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以满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气候公约》明确提出，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率先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气候公约》同时也要求所有缔约方制定、执行、公布并经常更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并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履行《气候公约》的一项重要义务，中国政府特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本方案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中国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方案》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继续做出贡献。
《气候公约》第四条第7款规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承诺，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的有效履行，并将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中国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与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积极开展有效务实的合作，努力实施本方案。
第一部分 中国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近百年来，许多观测资料表明，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中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通过实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建设以及实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一、中国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与趋势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包括：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从地域分布看，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气候变暖明显，长江以南地区变暖趋势不显著；从季节分布看，冬季增温最明显。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连续出现了20个全国性暖冬。二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但1991年到2000年略有增加。从地域分布看，华北大部分地区、西北东部和东北地区降水量明显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0～40毫米，其中华北地区最为明显；华南与西南地区降水明显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20～60毫米。三是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地区洪涝加重。1990年以来，多数年份全国年降水量高于常年，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四是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五是中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
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科学家的预测结果表明：一是与2000年相比，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全国温度升高的幅度由南向北递增，西北和东北地区温度上升明显。预测到2030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1.9～2.3℃，西南可能上升1.6～2.0℃，青藏高原可能上升2.2～2.6℃。二是未来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其中东南沿海增幅最大。三是未来100年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四是中国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五是中国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六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
二、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为3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7亿吨，甲烷为7.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为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中国有关专家初步估算，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约为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甲烷约为7.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约为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94年的76%上升到2004年的83%。
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且人均排放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1950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900万吨，仅占当时世界总排放量的1.31%；1950～2002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61.7吨，居世界第92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2004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5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33%。
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1990年中国单位GDP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5.47kgCO2/美元(2000年价)，2004年下降为2.76kgCO2/美元，下降了49.5%，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下降了12.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下降了16.1%。
