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约46.3万人
人口密度：541人/km2
岐山，位于富饶的关中平原西部，陕西省宝鸡市境内，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具有决定意义的最重要发祥地之一。
岐山周公庙岐山，乃炎帝生息、周室肇基之地，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是民族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中国哲学宏著《周易》诞生之地。
岐山孕育出博大精深的周文化所包含的典章礼乐制度、道德行为规范，是三千多年来中华文明、法制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源头。
岐山，因境内东北部的箭括岭双峰对峙，山有两歧而得名。地处八百里秦川西部，属宝鸡市所辖，总面积 856.45 平方公里，总耕地 56.23 万亩。全县辖 11 镇 3 乡，总人口 46.3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38.1 万人，非农人口 8.2 万人，社会总劳力 21.4 万个。
改革开放以来，岐山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2006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51.3 亿元，财税总收入 2.87 亿元，农民人均收入 2847 元，全县已创建为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全国食品工业先进县。近年来又举全县之力实施突破蔡家坡战略，大力开展平安岐山、绿色岐山和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活动，强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投资发展环境和生态人民环境不断优化，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日益增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和谐发展。
岐山，拥有“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民间艺术之乡”的美誉。晚清四大国宝中，大盂鼎、毛公鼎均出自岐山。
2004年5月，国家AAA级风景名胜区周公庙景区发现周代高等级墓葬22座、贵族墓葬192座、甲骨700多片，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考古发现”。
岐山有光彩夺目的民间艺术，皮影、剪纸、版画、编织、刺绣源远流长，锣鼓、社火、曲艺经久不衰。位于三国古战场五丈原上的诸葛武侯祠，是全国四大武侯祠之一，其仅存的岳飞手书诸葛亮《出师表》被世人誉为书法、文章“双绝”。陕西名吃岐山臊子面被誉为“神来之食”，去年8月，岐山又被专业机构首家命名为“陕菜之乡”。
地理环境
1、地形地貌
岐山县南按秦岭，北枕千山，中为广阔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南北狭长，东西较窄，境内山、川、塬皆有，渭河、纬水河穿境而过，形成了“两山夹一川，两水分三塬”的地形地貌特征。
2、水资源
境内水资源丰富，水资源总量为 13263 万立方米。多年平均自产地表水资源量 7551.5 万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多年平均为 7400.5 万立方米，可开采量 4794.3 万立方米。县内冯家山灌区、石头河灌区等灌溉工程从境外引水量平均达 6829 万立方米。渭河、石头河、韦水河等七河流，多年平均入境水量 40.8 亿立方米。
地下水资源区域分布差异较大。主要分布在渭北塬区，埋深一般在 10-80 米，单井出水量 40 吨/小时，易于开发利用。渭河川道区，单井出水量 60 吨/小时，且埋藏浅，一般为 1-15 米易于开发。
3、气候
岐山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半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12 ℃。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 24.9℃；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1.8℃。年平均日照时数2064.8小时，日照率 47% ，平均无霜期214天。年平均降水量 623.8 毫米，最大年降水量992.3毫米，最小377.6毫米，干旱指数为1.33。风向多以西北-东南向为主。
建制沿革
岐山县以境内有岐山而得名。始建于隋开皇十六年（596），考其历史源远流长。
据文物普查，境内渭河、雍河、横水河及沿北山一带有新石器时代遗址19处。表明当时已有先民在此劳动生息。相传黄帝时代，岐伯就居于岐山之下。
夏禹治水，遍识山川，据传划全国为九州，岐山地区属雍州。
商沿夏制，岐地仍属雍州。商末，周部族由彬县、旬邑一带迁至岐山，岐地就成了周部族的属区。纣辛十九年，西伯姬昌迁都于丰（今长安县境），岐地东部为周公旦所辖，西部为召公_所辖。
