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要内容。福建省作为沿海开放地区，又具有人多地少、土地分散的特点，如何加快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农民收入，就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解福建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状况，福建调查总队深入漳州、泉州、莆田、三明、南平等地开展调研。结果显示：各地土地经营权流转形式多样，成效显著。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业综合效益。但也存在流转比例不高，期限短且较为分散、程序不规范、流转渠道不畅、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本文提出通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流转中介组织，构建土地流转综合服务平台，建立土地流转监控体系等方法，推进土地的合理流转，进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增多，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经济收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末，全省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423.07万户，比199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减少6.0%。在农业生产经营户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户占49.3%，比10年前减少9.4个百分点。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第一产业占3.6%；第二产业占48.2%；第三产业占48.2%。伴随着劳动力转移的加快，必然带来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在一些地方土地的流转比例高达80%，也有一些地方因各种条件限制土地流转不起来，乃至出现弃耕、抛荒的现象。推进土地流转的决策，既是适应农村新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盘活土地资源、促进规模经营、保障农民权益的“双赢之举”。当前福建省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有：
（一）按流转规模分为分散流转和集中流转
1.分散流转。福建省土地流转呈自发性、零散性等特点。据调查，在政和、浦城、宁化、安溪、南安等地土地流转在规模上分散自主流转的居多，集中流转的较少。宁化邓坊村和沿溪村在规模上全部属于分散流转。
2.集中流转。福建省土地集中流转主要是依托村集体开展，集中有利于土地成片开发，实现规模经营，带动农业产业升级。在漳浦马口、溪坂等村，当地村集体利用台湾农民创业园优势，先同创业园引进的企业签订相关合同，再从农户手中集中流转土地给企业，现流转规模已经从创业园成立之初的200多亩发展到现在的500多亩，在当地形成一条花卉走廊。
（二）按流转方式分为出租、转包、入股、互换
1.出租。出租是指农户将土地经营权租赁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经营户或企业。出租是当前福建省最主要的土地流转形式。据调查，浦城县上同村粮食播种面积30亩以上的种粮户有28户，最多的一户达84亩，种烟10亩以上的有15户，这些农户种植的土地超过80%是通过租赁获得的；金樟村，2009年度有1200余亩土地通过出租实现流转，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47%。莆田江东村，全村通过流转共有约600亩土地，主要是租赁给种植大户种植蔬菜。
2.转包。转包是发生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户之间。转包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不变，受转包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的权利，获得承包土地的收益，并向转包人支付转包费。转包是福建省另一种主要的土地流转形式。漳浦溪坂村，翁姓种植户就是以转包的形式，从本村流转7亩土地种植花卉。
3.入股。入股是农户将全部或部分承包土地使用权作价为股份，参与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经营，以入股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分红依据，入股收入按经营效益的高低确定。在沙县万代自然村，24户农民将300多亩耕地作价入股万代果蔬合作社，占合作社30%的股份，合作生产经营花卉。
4.互换。互换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之间，为方便耕种和各自需要，对各自土地经营权的交换。30年前，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分到了土地。但由于土地肥瘦不一，大块的土地被分割成条条块块，严重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互换可以实现连片规模经营，因而成为土地流转的形式之一。