三、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与成就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90年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为26.9:41.3:31.8，2005年为12.6:47.5:39.9，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电信、旅游、金融等行业，尽管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机械、信息、电子等行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较大的节能效益。1991－2005年中国以年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0.2%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5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确立了节能在能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制定和实施能源效率标准与标识，鼓励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与推广，引进和吸收先进节能技术，建立和推行节能新机制，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等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节能工作的开展。中国万元GDP能耗由1990年的2.68吨标准煤下降到2005年的1.43吨标准煤(以2000年可比价计算)，年均降低4.1%；工业部门中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也有了明显的下降：2004年与1990年相比，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由每千瓦时427克标准煤下降到376克标准煤，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由997千克标准煤下降到702千克标准煤，大中型企业的水泥综合能耗由每吨201千克标准煤下降到157千克标准煤。按环比法计算，1991～2005年的15年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如按照中国1994年每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2.277吨计算，相当于减少约1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强了水能、核能、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支持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使优质清洁能源比重有所提高。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的76.2%下降到2005年的68.9%，而石油、天然气、水电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16.6%、2.1%和5.1%，上升到2005年的21.0%、2.9%和7.2%。
到2005年底，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17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23%，年发电量为401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6.2%；户用沼气池已达到1700多万口，年产沼气约65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1500多处，年产沼气约15亿立方米；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0万千瓦，其中蔗渣发电约170万千瓦、垃圾发电约20万千瓦；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约102万吨；已建成并网风电场60多个，总装机容量为126万千瓦，在偏远地区还有约20万台、总容量约4万千瓦的小型独立运行风力发电机；光伏发电的总容量约为7万千瓦，主要为偏远地区居民供电；在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总集热面积达8500万平方米。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经达到1.66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左右，相当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
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植树造林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中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0.54亿公顷，蓄积量15.05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2005年的18.21%。除植树造林以外，中国还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林业作为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绿化工作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106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7.9平方米，这部分绿地对吸收大气二氧化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专家估算，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
第四，实施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的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0‰，自然增长率为5.89‰，分别比1990年低了8.66和8.50个千分点，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通过计划生育，到2005年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的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估算，仅2005年一年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3亿吨，这是中国对缓解世界人口增长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针对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草案)。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5年2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发电并网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专项资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05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这些政策性文件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
