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陶瓷琉璃与齐商
博山位于今淄博市南部山区，古称颜神镇，元至元二年隶属青州府益都县，清雍正十二年设博山县，仍隶属青州府。是孝妇河的发源地，自古山多地少，人烟稠密，因当地的矿产资源丰富并开发利用较早，远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发展成为封建社会中的工业城市。
博山陶瓷历史悠久，据考古挖掘和文献记载，博山陶瓷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了宋代，陶瓷生产已著称于世。不仅有白釉、青釉、黑釉及各种雕塑品，而且还有驰名中外的“雨点釉”、“茶叶末釉”。在陶瓷生产中还运用剔花、划花、印花、手绘作装饰，制作手法丰富多彩。从明清开始博山逐渐发展成山东省陶瓷生产和销售中心，成为全国五大瓷都之一，产品不仅行销国内，而且销售世界各地。
博山同时以琉璃生产闻名遐迩，被誉为“琉璃之乡”。早在六百多年前的元代，博山的琉璃生产就具有相当的规模。明初，内宫监在博山设立大型的官营琉璃作坊，为宫廷生产琉璃产品，以满足宫廷的需要。万历三十九年（1611）十月，博山修建了“炉神庙”。 清雍正十二年(1734)在山东益都县颜神镇设博山县治,此后所产玻璃,世称博山琉璃。颜神镇自元代以来就是北方玻璃的最大产地。明初内官监在该镇设厂生产青帘(以铜丝编缀玻璃条而成的帘子),明嘉靖《青州府志》载,颜神镇玻璃以马牙石、紫石、凌子石、硝石等作原料，所产玻璃光莹可爱。清初孙廷铨《颜山杂记·琉璃》记述了玻璃的配方、工艺、产品及其经销等情况。明朝洪武年间，宫廷内官监在颜神设“外厂”为皇室生产“青帘”等贡品，到明末，民间的琉璃生产也日趋发展。景泰年间，西冶街就有大炉4座，生产水响货和珐琅料。嘉靖前后，珠灯、珠屏、棋子、帐钩、枕顶等琉璃产品问世,逐渐形成琉璃行业。1617年（万历四十六年）,孙延寿等人发起组成了炉行醮会,这便是颜神镇琉璃行业第一个行业性组织。琉璃产品除在当地销售外，还远销到北京和江南各地。明末颜神镇遇灾，玻璃生产遂停顿,至清初恢复生产,并得到空前发展。元明清三代颜神镇博山玻璃的原料就地取材，烧成钾钙玻璃器，分实心与空心两种。实心玻璃器有青帘、佩玉、华灯、罐盒、棋子、簪珥等;空心玻璃器以管子吹成,有泡灯、响器等。清末在博山柳杭设玻璃厂，聘德国技师，传授平板玻璃技术。从此，纯碱逐步取代硝石，对博山玻璃配方与生产的影响较为深远。博山的琉璃生产历史较长且素负盛名。
据明代冯琦《修魏公祠记》：“颜神之山……厥土坟而埴，宜陶。陶者以数千。青（州）以西，淄（川）、莱（芜）、新（泰）、益（都）之间，斯一都会也……鼓铸四方，贸易辐辏。”当年区区一镇，竟能成为鲁中地区的“斯一都会”，可见其工商兴旺带来的社会繁荣。而明万历三十五年《续重修要路碑记》也称当年的颜神镇是“巨镇暨各乡于集场停处，又皆窑冶矾磨兴造之区。”在仅仅通向莱芜、泰安一个方向的山道上，竟是“凡担挑扛负，……弥岁弥月弥日弥时，弥不往来辔行之路，以资贸易焉。”足见其经济发达之一斑。早于此碑的嘉靖四十四年《青州府志》中也有颜神镇生产陶瓷、琉璃、煤炭、黑白矾的记载。清代，博山地区的经济更是迅速发展，炉窑遍地，商贾云集，市场贸易更加活跃。据康熙九年《颜神镇志》记载：“西关、大街八巷，每月三、八大集；西关、西冶琉璃市；东西两门街，一、六日中集，四、九日小集。北关税务街窑货市。”而颜神镇下属的几处乡镇则是“山头店，窑货。有市斗。西河，每月二、七中集，窑市。八陡、石马二庄，铸铁，有市斗。”而遍布全镇的“盐店、硝店、布店、榆皮店、木炭店，诸行沿革无常”。集市遍布城乡，而且有了明确的工业产品市场分工。经济的发达，产业结构的形成，确立了颜神镇的城市地位从周边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环境中凸显出来，富甲一方，闻名遐迩。同时，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出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反应在市场方面，一方面是交易日增，财富遍地；一方面是政弊滋生导致的税收混乱，尤以清代愈发突出，颜神镇的工业生产和商品经营市场经常陷于税务的纠纷当中。从近年来发现的几则碑记可以看出，博山地区古代的工业发达和经济繁荣，除与先民的勤劳智慧息息相关之外，与当地地方上的官绅关注经济社会，同情民间疾苦，对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现象直接进行干预，实施一定的“政策保护”，有时甚至挺身而出，“施财认税”，以维护社会的经济秩序，是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的。
