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社会民生
解析:
分析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中国的“三农问题”，是指客观存在于中国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客观问题，这一些年来一直就只针对“三农问题”这个客观问题进行直接使用这个词汇，绝大多数情况基本上是把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类别来看待，并且是在针对这个具体问题上来如何解决。可是，从一个客观的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对“三农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且深刻地坦诚指出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过程，基本上都在回避这个敏感的话题。我个人认为，再如何去回避，总不是一个办法。本着实事求是的认真态度，通过各自具体的分析，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农村巨大的社会变革，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阶段。一个是人民公社阶段，一个是分田单干阶段。
我为什么不把土改阶段到五六年这期间的时间不算，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因素。平分地权，这在中国历史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曾经实施过。一个是通过了激烈的社会动荡之后，使得很多大土地拥有者被消灭之后的一种平分土地的事实。第二就是新的封建王朝一般在政权的初始建立阶段，也通过一个适当的法律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也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得一些农民获得了一定量的土地。在两千来年的中国封建时代，虽然平分土地的过程没有真正做到彻底，毕竟从缓和社会矛盾来说，还是做了一些的。至于最后土地的家庭保护和买卖，这则是完全的封建过程。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实施的土改，是完全彻底的，并且在相当层面上注意到了严格绝对控制土地的买卖和兼并过程。因此，历史上对于土地的平分，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也客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客观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变迁。
而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全面推广实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方式，是一种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的新的社会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在五十年代末期在一些农村进入到一个极左的方式当中，但是从全国总体上来说，还是有别于苏联等国家的那种集体农庄方式的。这种新的社会方式，是一个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社会管理方式。在管理结构上，是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三级构筑。分配方式是多劳多得以队为最基本的分配的最基本单位。国家在管理过程中，基层政权的行政措施，往往是时刻都牵涉到具体的经济过程来实施的。从相当意义上来说，国家在具体的农村政权的管理过程，其所投入的部分与所获得的部分，是不对应的。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建设国家的重点，在经济过程中是要尽快奠定一个工业化基础。从整个社会总体过程来说，国家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将最大的积累，投入到新型国家的工业基础建设当中去。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简单用个人的好坏来评价，而只能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未来存亡的内外现实处境去思考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过程。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新的社会状态之中，一个是要尽快去服从战略的大局，尽最大能力去支持工业基础的建设过程。第二就是基本上依靠自力更生的奋斗过程，从一个落后的农村状态，尽快进入到农业机械化生产的过程当中去。这样的战略进程，表现在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剪刀差”。表现在社会相对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就是中国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三大差别，除了国家战略一时还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之外，也应该客观承认这个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历史长久的遗留问题，是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才能逐步解决的。
比方说工农差别，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主要还是建国之后基本上形成了这个明显的差别关系的。主要体现的地方，一个是收入水平上，一个是社会保障上。在其他政治方面，工农之间是没有本质上差别的。而另外两个差别，在历史上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存在，是一时还不能彻底解决，只能是通过国家政策，尽最大力量在限制这个差别。
在国家管理过程中，基本上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垂直有效系统，在相当程度上通过户籍关系和粮食供应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在控制农村劳动力的随意流动和迁移。这样的一种国家管理方式，我们今天认为是不妥当的。可是，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现实中，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一个国家管理措施，它是很有效的，是需要服从国家战略需要的。
以上这些特征，表现具体的过程我们可以举出几个。（湖北地区）
比方说国家计划征购的粮食，稻谷才九分钱，而城市供应的大米的价格是一角五分。类似其他农作物的收购价格，国家制定的是比较低的，这是客观现实。当时，人均水田大约也就一亩左右，按照每亩一七百斤计算（双季稻），假设人均留用七百斤，征购一千斤，从国家那里所获得的收入才七十元，确实是很低。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副业生产，但就农业收入这一块来说，能获得的收入从土地种植上所获得的收入，很难超过一百元。因此，说那个时候中国农民生活很富裕，这是不太现实的。那个时候，一般农村家庭平均都是四个孩子左右，而城市家庭基本上是平均三个孩子左右。总体经济生活中，就城市和那个城市靠近的农村地区来对比，生活水平大约要低百分之三十左右。偏远地区的农村，还要低。
另外，对于农村这样的一个集体经济及国家管理模式，因为各自的状态不同，其集体经济之上管理所对应的社会群众的生活也是不同的。这方面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
第一个是自然条件。自然条件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一个最直接的首要因素，过去历史中这往往是很关键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其实也包含着这方水土养育的人们的情感特征和心理因素，是长久和有着巨大影响的。相对而言，自然因素优越的地区的人们，其反应的敏捷程度要高一点。自然因素恶劣地区的人们，其反应的敏捷程度要显得迟缓一点。
第二个是集体经济的组织条件。这一点，在后来的新的形式下的集体经济中，是表现得极其重要的。一个好的集体组织，可以最大限度里克服不利的客观条件，去调动和组织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去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而那些集体组织关系很差的，则往往是使得问题愈加复杂，使得向前跃进的过程变得愈加困难。也就是说，集体经济这种模式，对于集体的组织要求是有一定条件的。当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形成的时候，如果其对应的组织不能适合和对应着这个新的组织方式，则反而使得经济生产的过程变得很是被动。
过去，我们一些文章在介绍某地某社队农村社会现实如何如何差的时候，往往都是在回避一个最直接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地区的集体组织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很差的。表现在五十年代末期的一些事实，很多过程往往就是一个极端主义行为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而不顾客观事实，在一个虚伪的多么亮堂的过程中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这种极端主义行为，本质上是利己主义者，表现形式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我们在分析五十年代中后期到现在，中国社会中一切的不良的社会现实在任何地方和时刻的严重错误表现，基本上都是由这些投机的极端主义的利己者所造成的。只是因为时代环境变化了，这些投机者的表现方式不断变换而已。
第三个就是区域条件。不同农村地区，由于自己所对应的区域条件不同，其发展的模式和速度也不同。也就是说，从过去到现在，中国社会在国家大的政策上推行一种积极典型的时候，往往很多时候是疏忽了农村地区各自不同的区域条件这一点。比方说现在很典型的华西村，虽然是成功了，一些原则和精神还是应该认真学习的。可是，作为华西成功的过程，是不能随意在全国范围内来推广的。这种区域条件，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是需要我们所有关心中国“三农问题”的人必须认真结合具体的现实来具体研究的。