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中国政府成立了共有17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为切实履行中国政府对《气候公约》的承诺，从2001年开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并于2004年底向《气候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正式提交了该报告。近年来中国政府还不断加强了与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能源综合管理，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一步强化了对能源工作的领导。为规范和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中国的有序开展，2005年10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经修订后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能力建设。中国政府重视并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科研支撑能力，组织实施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气候变化预测、影响和对策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等，开展了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中国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理论研究”、“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等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等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开展了“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的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并组织编写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为国家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和参加《气候公约》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开展了一些有关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项目。
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度。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育、宣传与公众意识的提高。在《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举办了多期中央及省级决策者气候变化培训班，召开了“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等大型研讨会，开通了全方位提供气候变化信息的中英文双语政府网站《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兰溪机床厂，又称兰溪联强机床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和集体联办的机床生产企业。由于机电一体化起步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所产数控机床销量位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在同行业中颇具声望。而其企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末的和济昌铜锡庄和手工业合作化初期的兰溪城关铁业生产合作社。
（一）和济昌铜铁工厂
兰溪近代工业的发韧首推机械行业，其兴起可追溯至清宣统三年（1911）。此年二月，绍兴商人谢玉林来到浙中商埠兰溪，在老城西南市街（今解放路）开设了一爿专营铜锡制品的“绍兴和济昌兰溪分店”，不久改名为“和济昌恒记铜锡庄”。并在对过安驿巷办起了专门的手工业作坊，生意十分兴隆。谢家与同为绍籍的沪上实业家陈蝶仙（南社著名诗人）是世交，这个以生产“无敌牌”牙粉和创办家庭工业社出名的天虚我生（陈蝶仙号），其时也想到兰溪来发展，并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成行，旅居在东门外越郡别墅（绍兴会馆）。到兰后经常与谢小叙，商谈发展民族工业之路。在陈蝶仙的影响下，谢玉林的长子谢锦春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选址在大阙口左上方，兴办了浙中第一家半机械化生产的近代机械工业企业～和济昌铜铁工厂。置办了皮带车床、台钻、浇铸用的锅炉等设备，批量生产消防器材和其他铜铁制品。产品由谢家绍兴老号和沪、杭分店转销往全国各地，其时谢玉林已告老还乡。民国二十六年（1937），全面抗战爆发，谢家生意受到影响。谢锦春托时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的堂叔父谢冠生帮衬联系业务，谢冠生便转托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襄助。顾祝同即着部下将修理枪械的业务和部分兵器部件交由和济昌铜铁工厂生产，并在厂门外增挂了“第三战区兵工厂”的牌子。期间，前方战事吃紧，军械修理和生产业务扩大。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和济昌铜铁工厂已是一个拥有500多号员工、年销售7万余银元的大厂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兰溪沦陷前夕，谢锦春带着大部分熟练工人和设备，将工厂迁散到衢州、常山和江西上饶继续生产。兰溪的老厂和店铺着由其弟谢锦澜留守。抗战胜利后，谢锦春去上海发展。一些绍籍和兰溪籍老员工陆续携设备回迁兰溪，并由谢锦春委托华连生帮助其弟谢锦澜（1959年在兰溪去世）恢复老厂生产。不过“第三战区兰溪兵工厂”的牌子摘掉了，和济昌铜铁工厂仍打老牌子生产老产品，一直延至兰溪解放。
兰溪解放后，和济昌铜铁工厂由谢锦春（1960年在上海去世）委托华连生担任经理，继续经营。1951年元月3日，兰溪县人民政府委托公方代表徐有林接管和济昌铜铁工厂，由陆鉴森、詹乃坤、陈巨成、吕才生、赵立云、修冠荣等老工人牵头成立工会，联系在兰溪的和济昌工友恢复和发展生产。1952年1月，由于挂过“第三战区兰溪兵工厂”的牌子，和济昌铜铁工厂被划为官僚资本，工厂全部资产收归国有，改厂名为兰溪铁工厂，徐有林任代厂长，陆鉴森任副厂长，詹乃坤任工会主席，兰溪第一家国有工业企业由此诞生。此年企业有职工46人，主要产品为铜壶、弹簧锁、水枪等金属制品。以后，随着产品更新换代兰溪铁工厂曾多次改名，1967年改称兰溪机床厂。企业也不断扩建，新造了铸工车间，增添了金加工设备，并开始生产普通机床。继徐有林之后，章新华、唐展平、徐健、魏悦、凌成明等同志先后担任厂领导。到1984年底，工厂有职工537人，固定资产原值392万元，年生产C620普通车床292台，实现工业总产值245万元。