康熙十年，颜神镇乡宦，广东阳江县知县孙廷铎向益都县呈称：颜神镇的“土产窑货”，“已有窑课及科场取用，不为无税。不知何年又添设窑货行。治生自康熙元年特包纳此行税银，不用取钱，远近皆知”。要求对“滥设牙行”的现象予以禁止，革去颜神镇的窑货行税。为此，益都县衙转达巡抚部院命令：“为严禁乱给牙帖之弊，以杜扰害事，自康熙十年为始，凡民间一切日用土产之物，悉听自行买卖。”“即应设行税，具令布政司印发。如有州县仍前私给牙帖，勒索用钱者，本部院查访得实，定将印官照私派例纠参，胥役并牙蠹即以光棍例处死。”
这里提到的“窑货行”牙帖，类似今天的产品销售营业执照。而孙廷铎呈称颜神镇的陶瓷业“已有窑课及科场取用”，“窑课”即当时的生产经营税，“科场取用”则是为县学、府学提供的“教育经费”。从康熙元年起，颜神镇的陶瓷生产经营包括销售，实行包税制。如果再增设“窑货行”，窑户和行商无疑要再支付一定的营业执照税银。为此，孙廷铎出面干预此事，为窑户和行商们说话了。
孙廷铎，字道宣，别号梦果老人，烟萝居士，颜神镇大街人，是清初顺、康之际朝廷重臣孙廷铨的从弟，明崇祯十四年举人。据王渔洋《烟萝居士墓志》：“康熙辛丑（应为顺治十八年辛丑）就选人，戊申（康熙七年）得广东之阳江……五年中垦田至千六百顷有奇……乙卯（康熙十四年）得兵高凉……时君以内迁……”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孙廷铎任职阳江县的时间是在康熙七年至康熙十四年之间。至于康熙十年他是否曾经回过颜神镇，我们目前尚无可稽考，遥在岭南，关山阻隔，恐非易事。但此时间内孙廷铨正是自康熙三年称病归里，居于家中。因此，阻止颜神镇增设“窑货行”牙帖一事，极有可能与孙廷铨有关。作为一品大员的他，当然不好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此事，因而托名于孙廷铎。虽然这只是我们今天的一种猜测，但此举无疑是为当时的颜神镇陶瓷业生产经营做了一件好事。
到了康熙中叶，由于豪强并起，霸市勒索，使颜神镇繁荣的市场一度出现了“万姓喧腾，集场几废”的局面。据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赵宦认税碑”记载：“颜神镇集，向因蠹棍横索，商民不安，本镇乡绅右春坊赵执信，候补主事赵执璲，情愿捐赔称尺等九行，于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具呈府案……赵宦独任立为义集，以免蠹棍借端需扰，诚为便民。仰益都县确查议报，又蒙本府审祥藩宪、道宪复批。本县查报于本年六月十八日，随据本乡绅赵复呈前事，呈称本镇行税载之全书，司册昭然，奈因承办之人勾结积役私立行款，显背司册，取之民间不啻数倍，以至万姓喧腾，集场几废。前具呈认税施集，委系捐资封纳，民间不费一钱。嗣后具呈府县，申请给予勒石，仰借宪法，以杜后来，使蠹棍不思复旧，即寒家后世子孙及亲族僮仆或有不肖之心，亦无所借口。”
“赵宦认税碑”所记承认税的“九行”是“海鱼行、山货行、茧布麻行、猪行、矾铁行、绵楮行、榆皮行、碱靛行”。经县、府布政使司获准并立石“以垂久远”，明文规定由县衙“不时稽查外，嗣后如有胥役地棍人等，仍敢冒名抽税，扰害商民者，许被害人等及约地或本宦家人飞报，本县立拿报上宪，尽法究处，以律治罪，决不姑贷”。
以上九行商品中“硝行”、“矾铁行”最为显要，博山历史上是生产“矾铁”的重要基地，为对外输出产品。而“硝行”中的“硝石”则是博山古代琉璃业的重要原料，用作琉璃冶炼的助溶剂，需求量极大，主要来源于当时的鲁北地区一带，是外地输入商品。根据博山古代文献和历史情景相对照，“九行”并没有囊括博山古代的全部市场商品，尤其是作为博山古代支柱产业的煤炭、陶瓷和琉璃。但“硝行”的免税对琉璃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赵宦家族为“九行”认税，造福一方，对繁荣博山清代市场经济举足轻重，是一种积极的“政策行为”，而且能够坚持百数十年，并经历了博山清代由镇设县的行政机构变更过程。至于赵宦家族以何等形式认税？赵宦家族的后人如何继续认税？时候中有间断等等，此事并不见诸于其他文献，对今天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之谜。
