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六大茶山 -- 地埋位置及概况
说明：1、攸乐茶山2、蛮砖茶山3、漫撒茶山4、莽枝茶山5、倚邦茶山6、革登茶山
云南省是世界是茶树的原产地，同时也是普洱茶的故乡，古今中外负有盛名，普洱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西双版纳是普洱茶的小故乡，据西双版纳傣族贝叶经记载，早在一千多年前，西西双版纳就有茶树栽培，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南糯山上至今还生长着八百年年前人工栽培的古茶树，被称为“茶树之王”。据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记载：“西藩之用普洱，已自唐时，”西藩：就是指西藏地区的兄弟民族，普茶就是说普洱茶，可见自唐代就有普洱茶了。
清朝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写道：普洱茶出自云南的普洱府，产于悠东山、革登茶山、倚邦茶山、漫撒茶山、革登茶山。普洱茶是以地名作茶的专用名词，一直沿用至今。易武是普洱茶的原产地。
六大古茶山在香港、韩国、台湾、广东、深圳等地有很高的知名度，六大古茶山包括悠乐茶山、倚邦茶山、漫撒茶山、革登茶山、莽枝茶山它们都在易武的周围，古茶山的野茶树生长在原始森林中，其营养成份是任何一种矮化茶树和新培植茶树都无法相比，野生大茶树生长环境自然、特殊，全世界罕见，其原料主要用来加工普洱茶，因此易武的普洱茶内质极其特别，在文革期间，许多陈年普洱茶在大火中毁灭，目前存在世上的正品野生普洱茶少之又少。
古时，易武的普洱茶主要用来进贡，又有瑞贡天朝、正山贡茶之称，历史上“茶马古道”就是以易武为中心经思茅达到普洱府，最后在交易，所以还有人称普洱茶为易武茶。
古六大茶山 -- 革登茶山
《普洱府志》载：“其治革登山，有茶王树，较众茶独高大，土人常采茶时，先具酒醴祖祭于此。”由此可知革登茶山早就闻名。
革登茶山位于孔明山下，紧靠攸乐茶山，傍依鸡怪山，历史上年产茶500担之多。茶属大叶种型，因茶芽粗肚，满披银茸，民间种之为“大白茶”。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公元1796——1850年），八角树寨有株茶王树，光春茶就能收干茶一担。革登茶山过去的新校都有20多厘米的盆大了。祭祀古茶树的碑石到是随处可见，足以证明茶农封古茶王树的敬仰之情，同时也告诫后人古茶树确需保护。解放前革登茶山已荒芜，茶农人走寨远，解放后逐渐恢愎发展，现年生茶万担以上。
古六大茶山 -- 莽枝茶山
莽枝茶山，位于蛮砖茶山南面，和革登茶山相聊，与孔明山遥遥相望。传说是诸葛亮埋铜锣之地，故名。从象明乡越架布河，过大石房，穿秧林寨就到了莽枝茶山。莽枝茶山面积范围不大，但茶叶质量较好、味美。明、清时期茶山与旺，茶叶年产达万担之多。从立在茶山的碑石刻文中可以看出常年茶山与旺发达景象。该碑立于乾隆十一年冬（元1746年）。
由于多种原因，莽枝茶山在解放前夕，已经荒芜，几百户人家的勐芝大寨已成为原始密林，遗存的部分茶农后代，已搬迁到茶山后的秧林寨，封茶山的历史漠然知晓。原始密林中还可看到一块块面积大小不一的茶林，以及从多的交杂在一起的大叶种茶与小叶种茶树。一座葬于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3年）的茶商墓孤寂地守候在茶山。茶山由于多年无人管理，有的茶树长得几丈高，仍然茶花怒放，青枝绿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曾后，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茶山乡民开始封茶山进行管理，茶叶产量逐步提高，每年出售给国家青毛茶2万多公斤
古六大茶山 -- 倚邦茶山
倚邦茶山（傣语称“磨腊”倚邦，即茶井之意），总面积为360平方公里，是多民族的高山区。倚邦茶，茶芽细长，银色生辉，味甘正，回甜爽口。历史上以生产圆茶（七子饼）而著名，年产茶万担以上。明、清时期，茶庄林立、商家云集，极为热闹。产品适销西藏、港澳、南洋各地。由于茶质极好，每年都要进贡朝廷20担之多。