（二）兰溪铁业合作工厂
兰溪铁业合作工厂前身是兰溪城关铁业生产合作社，一度成为地方国营兰溪农业机械厂，后退为大集体改称兰溪机械实验厂、兰溪机械厂。
民国时期，作为浙中商埠的兰溪，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民国二十三年（1934），据当年实验县政府调查，兰溪城区有手工业行业24个，手工业作坊554户，其中铁器业81户，铜锡器业21户，生铁业4户，金属加工业共106家，从业人员237人，年营业额21.59万元（银圆）。新中国成立后，据1950年工商调查，全县已登记的铁器业159户，铜锡器业23家，白铁器业27户，其他金属加工业21户，合计金属加工业230户，从业人员433人，年营业额18.4万元。
1951年5月，中共金华地委提出城镇组织手工业合作社的意见；同年8月，兰溪县委在永昌镇进行手工业合作化试点，组建了永昌铁业生产合作社。随后，城区手工业界也积极跟进。1952年8月，由庙前街陈永泰铜铁店工人郑振森牵头在北门街成立了城区第一个铁业生产合作小组；1954年10月，城区第二铁业合作小组并入，组建成兰溪城关铁业生产合作社，郑振森任理事主任，应金斗任监事主任。首批社员有陈永泰号的陈阿良、郑振森，李福兴号的李加福、吴小弟，陈隆兴号的陈樟元、陈宝贤，和福昌号的胡水法、林有宝，胡成根和城区多家铁店的店主和员工程瑞英、赵根牛、赵得火、张金富、凌永华、张金水、刘根根、温裕生、刘志根、郭阿元、郭樟友、朱樟木、贾德然、丁樟顺、丁文生、张荣金、叶大铨、王银岩和王金生等12张炉灶28人，时称廿八个头。主要产品为铁制农具、家具，铜锡和钣金制品。
1957年城关车灯合作社并入，业务扩大，主厂房在和平路石板路口和后沙溪之间，开始生产农业机械，并在城中、城南设立两个作坊和营业门店，改名为兰溪县机械修配厂，工人增至137人。1958年4月再次扩容，内设铸工、锻工、金工、钳工和机修5个车间和城北、城中、城南3个门市部，主产农业机械产品，员工300多人，成为兰溪首家大集体农业机械合作工厂；同年12月，经县委、县人委批准转为地方国营兰溪农业机械厂，改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后企业迅速扩张，在城区和乡镇招收了大量的学徒工和合同工，全厂员工一度达到1300多人，厂内还办了一个兰溪县农机化学校，为全县各乡镇培养了一批农机操作和修理人员。
工厂产品有十余种，包括十二马力拖拉机、插秧机、打稻机、双轮双骅犁、饲料粉碎机等。时逢大办钢铁，还在当时的三清殿前大阙路口筑起了炼铁炉，兰溪的第一炉铁水就是从这里炼出来的。当时县委向省委报喜，农机厂还上了浙江日报头条。此时的农机厂书记是崔文，厂长张先祥（两位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革命），郑振森改任生产科长兼党委委员，负责全厂的生产管理和调度。
1961年5月，国民经济收缩，农业机械厂转为大集体兰溪县铁业合作工厂，大批工人下放农村，也有部分原来城区户籍的工人被另行安置到其他厂矿就业，但保留了原厂区、主要生产设备和技术骨干。收缩改制后主要生产铸铁锅、台虎钳、铁砧、洋镐、甘蔗刨、理发刀剪等日用铁制品。以后又增加了四联一字机、碾米机等产品。直到1963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工厂又重新招工扩大生产，笔者就是在此时参加工作的。1964年，兰溪县铁业合作工厂改名为兰溪县机械实验厂，后又改称兰溪机械厂，开始生产金属切削机床，主要产品是C618—2普通车床、B665牛头铇床以及WB209龙门铇床、Cw6163车床等，也生产和组装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1973年8月，兰溪县庆祝党的十大胜利召开的游行队伍中有十辆车头戴大红花，车上彩旗飘扬的拖拉机队列就是由兰溪机械厂组装出厂的。1977年崔文和郑振森相继调任新组建的农修造厂和电器厂厂长，兰溪机械厂书记、厂长由张先祥一人兼任，施福山任副书记。不久张先祥同志因身体欠佳外出疗养，县委下文施福山任厂长，张先祥任书记。
1984年初，兰溪机械厂在全省范围率先发展机电一体化机械产品，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610教研室签约共同开发数控车床，并派出工程技术人员沈宏耿、章跃中、周楚康、郑益民等人赴交大一边进修，一边与交大教授李德庆和包伟弟、张朝尧等人组成新产品研发组，共同设计开发CKL6132数控车床。1985年初设计完成，硬软件加工进展顺利，到年中机床装配一举成功。通过省机械厅牵头组成的省级鉴定委员会鉴定，成为浙江省第一台数字控制的金属切削机床。
1985年，兰溪机械厂除完成CKL6132数控车床试制外，与浙江工学院联合研制的YZ315液圧免烧制砖机也通过了省级鉴定，并被评为省科技二等奖；独力研制的SP160塑料破碎机被评为金华地区科技成果三等奖。全年生产三种金属切削机床共208台、塑料破碎机90台，实现产品销售173万元、利税64万元。
（三）联营后的兰溪机床厂
1985年6月，省机械工业厅领导为编制浙江省机械工业七五规划二次来兰考察，并由曾任汤溪齿轮箱厂厂长的孙忠焕县长陪同走访了兰溪机床厂和兰溪机械厂。他们认为机床、机械两厂，虽然都是生产机床的老厂，基础好、有经验，但小而全，技术力量、生产装备和财力物力分散。为充分发挥兰溪机床工业优势，形成合力和大批量专业化生产，建议两厂合并，定点生产车床。根据省、地和县政府领导指示，县政府二次下抄告单，责成县经委和机械工业公司做好进一步落实工作，并于当年10月22日下文实施，要求在1986年1月完成合并，统一核算，统一经营；同时公布施福山兼任机床厂党委副书记，负责党务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合并联营协议由三方法人代表凌成明、施福山、陈宝康签字，1986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两厂联营后，施福山于当年9月赴党校学习，不久凌成明也调离，兰溪机床厂厂长由郭庆建担任。
郭庆建上任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工厂技改和新产品开发。C620普通车床产量逐年增长（1988年年产量就达到了568台），铸工车间完成了整体搬迁，1987年在CKL6132数控车床的基础上完成了CKL6140数控卧式车床的试制和批量生产，随后又研制了数控铣床和数控镗床，形成了CK、CL两个系列的数控金属切削机床优势系列产品。到1993年全厂已具备上千台数控车床生产规模，当年车床实际产量854台，其中数控车床500台，实现产值3979万元、利润436万元，产品行销25个省市，并出口南美和东南亚国家。本省用户主要是杭州万向集团和台州吉利集团，曾担任过省机械厅厅长、时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吕祖善在调研万向、吉利时对兰溪机床厂能够自主生产这样实用美观的数控车床赞不绝口，并表示出乎意料之外。
1998年，市政府领导决定对兰溪机床厂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并派工作组进厂指导。年底改造完成，改名为兰溪联强机床制造有限公司，孙品兰任董事长，章燕儿任总经理，郑建平任副总经理。改造后的兰溪联强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于2005年迁址至江南开发区沈村，形成数控机床年产6000台的生产规模，并改厂名为兰溪联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2007年年生产机床4687台，其中数控机床3211台；实现销售额2.25亿元，利润2903万元。2012年，数控机床年生产量增至4000台，全部机床年产量突破5000台，实现销售额4亿元。据当时的机电年报反映，数控机床年销售量位居全国第三，浙江省第一。
（本照片和部分数据由沈宏耿、郑建平和郑培棣提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020.12.12施福山于黄龙洞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