那么，赵宦家族为什么要认税九行呢？历史上，赵宦为博山巨族，据赵执信《先府君行略》：“赵氏之先，盖自宋靖康间避地居蒙阴。始祖平，以明永乐初自蒙阴来益都之颜神镇，因家焉。”明末，赵宦家族中兴，赵执信的曾祖赵振业为万历戊午（1618）举人，天启乙丑（1625）进士，由邯郸令擢监察御史。清定鼎后为山西、江南布政使司参议，后致仕，累封中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参议。赵执信的叔祖赵进美，明崇祯庚辰（1640）进士，清顺治初起太常博士，历官福建按察使。在《赵氏族谱》中，自一世祖赵平至赵执信这一代人，已经是第十二世。据统计，赵宦家族第十二世的在谱人数已有三百七十八人之多。仅以“执”字为中字取名的就有五十人。赵执信同胞兄弟五人，在他的诗文中记述到的还有“七弟”、“十一弟”、“十八弟”、“二十三弟”等堂叔兄弟，可见赵宦家族的庞大。从赵执信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同辈兄弟的庄园产业，仅在博山南部山区淄水上游一带，就分布有田庄、郭庄、麻庄、源泉以及今属淄川区的城子庄等处；而在博山的祖传园林则有城东的“怡园”、“因园”和梁庄的“涧园”。与赵执信一同认税的赵执璲，即赵执信所称“十八弟”。《续修博山县志·选举志》载：“赵执璲，字德瑞，荫生候补主事，任淮安府同知。”于此，亦可窥见当时赵宦家族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由此可知，赵执信一生的功名生涯，与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家族势力环境是分不开的。
赵宦呈请设立义集，保一方平安，使四方民众获益，这除与赵执信本人的“忧民”思想意识有关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税也正是出于赵宦整个家族的利益。赵宦家族庄园遍地，土地连陌，有大量的农副产品肯定要走向市场。他们虽然每年要为认税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极可能他们也是最大的获取利益者。至于赵宦家族历史上是否有农业经济以外的其他产品，今天我们已经难以考证。但为“九行”认税，必经能使整个地区的市场繁荣，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这正是赵宦家族对清代博山市场经济的一大贡献。
永远买断颜神镇集市中其中九个行当的税务，这在当时是一件极具影响的大事，不但引起了赵氏家族内部的争议，而且还影响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利益，断了他们假公济私、借端勒索的财路。赵氏兄弟二人无疑是承担了极大的风险和压力，赵执信在这一年不得不来到红叶山庄养病。知道了这一背景，我们就会对他《红叶山楼集》中的诗篇有更加准确和深刻的理解，同时，也会被这位现实主义诗人的不凡人格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赵执信在诗中有“门户引多虞，氛垢日以积”；“经时栖穷山，自谓远垢氛”；“却返凤麟洲，顾笑麋鹿群”的句子。他的另一个从弟赵执端在《奉寄秋谷兄山居》诗中也说：“既喜清心迹，不堪远事非，相从空夙约，心事叹多违”。反应了赵执信、赵执璲买税后的痛苦遭遇。