清朝为了加强封茶山的管理和贡茶的运送，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从昆明经思茅至茶山（倚邦、易武）的崇山峻岭中修筑了一条由石板镶成的运茶马道，宽约2米，长达数百公里。从残存的部份马道上石板的磨损状况可以判断，当时筑路的辛和茶叶运输的繁忙景象。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倚邦就成为内地与边疆交往的政治、经济中心，各种商铺、学校、会馆应运而生。可惜表现茶山繁荤景象的建筑于解放前毁于火灾，如今仅有碎瓦断壁残存。今日倚邦茶山，除茶叶生产得到恢愎和发展外，西双版纳州政府又规划发展一个万亩级香料基地。这样，倚邦茶山将茶叶、香料比翼齐飞，前程无量。
古六大茶山 -- 漫撒茶山
慢撒茶山位于勐腊县易武乡以东，紧接老挝边境。慢撒茶山属大叶种茶，条索肥硕，条子宽大，结实，十足代表了普洱茶的雄壮男性之美，是普洱茶中个头最大的。
清乾隆年间是其辉煌时期，满山遍野都是茶树，年产万担以上，清咸丰壬子年（公元 1852 年）来自内地的很多汉族同胞在茶山与茶山各族兄弟共同种茶、制茶，所产“元宝茶”（圆茶），远近闻名，畅销国内外，慢撒茶山种茶历史悠久，茶农种茶制茶经验丰富，但到十委世纪，慢撒茶山，稍有衰落，而易武茶山则日起兴旺，光茶号就有十几家，因此，清朝前期中期史书列六大茶山时，只列“慢撒”后某些书籍又列为“易武”。由此使人产生了误解，认为易武和慢撒是两座茶山，实际上并不是，只是证明了两座茶山的兴衰，易武和慢撒都是泛指六大古茶山的茶，不是独立的两座茶山。是但在当地茶农细细区分，易武茶山和慢撒茶山却有不同的，慢撒茶山的茶叶稍微肥大一些，味也稍甜。
古六大茶山 -- 蛮砖茶山
蛮砖茶山位于野象山旁，磨者河畔，历史上年产茶万担以上，大都运往易武加工。销售。
蛮砖茶山是古“六大茶山”现今保存得较好的一座茶山，茶林不规则地散布在原始密林中，经茶农精心管理，至今仍年产茶万担之多。今天的茶农商品意识强，他们根据市场的需要在蛮砖村公所支书权存安带领下安排生产蛮砖贡茶，茶味独特，茶芽雪白晶亮，是抢手之货。1994年，州、县政府确定在蛮砖茶山新建万亩大茶园，在云南省茶叶科研所专家的指道下，万亩新茶园盘绕群山，株株茶树绿油飘香，喜看古茶山和新茶园交相争辉，茶叶生产蒸蒸日上
古六大茶山 -- 攸乐茶山
攸乐茶山（基诺山），东西长75公里，南北宽50公里，东北与革登茶山为邻，西南接小勐养、勐罕和勐宽三个坝子，现为景洪市的一个乡级行政单位。攸乐茶山历史上位居“六大茶山”之首，是云南大叶茶的中心产地，历史上最高产量达2000 担以上。攸乐山种茶，年代久远，相传茶是孔明遗种，故尊奉孔明为茶祖。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曾设过同知府和专管捕“盗”的普洱通判。1942年国民党军队开进攸乐茶山，毅人放火，茶农四逃，茶山荒芜，茶叶生产受到严重破壤。解放后，人民政府拨款、拨粮救济茶农扶持茶叶生产。使产量逐渐上升。1993年攸乐茶山产茶1942担（97000多公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州、市确定该地区为山区开发实验区，在有关科研单位的领导下，在大力发展茶叶生产的同时，还积极种植砂仁、橡胶等，使基诺同胞经济收入大增，生活明显改善，正在向小康迈进。
普洱茶与古“六大茶山”
经数千年品味，茶已经被人们确认为“真正的文明健康饮料”，是“礼貌与纯洁的化身”。诚可谓“美酒千杯难成知己，清茶一杯便可醉人”。
举世公认，茶树的栽培与茶叶的利用，始于中国。举世也同样公认，中国云南澜沧江流域的西双版纳和思茅地区，是茶树的发祥地。
遍布西双版纳的古茶树，提供了最有力的物证。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出产的大叶种茶，被冠以“普洱茶”的名称已经追溯到东汉时期，因民间有“武候遗种”的说法，所以普洱茶的种植利用，至迟在三国时期就已形成气候，距今１７００多年。
茶叶，在唐以前并无税制，中唐时期，随着茶叶生产发展，茶农一获利，统治阶级赖以自下而上的各种法律、税赋、机构就随之而来，并成为统治阶级巧取豪夺、压迫和剥削茶农，限制茶叶生产发展，掠夺和独揽茶利的一种手段。
一、茶税与茶法
