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1966
为了纪念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特殊时期，当时的很多人都将“建国”、“解放”、“援朝”等词语作为名字，有着鲜明的年代标志，借以表达人们迎接新生活的喜悦心情和美好期盼。
第二阶段：“文革”、大跃进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切事物都要向“革命”看齐，与“立场”统一。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诸如“红卫”、“跃进”、“东方”等名字，有人甚至干脆就叫“文革”，借以声张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时期——— 一般以1978年中共11届3中全会决议发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董文华那首歌“1979年那是1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
经过了动乱的“文革”十年，当时的社会从大萧条的局面中开始艰难扭转，人们也重新投身到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生活中去。“单名风”也随之盛行，出现了大量的 “李刚”、“王勇”、“张伟”等名字，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大众经历浩劫之后，一心追求“简单”、“宁静”“朴实无华”的生活心态。
第四阶段：10多年间———
从1995年开始，“五格剖象”论逐渐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父母的起名观念。截至2006年，在过去近10多年的时间里，将近85%以上的人取名字都会参考 “五格剖象”的测算结果。为求“家宅平安”和“大吉大利”，出现了以“张馨月”、“张馨文”为代表的严重重名现象，此种“跟风”趋势着实令业界人士空前担忧。
简短励志的经典名人故事
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取得的正确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其失误、教训的纠正和借鉴的产物。
从1956年至1965年底，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艰难的、曲折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是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
1957年开始出现“左”的错误，主要反映在政治上。
1. 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予盾。”
2. 错误地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还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3. 错误地提出所谓“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命题。
4. 对1956年在经济工作中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决策进行错误的批判。
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诞生以来时间还很短，实践经验极其有限。中国***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然而，由于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对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民族诸方面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尚缺乏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如何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还刚刚开始思考，这就不能不存在种种局限和弱点。基于这种种因素，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不可避免出现曲折，甚至是严重的挫折。
1958年到1960年，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在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大背景下，出现了“高举三面红旗”的超常状态，这是八大前后探索建设道路积极成果的倒退，使“左”的错误倾向大大发展。
探索中出现的巨大曲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取代了八大正确路线。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以否定八大关于国内阶级状况、主要矛盾的正确估量为前提；是在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经济工作纠正急躁冒进地正确决策和否定八大肯定的综合平稳、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条件下形成的，因而，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是背离八大正确路线的产物。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不能设想，一条忽视了客观的经注规律的总路线，能够指引我国人民实现建成现代工作、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总路线的缺点，也就是它致命的弱点，它的确定标志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
（2）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取代了实施八大实施八大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发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是一味强调所谓“破除迷信，”“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形主义”，“敢想、敢说、敢干”等等；与此同时，在不断错误批判反冒进的“左”倾思想膨胀的气氛中，实事求是原则一再淡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转入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以钢为纲”的轨道，庐山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在“反右倾”运动中，1959年底到1960年继续“大跃进”。致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再次全面地泛滥起来，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1959年到1961年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3）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动，取消了八大前后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八大前后，党中央针对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和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粗、过于简单划一等问题，提出了正确解决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问题和建立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设想，这是十分适时和符合实际的。