西周仍沿九州之制，岐地属王畿的周、召两国，由周王朝直接管辖。
周平王东迁洛阳（前770），秦襄公率兵护送有功，赐岐地为襄公所辖。
秦（前221~前206）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设郡县后，岐地属内史郡。
西汉太初元年（前104），划长安以西凤翔府为右扶风，领县二十一。岐地南部分属武功县、眉县、虢县、西部属雍县，东部属美阳县，北部属杜阳县。
东汉时期（25~220），岐地南部分属眉县、武功县，其余所属未变。
三国（220~280），改右扶风为扶风郡（郡治在槐里——今兴平县境内），岐地分属亦旧。
西晋（265~316），州辖郡，郡辖县。岐地西属雍县，南属眉县，东属美阳县，为雍州（州治在今泾阳县西北）扶风郡（郡治在今长安县）辖。
十六国（303 ~ 420），岐山地区曾是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和夏的领域。除夏隶北秦州（州治在今武功县境）外，其余均属扶风郡。
北魏太和十一年（487）设岐州（州治在今凤翔县南），领3郡、9县。平秦郡（郡治在今凤翔县南）的周城县（太平真君六年置）辖岐地东部，横水县（太平真君十年分周城县置）辖岐地西部，武都郡（郡治在今宝鸡市东50里）的平阳县（太平真君六年置）辖岐区南部，武功郡的美阳县辖岐地东北部。
西魏大统四年（538），改平秦郡为岐山郡、改平阳县为眉城县，岐地分属未变。
北周（557~281），武帝天和四年（569）分泾州鹑觚县南境置三龙县，县以山得名，治岐阳镇（今岐阳村）。属岐山郡。
隋（581~618），改岐山郡为扶风郡，开皇十六年（596）移三龙县治于西40里（今凤鸣镇），改名岐山县。大业九年（613）又移县治于东北8里（当今故郡寺、渚村一带）。
唐（618~907），撤扶风郡设关内道凤翔府，岐山为其所属。武德元年（618）移县治于张堡（一说张堡垒，今地不详）。三年（620）分岐山县东部置韦川县（今扶风县）。七年（624）移县治于龙尾堡。贞观七年（633）分岐山东北部及上宜县（今乾县西北）置岐阳县（县治在今岐阳村）。八年（634）废虢县入岐山县，移县治于今址。
五代十国（907~960），岐地仍属凤翔府。
北宋熙宁五年（1072）分陕西路西部置秦凤路，岐山县属秦凤路凤翔府。
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置凤翔路，本县属凤翔路凤翔府。
元（1279~1368），废凤翔路，本县属陕西行中书省凤翔府所辖。
明（1368~1644），改陕西行中书省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凤翔府未变，本县仍属其辖。
清（1644~1911），本县属凤_道凤翔府。
民国（1912~1949），废府留县。先属陕西关中道，至二十二年（1933）撤道，设行政区，岐山县属陕西省第九行政区（其治先在凤翔县，后移宝鸡县——今宝鸡市）。
1949年7月14日本县解放，属陕甘宁边区宝鸡分区（1950年10月1日改为宝鸡专区）所辖。1956年10月宝鸡专区撤销，本县隶属陕西省。1958年12月10日，本县并入凤翔县。1961年9月恢复宝鸡专区及岐山县制，本县隶属宝鸡专区。1968年2月28日成立宝鸡专区革命委员会，1969年10月1日改宝鸡专区为宝鸡地区，岐山县随其所属。1971年12月8日撤销宝鸡地区，辖区归宝鸡市，本县属宝鸡市。1979年复设宝鸡地区，岐山县归其属。1980年8月1日撤宝鸡地区并入宝鸡市，岐山县为宝鸡市辖。
2020年7月，商务部公布2020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岐山县入选。
2020年5月29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名单，岐山县榜上有名。
2020年1月2日，农业农村部认定岐山县为全国第四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区）。
2019年10月29日，岐山县被农业部命名为“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2019年3月，水利部公布第一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名单，岐山县榜上有名。
2017年12月31日，岐山县上榜2017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特色魅力示范县。
2017年10月2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命名岐山县为2017年国家园林县城。
2016年2月16日，岐山县上榜2015年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名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
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
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
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