，要忠心正直；要带好部队，须宽容部下小错小误；要凝聚八方人才，需战略上立准方向。
在左宗棠看来，这是比"黄老药方"更有效的灵丹妙药。曾国藩之前正是因为没有做好这12 个字，所以既得罪了江西官场，又交恶地方乡绅，还惹恼了咸丰皇帝，弄得自己在江西待不下去。
在左宗棠看来，凡是困难，都可以通过智慧找到最恰当的解决办法，主帅之所以发生失误与错误，是因为自己智力不够或方法错误带来的。有了困难，逃避不是办法，"黄老药方"也只是借口，正确的办法，应是在反思自己与思考解决方法上下功夫，方法找对了，困难便可迎刃而解。
这12 个字不但达到了纠正曾国藩之前所犯错误的目的，也跳出了两人之间浅薄的高下之争窠臼。左氏论正心诚意、胸怀眼光，此时明显高出曾氏一筹。
曾国藩在这一年去世，双簧没有必要再唱下去，怎么掀开笼罩在两人之间的这层层虚掩的纱幕？
左宗棠想到用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以释世疑：
左宗棠此时大概已经想到了，后世会有人了解两人之间的是非恩怨，哪里会知道私下里到底有多少弯弯道道？也许会反过来怀疑，他对曾国藩的态度转变何以会如此之大！
所以他在这里试图要儿子先为自己解释一句：我的观点从始至终没有变过， 用"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这两句话褒奖曾国藩， 在历年来给朝廷的奏折中已多次写过，并不是在他死后才突发奇想冒出来的。
俗话说，吊死问生，无非人情。左宗棠安排孝威带上父亲书写的挽联以及在长沙准备的猪、羊礼品，外加四百两白银前去吊孝，并要他亲做一篇祭文追悼，这已是朋友之间比较隆重的礼节了。
曾国藩的家教此时起了作用，曾纪泽根据父亲的遗训，丧事只收礼品，不收分文礼金，孝威带去的四百两白银退了回来。
事实上，两家后人之间完全不存在过节，这一点，从后面两家的关系可以看出来。关于曾国藩的满女曾纪芬与满女婿聂缉规求助左宗棠并得到接济、赏识与提拔的事。但眼下孝威对父辈之间的恩怨，确实还不太清楚。孝威之前在家信中陆续读过父亲对曾国藩的一些评价，印象中，总体评价似乎不高。他当然也知道父亲举报曾伯父漏掉幼天王之事，但不解内中曲折原委，所以担心到了曾家，遭遇白眼与唾骂。
为了打消儿子的顾虑，也为了让后世更清楚其中的内情，左宗棠在信中将自己与曾国藩的关系，类比成明朝的杨嗣昌（字武陵）与黄道周（字石斋）。
左宗棠这里意在将曾国藩比作杨嗣昌，将自己比作黄道周。以杨、黄类比，左氏一定经过深思熟虑。晚清内忧外患，随时可能被颠覆，与晚明确实极为相似。
但颇有趣味的是，杨、黄的官职，与曾、左比较，则调了个位置：左宗棠后来官至东阁大学士，与杨嗣昌一样；黄道周获武英殿大学士，又与曾国藩一样。杨是"行动派"起家，黄是"学院派"起家，这点与曾、左比较，也反过来了。最根本的不同是：杨、黄"不和"，换来大明灭亡；曾、左"不和"，带来同光中兴。
左宗棠年轻时曾自题挽联，预言一生"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海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推测自己毕生可能成为著书立说的隐士。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倒是黄道周如愿以偿。如果清王朝在光绪初年放弃对外主战，黄道周晚年的归宿，也许是左宗棠的彩排跟预演。
历史 有时会有惊人的重复，但没有相同与重叠。左宗棠与曾国藩都是特定 历史 时期才同时偶然出现的。左宗棠天资奇高，太平时代，更有可能完成进士学习，做个科班"学院派"；曾国藩守拙尚勤，中人之资，更接近民间"行动派"。但遭遇乱世，一切都戏剧性地颠倒了。左宗棠因读"实学"耽误八股，意外沉寂底层，却因祸得福，锻炼出一流的办事能力；曾国藩苦读理学，凭运气加关系，骤然入仕，又因办事才能欠缺，在官场内摸爬滚打，锻炼出一流的情商。
如果生在太平盛世，将颠倒过的再颠倒回来，则两人极有可能同归于平庸：曾国藩的智慧应对不了复杂的理工技术活；左宗棠的性格与气质，也做不了长袖善舞的词工文臣。 历史 往往是阴差阳错造就的。
曾、左同时出现的偶然中的必然性同样表现在：如果中国不是人情 社会 ，凭运筹关系、人情不能出人头地，则曾国藩出不来；如果不是身处乱世，让办事能力有了施展平台，则左宗棠终生都将被埋没。
这是早年科场与官场一路绿灯的杨嗣昌、黄道周关系中所没有的。或者说，是与之完全相反的。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完全相同的 历史 人物，也不可能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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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志频
图：《左宗棠：家书抵万金》插图、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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