经济成分和社会阶层的变化，使清代的博山官府又一次陷于税务的呈讼纠纷当中。光绪四年五月，新官陈文显上任伊始，就遇到了税务呈讼的麻烦，不得不“出示勒石，永禁以弊端而安商业。”碑称“在籍绅士广西即用知县王建言”等十人，“呈称窃税课之设，例有定款。有，不可减，无，不可增。博邑山多地少，业井、磨、陶、厂者居多。其应有无课程，概有旧章可查，垂之邑乘，载在碑碣，百余年来遵照罔替”。状告不法书差借新旧官员交替之际，巧立名目，私改“厂、磨、窑、井”为“井、矾、窑、□”变更原来的章程，“擅向各厂额外洒派，借图自肥”。对此，县官陈文显只好声明，“据此查县境井、磨、陶、厂四项，业此生涯者所在多有，应纳课程，例有定额，丝毫不准加增。惟奸胥猾吏，遇有招摇蠹役刁差，借端撞骗，每当新旧交接，侦知官绅声气未通，舞文射利，额外需索，此等情弊，在所难免。本县莅任之初，即经明察暗访，不了仍未弊绝风清，可谓欺伪之伎俩甚工，机诈之情伪百出，殊堪痛恨，亟应勒石永禁，俾此辈无可施其蒙蔽，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阖邑绅商士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各井仍照旧章，其磨、陶各厂除将每年额编课程循旧按时缴纳外，此外无任何项徭役、概不加派分厘。倘有不法书差仍前借端勒索，捏此讹诈，一经该商人指名告发，定即从严惩办，绝不姑息。其各禀尊毋违。”
从碑文中可以得知，博山清代“井、磨、陶、厂”四业实行的是定税制，具有一成不变的规矩。由于井、磨、陶、厂情形不一，我们不能知道这种定税的原则是什么，但极有可能是以经营业户性质及个数，而不是以经营产品的数量来定税的。查对有关文献，“井”有煤井和陶井两种。仅此一项，自清乾隆五年（1740）山东巡抚上书“悉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照例定税”，“当年户部议复批准，允许山东省产煤之地听民自行开采。规定每窑立一窑主，领贴办税。”“此后，博山的民间采煤逐步兴盛起来，‘或取于山，或取于井’。1955年至1965年淄博矿务局对所属矿区进行了一次普遍调查，博山地区的古煤井达723个” （《博山区志·工业》）。从《颜山杂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最晚在明末清初，博山采煤业已经有了“份子井”的出现，有“山场主”、“攻主”、“井头”、“账房”、“洞头”、“徒”之分，呈现出新的生产关系。
“陶”指陶瓷业。清代博山陶瓷业遍及北岭、务店、李家窑、山头、窑广、八陡、福山、西河、万山等地。《淄博陶瓷工业大事记》：“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博山陶瓷业空前兴旺，北岭、务店、山头、窑广、八陡、福山为当时七大窑场，产品各具特色，争奇斗妍。博山城内商旅辐至，已成为相当繁盛的陶瓷生产中心和销售中心。”而万山、山头、北岭、福山等处相继新建或重修窑神庙，足见当时窑业之盛。到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仅福山一村就有陶户十七家，窑炉二十八座”（资料来源同前）。
“厂”指琉璃业。亦应包括“矾场”。“清代至民国初年，博山琉璃业更加发展，西冶街几乎家家以琉璃为业，从业者最多时达4000人。清末，博山琉璃产品不仅行销全国，料货”庄遍布各大城市近百家，而且琉璃珠、文具、玩具及摆设品之类产品曾销至日本、欧美、南洋等地。（《博山区志·琉璃》）
清代博山工业的发达，亦引起了外国殖民者的觊觎与惊叹。德国传教士、地理学家雷却特霍芬和英国传教士威廉姆森在清同治年间都曾到过博山，他们分别在《旅华日记1868——1872年》和《中国北方的旅行》中对博山作了生动的描述：“山东博山的料器，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每年经由济南输出的数量约七千担（折合现在七十万斤）。博山是我们在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所遇见的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城市工厂区的上空，笼罩着一片浓黑的烟云，到处是烟熏火燎的景象，似乎使人们感到一切都在工作着、运动着。聪明又智慧的匠师们把附近出产的岩石沿细后，用硝酸钾煅烧，制成料器。这里的山丘蕴藏着丰富的石英矿，石灰（岩）和煤，而这些都是制造玻璃的重要原料和燃料。数千年来，擅长制造瓷器的中华民族，在制造玻璃这一行业方面，是显著地、远远地落后于欧洲。但是，只有在博山这个地方却做出了值得世界承认的成就。”（朱培初《鼻烟壶史话》）