但是，在“左”倾思潮膨胀的情况下，加上理论研究不足，组织工作粗糙，没有经过认真试验，在“大跃进”运动发动到高潮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盲目的经济体制的变动，抛弃了八大前后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设想。
一是盲目的、过多地下放中央管理权力，上下不配套，造成新的混乱。
二是急于变合作经济为国营经济和全部消灭残存的私有制经济成分。
三是轻率地发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企图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依靠不断人为地提高生产资料公有程度、缩小商品生产、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迅速达到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
毛泽东痛切地感到：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指出：大跃进中，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都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顾到。根据这些教训，毛泽东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内部有三种平衡，即农业内部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这是对八大以来我党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深化。
“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困境。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实践中，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新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这是党内的正确发展趋向。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所以，自八届十中全会后，“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这是党内的错误发展趋向。这5年间，两种趋向经历了从并存到“左”倾的错误倾向逐步占上风的过程。由于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本身存在弱点，中央领导核心内部认识不尽一致，它终于无法阻挡错误发展趋向进一步膨胀，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左”的理论和实践的系统化、绝对化、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中心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了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使会议突出地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地提了出来。
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斗争的理论上，把1957年以来的“左”倾错误越来越升级，使之更加系统化和绝对化。
第二，在实际工作上否定了党内经济形势的正确估计和贯彻“八字”方针的一些正确措施，使“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
所谓“黑暗风”，是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正确估量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错误批判。
所谓“单干风”，是对邓子恢等主张支持农民实行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生产责任制的错误批判。
所谓“翻案风”，是对纠正“反右倾”以来党内过火斗争偏差进行甄别平反的错误批判，也是对彭德怀的正当申诉的无理指责。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批判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实际上都是党内对经济形势的正确估计和调整国民经济工作中的一些正确的措施。毛泽东不同意这些看法和意见，并武断地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修正主义，是党内一些人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动摇。甚至尖锐地提出党内、国内出现修正主义危险的现实可能性的问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如果我们能够时常看一些的话，总会学到很多，那么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一个请跳舞的女孩
一天，一位外国到一所大学视察。因时间有限，他在演讲完后临时取消了学生提问环节。一个叫茱莉亚的女生知道后，觉得特别失落。这时，一阵钟声传来，校园汇报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茱莉亚闷闷不乐地来到礼堂。突然，她远远看见坐在前排，跟着音乐的节拍点着头。
瞬间，她想起什么，径直走到跟前，优雅地说：“先生，我想请您跳一支舞，可以吗?”
猝不及防，愣了愣，还是高兴地接受了。全场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绅士地站起身，挽起她的手，缓缓步入舞池，这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在大家的注视下，她和翩然起舞，并借机提了6个问题，都一一作了圆满的回答。
后来过了很多年，茱莉亚当选了该国历史上首位女。
提及当年邀请跳舞的故事，她意味深长地说：“当因为变故，你未能按原本的设想实现目标时，不要放弃、绝望，或许换一种方式就将收获更多。”
：驴娃儿崔琦