我国茶之征税，始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国库拮据，政府以筹措常平仓本钱为借口，“诏征天下茶税，十取其一”，征税以后，发现税额十分显著，以后就将这一临时措施改为“定制”，与盐、铁并列为主要税种之一，并相继设立“盐茶道”、“盐铁使”等官职，据新旧《唐书》记载，茶于中唐立税以后，税额并不因国库收支的好转而有所减免，反倒根据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到公元804年，茶税每年增加到四十万缗。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除正税以外，又增加一种“过境税”，叫“塌地钱”，至宣宗大中六年（852）更通过当时盐铁转运使裴休制订了“茶法”12条，严禁私贩，使茶税斤两不漏。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内容是：
1、茶商贩送茶叶沿途驿站只收住房费和堆栈费，而不收税金。
2、茶叶不准走私，凡走私三次均在100斤以上和聚众长途贩私，皆处死。
3、茶农（园户）私卖茶叶100斤以上处杖刑，三次即充军。
4、各州县如有私砍茶树，破坏茶业者当地官员要以“纵私盐法”论罪。
5、泸州、寿州、淮南一带税额追加50%。
我国茶叶专卖制度和税法，发展到宋代，更为严厉，并成为发展茶叶生产一大障碍，曾诱发多次茶农起义。据文献记载，宋朝的茶税法，先后改革多次，即所谓“三税法”、“四税法”、“贴射法”、“见钱法”等。这些改革，换汤不换药，都是坚持国家专卖。后又经元、明、清，改“榷茶制”为“茶引制”，直到清咸丰以后，由于当时国际国内茶叶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才将“茶引制”改为征收厘金税，民间逐步恢复自由经营。所以，茶叶专卖的税制和法律在中国历史上历经千年之久，得利的是政府，而吃亏者总是百姓。 所谓榷茶，即茶的专营专卖。这一政策始于中唐时期，文宗太和九年（835）当时任宰相之王涯奏请榷茶，自兼榷茶使，令民间茶树全部移植于官办茶场，衽统制统销，同时将民间存茶，一律烧毁。此一法令刚一颁布，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王涯十月颁令行榷，十一月就为宦官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所杀。令孤楚继任“榷茶使”，吸取王涯的教训，即停止榷茶，恢复税制。所以，唐代实行榷茶历史不到两个月，真正厉行“榷茶制”的，是从北宋初期开始，首先在东南茶区沿长江设立八个“榨货务”（官府的卖茶站），产茶区设立十三个山场，专职茶叶收购，园户（茶农）除向官府交纳“折税茶”以抵赋税以外，余茶均全部卖给山场，严禁私买私卖。
到了北宋末期“榷茶制”改为“茶引制”。这时官府不直接买卖茶叶，而是由茶商先到“榷货务”交纳“茶引税”（茶叶专卖税），购买“茶引”，凭引到园户处购买定量茶叶，再送到当地官办“合同场”查验，并加封印后，茶商才能按规定数量、时间、地点出售。“茶引”分“长引”和“短引”两种，“长引”准许销往外地限期一年，“短引”则只能在本地销售，有效期为三个月。这种“茶引制”，使茶叶专卖制度更加完善、严密，一直沿用到清乾隆年间，才改“茶引制”为官商合营的“引岸制”。“引岸制”的引，为茶引，“岸”是口岸，指定的销售或易货地点。“引岸制”即为凡商人经营各类茶叶均须纳税请领茶引，并按茶引定额在划定范围内采购茶叶。卖茶也要在指定的地点（口岸）销售和易货，不准任意销往其他地区。“引岸制”的特点是根据各茶区的产量、品种和销区的销量品种，实行产销对口贸易。这样有利于对不同茶类生产、加工实行宏观调控，做到以销定产。 所谓贡茶，即产茶地向皇室进贡专用茶。向朝庭贡奉各种乡奇特产，是封建社会早有的定俗。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即有关于中国最早贡茶的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西南巴、蜀等国向武王进贡盐、铁、茶、蜜的史实。
到了隋代，炀帝杨广在江都（江苏扬州）得了头痛病，浙江天台山智藏和尚闻之，携天台茶专程去扬州为隋炀帝治病，得茶而治之后。炀帝大喜，遂令全国大行茶事，推动了隋代王公贵族饮茶之风大兴。
初唐时，各地继续以名茶作贡品，其中不乏贪图名位、阿谀奉承之人为了个人升迁而向皇上纳贡。但随着皇室饮茶范围扩大，贡茶数量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官营督造专门从事贡茶生产的“贡茶院”，首先在浙江长兴和江苏宜兴出现。据《长兴县志》记载，顾渚贡茶院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直至明洪武八年（1375），兴盛期长达600年，其间役工3万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场30间，烘培工场百余所，产茶万斤，专供皇室王公权贵享用。