比方说小岗村，在一九七八年之前的经济落后，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想一想，从生产队到大队、公社、县等，他们这一系列关联的组织是不是合格的。也就是说，就小岗村自己来说，当时的那个组织是不是没有能力带领广大农民进行发展的能力。还有就是其区域性的特点是什么，关联的自然条件如何，这些是不是也应该好好讲一讲。至于这个自然条件及历史因素所形成的民风，对于小岗村的具体表现如何？这些至今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明，这样所树立的典型过程，就从学习的方面来说，有意义吗？
在有了以上一个基本的现实基础上，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三农问题”的产生原因。
首先是农业问题。
因为农业问题，是一个经济基础的问题。可以说，因为上述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农村的发展在七十年代末期，也是很不平衡的。那么，对于那些已经基本上完成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地区来说，分田单干在生产过程中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倒退的过程。而那些落后的地区，各自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很多反而是更需要集体的这种组织方式才能推动生产力的提高。从生产力发展的这一点上来说，对于一个地少人多的中国，后来的变化是推迟了中国农业生产的更大发展。
第二个是农村问题。
七十年代末期，虽然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是那么均衡，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集体积累。在能分则分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是当时那个条件没有办法分的。比方说铸造厂、砖厂等这样的集体资产，并不像土地那样能进行分割。
全国范围内分田单干的时间，大约是从一九八零年开始的，这个过程前后大约用了一到两年的时间。对于分田单干，在当时中国农村震动很大，当时就有很多人表示了怀疑和反对。可是，一个强制的过程，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快速地进行了。而当时分田单干之后，集体经济的基础虽然没有了，但是这个形式上的组织还是或多或少留有一些资产和资金的。因此，从当时客观上来说，过去集体经济的那个管理惯性，还是在一个短时间内起着作用的。
另外，那些还存留的过去集体经济的财产，先是一个承包的关系，使得一些农村基层 *** 的维持所需要的经济支付还是有的。这之后，通过逐步的侵吞和变卖，当一切都彻底成为一个空壳的时候，这个基层 *** 在财政保障在国家无能为力来全部支付这个膨胀了的欲望的时候，就必然要使得基层的政权工作人员，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去盘剥农民。这个时候，农村问题就必然要出现。
挖根是八十年代初期形成的，而断根之后膨胀其欲望的，则是九十年代初期。一个没有基本经济保障而膨胀了欲望的基层国家政权，能不通过各种黑手去使得农村问题变得如此险恶吗？
第三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农民生计问题。土地耕种面积与人口的压力，在一个极端经济很不发达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农业生产过程所形成的经济能力，必然是很差的。同时，那个不断膨胀了的欲望，又在通过社会各种渠道一同压向那些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他们能不陷入到一个生计困顿的过程当中去吗？
国家现在是暂时通过自己的部分承担，在一个范围内适当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这不是一个长久可持续的过程。因为这样的方式，只能是使得国家越来越负担沉重。
三农问题的“三农”问题含义
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没有九亿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民稳则天下稳。农业强，则天下强。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1、“三农问题”的经济影响。
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2002年9月24日，《2002年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报告》对600种主要商品的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有528种商品将供过于求，占总数的88％，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仅占12％，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调查显示，农业生产资料全部供过于求，农副土特产品有73.5％供过于求，工业产品有90.3％供过于求。因此，中国经济需要扩大市场，扩大消费需求。
2、“三农问题”的政治影响。
城市化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从1980-199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80年代中前期，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在农业上有了自主决定权和选择权，农村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带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90年代上半期，农民开始可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则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90年代后半期，随着经济增长趋缓和乡镇企业的萎缩，特别是体制政策上的变化，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增加，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政府把解决本地下岗失业作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规定，城市化的进程明显放慢。
实际上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出现内需严重不足，大量商品过剩的现象。而面对广大的农村，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都无法来启动所谓“巨大潜在的”的消费市场。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城市化的含义不仅限于让农民进城这一个层面上，它的内涵应当是让农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国民待遇，改变目前的城乡两种政策体制安排的局面。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取消包括户籍限制在内的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给进城的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现有的农村政策，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
“三农”问题是指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大问题。其独立地描述是指在广大乡村区域，以种（养）殖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地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在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中，城市不断现代化，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城市居民不断殷实，而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
“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它不是中国所特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发达国家较好地解决了“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逐渐被媒体和官方引用。实际上“三农”问题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只不过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农民数量多，解决起来规模大；二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长，解决起来难度大；三是中国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比较效益短时间内凸显，解决起来更加复杂。
2000年3月，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三农”面临的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新世纪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更加关注“三农”问题，首先在提法上对其有了全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其次是对“三农”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在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三农”问题用“三个最需要”进行了总结（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提出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任务和遵循原则，并指出“三农”问题是中国改革的焦点问题。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37年来的改革，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取得很大的发展，但在其发展的背后，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是存在着一些潜伏性的危机，这些危机是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成败和政权存亡的大问题，如果不对其及早加以重视和解决，有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的振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