有这样一个人，1939年出生于河南省宝丰县，家里很穷，乳名叫“驴娃儿”，从小哪都没去过，10岁前连自己的村子都没出过，每天要做的就是帮助父亲撒肥、锄地、浇水、养猪、放羊、割草、捡柴禾。虽然父亲一字不识，但他有一名贤明的母亲，母亲坚持让他上完了高小，但村里没有初中，母亲绞尽脑汁打算让驴娃儿的三姐领他来到北京的大姐处，然后在三舅和两年前已到香港定居的二姐的帮助下去香港读书。这样的决定在当年是一件大事，而且妒娃儿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且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已经能够做他的左右手，所以不愿放儿子走。但驴娃儿的母亲有更高的见识和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当年是1951年，空里太穷了，仅剩了一点粮食，母亲给驴娃儿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然后从未出过远门的驴娃儿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了香港。
12岁的小驴娃儿到了香港，尽力克服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困难，读书也很刻苦，但他强烈思念在河南家乡的父母，母亲瞒着生活的艰辛和驴娃儿父亲患病的讯息，来信劝慰驴娃儿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驴娃儿在刻苦攻读之下，1957年在香港培正中学毕业;1958年年19岁的他赴美国深造;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又到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起任教授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1998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崔琦与德国、美国两位科学家，表彰他们发现并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2000年，当年的驴娃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4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05年被聘为中科院荣誉教授……
这个驴娃儿大名为崔琦，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等人之后，第7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1959年大跃进期间崔琦的父亲去世，母亲没对他透露一点儿讯息，之后9年，母亲依然独自忍受艰难，61岁高龄时还在茅草庵，都没有对儿说个“不”字，直至在艰难生活中寂寞离世。
著名节目主持人杨澜曾去美国彩访了崔琦。杨澜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杨澜当时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但是当年的驴娃儿崔琦却说，他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宁愿为父母抛弃现今的一切，因为如果他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也许父母就不会那么艰难……一席话，崔琦留下了热泪，杨澜和现场的外国记者、摄影师也泪流满面。
孝心无价。崔琦甘为父母弃荣华，真的是发自肺腑之言，也更加感人至深，令人唏嘘为已。
：每份尊严都值得尊重
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因为穷，10岁才开始上学，常常是学期结束了，学费还没交齐。好在，老师并不赶他出教室，反而提前把书发给他，邻居们这个送件衣服，那个送几个鸡蛋，让他得以断断续续地上完初中。那时候，他就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自己也要想办法帮助别人。初中毕业后，他做起了杀猪卖肉的买卖。一天，附近一位衣衫破烂的村民一直在他的肉摊前转悠，既不买肉，也不离开，只是用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架子上的肉。
他心里忽然泛起一阵酸楚，小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吃不上肉，看见生肉就馋得不行，看来，这位村民也和他当初一样。虽然自己现在并不富裕，但两斤肉还是送得起人的。于是，他拿起刀，从架上割下一块肉，顺手递给村民。出乎意料的是，村民并不领情，不但不接他的肉，反而转身就走。
他百思不得其解，拿着肉愣了好半天，看见街上人来人往，他忽然明白了，一定是自己的行为太像施舍，让村民觉得自己是在可怜他。小时候，别人当众递给他一个鸡蛋，他都会觉得难为情呢。
回过味儿之后，他立即拎着肉，一溜小跑，悄悄地跟在村民后面，直到走到一个偏僻的小路上，他才大步追上去，很诚恳地说：“今天肉不好卖，你就帮帮忙，先赊一点，等有钱了再给我。”村民眼圈泛红，接过肉，连声道谢。
这件事让他明白，光有一颗帮助别人的心还不够，还得讲究方式，要让别人乐意接受你的帮助。从此之后，他的举动开始变得隐蔽起来，看到附近村民生活清苦，他会频繁地上门收猪，不管对方有没有猪卖，他都会送上一块肉“贿赂”对方，预定好圈里的小猪仔。
他救下一名溺水儿童，知道对方没钱读书时，干脆认对方做干儿子，这样，逢年过节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多给孩子零花钱，孩子把这些钱攒起来，学费就有了着落。从小学到初中，“干儿子”就是靠著这些零花钱，一步一步走出了困境。
有人房屋倒了，需要重新修缮，他总是第一个赶到，用收猪打掩护，把钱递到别人手中，说：“这钱先存你这儿，以后我盖房时，你也资助一点，不然，我还真盖不起。”别人听了这话，也就不再推托，只盼着他家盖房，即使出不了钱，去出出力也好，可是，他一直住着老房子，从来也没盖过新房。
有人外出打工，只有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留在家里，生活极为不便。他就和外出者称兄道弟，这样，他就可以没事儿往“兄弟”家跑一趟，送点肉，挑点水，给孩子些学费，老人病了，他急着送医院，抽时间在医院里照顾。别人问起，他就一脸无奈地说：“没办法，‘兄弟’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兄弟不在家，我能不帮着照顾吗?”……
这些事，他一做就是19年，“地下”工作做得滴水不漏，连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只是，19年来，他没有攒下一分钱，这让老婆非常恼火，要和他好好“算算账”。结果，那些他曾经帮助过的人，全都站了出来， *** ，希望有关部门表扬身边的“活雷锋”。
于是，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叫赵维富的农民。记者问他为什么做好事却要偷偷进行，他憨笑着说：“人人都有面子观念。所以，我帮助别人都不让其他人知道，就是怕我的帮助反而给别人带来伤害，让受帮助的人被嘲笑。”每份尊严都值得尊重，即使是那些需要帮助的弱者，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他们的尊严也需要别人尊重，很多慈善家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一个普通的农民注意到了，并且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帮助别人的同时，努力维护别人的尊严，这才是真正的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