唐代诗人，曾做过湖州刺史的袁高（727－786）《培贡顾渚茶》的长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生产贡茶庞大的规模和茶农的艰辛。诗曰“……动生千金费，日使万民贫。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甿辍耕农耒，采掇实苦辛。……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心争造化功，走挺麋鹿均，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
到了宋代，饮茶风俗相当普及，“茶宴”、“斗茶”大行其道，尤其宋徽宗赵佶，爱茶至深，亲撰《大观茶论》，皇帝嗜茶，必有宦臣投其所好。因此，宋代贡茶较之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保留顾渚紫笋贡茶院以外，又在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县）设立规模更大的贡茶院。据宋子安写的《东溪试茶录》（1064年前后）记载“旧记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间所苦……至道年（995－997年）中，始分游坑、临江、汾常、西蒙洲、西小丰、大熟六焙。录南剑，又免五县茶民，专以建安一县民力裁足之。……庆历中，取苏口、曾坑、石坑、重院属北苑焉。”
除此以外，宋代相继还在江西、四川、江苏、浙江设御茶园和贡院院，生产极其费工费时之“龙团凤饼”供朝庭享用，每年花去大量民脂民膏。
明清时期，贡茶制继续实行，贡茶产地进一步扩大，四川蒙顶甘露，杭州西湖龙井，江苏呈县洞庭碧螺春，安徽老竹铺大方都被当朝皇上饮定为“御茶”。西湖龙井村至今保存的十八棵御茶，就是乾隆皇帝游江南时（公元1753年）微服私访狮峰、至胡公庙前品尝了和尚献上香茶，十分高兴，遂将庙前18棵茶树封为御茶。然而，皇帝的欢心、换来都是百姓的苦难。杭州诗人陈章写了一首《采茶歌》充分揭露贡茶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凤凰岭上春露香，青裙女儿指不长。
渡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
催贡文移下官府，那管山寒芽未壮。
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 唐代之回鹊，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国之藏古，食肉饮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对于挑河西宁一带之西蕃，皆以茶马为羁摩。......明代对于茶之贸易，虽不行专制，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斩，并立茶马司，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同时，又于产茶之地，十株取一，无主茶树，十分取八，其对于茶之需要，可为尽心而为之，而要不外为“制服西戎之术”。由此可知，中国茶叶传于外蕃，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故茶自唐课税之后，对内既为国库所关，对外复为安危所系。”——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以茶易马，是我国历代统治阶段长期推行的一种政策。即在西南（四川、云南）茶叶产地和靠近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制订“茶马法”，专司以茶易马的职能。