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面对这样一个在当时如此发达的工业城市，封建制度下的县衙无论如何是无法管理的。博山县光绪四年“禁弊安商”碑正是给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新的生产关系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复杂性，从事工业和手工业劳动的人大多是没有土地或是只有少数土地的农民，他们变成了城市的无产者。大量的财富和土地多集中在地方官宦和业主手中，多数的大家庭集官僚、地主、业主、商人于一体，他们有一方势力，可以轻易左右政府行为。因此，无论王建言等人的呈状也好，县官陈文显的表态也好，都大有弦外之音。在这种情况下，蠹役刁差借端撞骗可以说是“在所难免”，唯有“官绅声气未通”是真。如果“官绅声气未通”是任何事情都办不成的。它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旧时的封建社会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时博山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而在明末清初，博山地区已经出现类似“资本主义萌芽”的若干迹象。
但是，博山古代工业的发达，社会经济的繁荣，毕竟是在民族土壤上产生的，有着明显的本土特色，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这也正好说明当中国的大门被外夷的坚船利炮打开后，当中国人开始觉悟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并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为什么清末会选择在博山船板山东省第一家官办窑厂，而山东巡抚胡廷干以及张骞等人更是在国内率先引进德国设备，于博山创办玻璃公司。但此举为时已晚，并在后来均遭失败。同时，博山的工业和资源，成为外国入侵者的垂涎之肉。1904年德国人修通胶济铁路的时候，同时也把铁路通向了博山，开始了列强向博山地区掠夺财富的过程。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遐思。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难动摇……而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司马迁的话鞭辟入里，道出了齐鲁两地的鲜明特色。鲁文化“尚仁重礼”，而齐国具有重视工商业的传统，使齐地的风俗中体现出礼教精神淡薄，具有竞争性的商贾习气。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博山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博山人性格的两重性，并对当地的齐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博山的陶瓷与琉璃滋养灌溉了这片区域；绵延数公里的河岸壁画，浓缩了广袤时空下博山的经济脉络。文化和经济，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齐商融合到日常生活中去，并深深影响了整个淄博地区的经济。使他们在成就了自我的同时，也给这片沃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传说。
2008年，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在国家奥林匹克中心广场大道，巍然耸立的民族和谐阙巨幅陶瓷浮雕来自博山，瑰丽璀璨的56朵琉璃民族花来自博山。她充分地向世人展示了中国陶瓷琉璃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是博山陶瓷琉璃之花的千年绽放。这是博山陶瓷琉璃的荣耀和骄傲，也预示着在这片古老大地上从事陶琉行业的商人将有着更加辉煌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