即边区少数民族用马匹换取他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茶叶，据史籍所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经略安抚使王韶在甘肃临洮一带与人木征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即令在四川征集，并在四川四路设立“提兴茶马司”，负责从事茶叶收购和以茶易马工作，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茶场”和“买马场”，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茶马司）从事以茶易马交易，不准私贩，严禁商贩运茶到沿边地区去卖，甚至不准将茶籽、茶苗带到边境，凡贩私茶则予处死，或充军三千里以外，“茶马司”官员失察者也要治罪。立法如此严酷，目的在于通过内地茶叶来控制边区少数民族，强化他们的统治。这就是“以茶治边”的由来。但在客观上，茶马互市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无此需要，而未实行“茶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设立专门的“茶马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西部增设北胜州茶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废止。
目前中国茶的种植面积第一、产量第二、出口第三、创汇第四，这是中国茶叶在世界上地位的真实写照。2006年全国茶园面积为2175万亩，比上年2028万亩增长7.2%。全国茶叶总产量首次突破100万吨大关。全年茶叶平均单价为24.8元/公斤，全国茶叶农业总产值为248亿元，比去年219.2亿元增加13.1%。我国是茶叶大国，但还不是茶叶强国。
1：生产主体以茶农为主，生产方式各有侧重。传统的生产方式、加工方式是我国茶叶生产的基本特点，我国茶叶生产主体主要有：一家一户的茶农；茶商或茶叶大户；委托加工基地；有一定生产规模的茶场。我国茶叶一直沿袭着传统的生产方式，主要特点是：中高档茶、名优茶以手工为主；中低档茶、大众茶以机制为主。
2：区域分布明显，茶区快速发展。我国红茶区主要在广东、云南；乌龙茶区主要在福建；花茶区主要在福建、广西、湖南等；名优茶区主要有浙江、湖南、四川、安徽等省。特色茶产区已经成为我国茶叶发展的新亮点，如新昌的龙井产区，平江的银针产区，安溪的乌龙茶区，云南的普尔茶区等等。由于我国农业综合开发的实施及各地大力调整农业及农村经济结构，新型茶区正在快速发展，如山东日照茶区、陕西午子茶区及湖南、云南、广西、重庆等地的新茶区就是这几年新发展起来的。
3：产品结构变化加快，新品成为新的增长点。市场趋势表现在：普通红茶、中低档红茶继续下降，高档红茶有一定市场。花茶在经历了长足发展后总量正在减少。绿茶快速增长，绿茶中，名优茶发展快。乌龙茶快速发展，保健茶生产增长，市场稳定。传统茶叶创新速度加快。茶产品结构正在朝优质、有机、特色、质优价廉方向发展，总体结构不断优化。
4：经营企业数量多，龙头企业少；产品多，名牌少。茶树种植以农户为主体，平均每户仅1亩左右，能制茶或开个茶庄就算一个企业。全国仅加工茶叶的茶厂6.7万家，平均每个茶厂年加工茶叶仅15吨。加工企业由于规模小，导致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不稳定。经营企业中由于缺乏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没有知名品牌，出口茶叶只能以原料茶为主，受制于人，难以开拓市场。中国有近千个茶叶品牌，拥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是凤毛麟角，象“立顿”这样的世界级品牌，对中国茶产业来说，现阶段就是一种奢求。由于生产工艺简单，产品质量、原料、感观品质等很难保持稳定。有的纯粹是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卫生指标不合格，农残超标。
5：管理水平低，管理不规范。由于我国茶叶经营以家庭经营为主，经营者普遍对管理重视不够，管理人员基本上没有受过管理专业培训，家族管理盛行，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接受程度不高，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现有企业潜力难以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