（三）按流转土地受让方分为农户和企业。当前福建省土地流转经营主体以农户为主，企业为辅。据调查，宁化邓坊村和沿溪村、莆田江东村、安溪联盟村、南安莲塘村等地的土地流转基本在农户间自主流转。在漳浦马口、溪坂村，充分利用台湾农民创业园的优势，吸引一批花卉企业落户当地，带动当地产业升级，现亩均花卉收入可达2-3万元，远高于传统农业，同时也增加农民收入，当地较好地段的土地流转价格已经由原有每年650斤稻谷/亩上涨到1200斤稻谷/亩。
（四）按报酬分为有偿流转和无偿流转。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土地流转都是有偿，在漳浦长兴村，利苑农业公司以每年550元/亩的价格，向村集体流转1000余亩土地种植高优蔬菜。农民自发的、无组织的、零星的流转大多是无偿。在安溪联盟村、南安莲塘村，人均耕地只有两三分地，当地土地流转主要在亲戚之间、邻居之间或者要好的本村居民之间无偿流转。
（五）按是否签订合同分为口头约定、简单的书面合同、规范的书面合同。福建省土地流转基本上采用口头约定，较少办理书面租让合同。即使有书面合同，也不按规范签订，其内容不完整，部分合同在某些方面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报合同主管部门备案，流转双方权利、义务，流转年限及违约责任等都不明确，给今后的土地利益纠纷埋下了诸多隐患。在宁化邓坊村和沿溪村、龙海东园、莆田江东村、安溪联盟村、南安莲塘村等地，土地流形式，基本没有签订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
（六）按流转期限分为短期（1年以内）、中期（2-5年）和长期（5年以上）。福建省土地流转期限以中短期为主。据调查，龙海东园现代农业示范区、莆田江东村流转期限主要是一季或一年，宁化邓坊村和沿溪村流转期限全部属于短期，一季与一年的约各占50%，政和际头村全村流转期限以中短期为主，全村还没有签订长期合同的。在漳浦长兴村，当地村集体将集中流转的1000余亩土地，以每年550元/亩的价格转包给利苑公司，合同期为21年，流转期限较长，但在合同中没有订立应有的议价定价机制，更未充分考虑物价变动的影响，这种长期合同有损农民的切身利益，也为未来的顺利执行埋下隐患。
（七）按支付方式分为实物支付和现金支付。福建省土地流转支付方式既有实物支付，也有以现金支付，还有以实物折合现金支付。在漳浦溪坂村，土地流转都是以稻谷支付，流转代价视耕地质量分别定为650-1200斤稻谷/亩.年。在龙海东园，当地土地流转支付方式主要采取现金支付，价格约为每年1000元/亩.年。在尤溪县埔宁村，22个农户53亩耕地流转给台湾老板发展树苗基地，价格为700斤稻谷/亩.年（按上年度12月份市场价折算现金结算）。相比较而言，以实物折现金的结算方式比较科学，可以按现行粮食价格折算来规避物价波动的影响，对流转双方都比较公平，同时按现金折算又避免受让方实物支付的麻烦。
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成效
（一）提高农业规模效益。 在保证农民对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土地流转，使原来过于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规模效益，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优良品种、先进栽培技术、科学植保技术，有利于充分发挥高性能和大型农机具作用，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率，节约劳动力和投入品，减少农产品收运损失，提高产出效益。通过规模化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从而达到现代农业要求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在浦城，通过土地流转年种粮面积30亩以上的农户达4000余户，在上同村和金樟村，规模化种植水稻、烟稻轮作与分散耕种对比，亩均增效分别达150元和400元以上。2006年在漳浦马口，当地政府创办台湾农民创业园，引进台资企业和台湾农民，引进优良品种、先进栽培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带动当地产业由主要种植高优水果向兰花等高端花卉升级，现亩均花卉销售收入能达2-3万元，创业园面积不断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已由最初的200多亩发展到500多亩，创业园也吸引一些外地花卉企业和花卉养殖大户来创业园及其周边落户，带动周边的溪坂村产业升级，形成了花卉产、供、销产业集群。
（二）增加农民收入，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1.地租收入增加。土地流转之后，通过集中土地招标、招商引资等方式，吸引种植大户和龙头企业，既促成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当地农业产业升级，又增加了土地流转地租收入。在漳浦长兴村，当地村集体创新流转机制，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与群众签订土地流转协议书，共流转土地1500亩，并将其中1000余亩土地，以每亩550元价格转包给利苑农业公司种植大棚蔬菜。在龙海东园，当地的土地流转比例高达80%，流转价格从前几年的500元/亩.年上涨到现在的1100元/亩.年。在尤溪县光明村通过土地切块置换调整出乌边洋地块405亩，标底价格为350元/亩.年，采取招标竞投的方式，最终成交价达615元/亩.年，比标底价格高75.7%。
2.农民收入增加。土地流转的有序推进，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中解脱出来，进城务工、经商、办企业等，另辟致富蹊径。另一方面受让方扩大种植规模，发挥种植优势，取得较好的效益。政和县工农村，通过土地流转种植面积在20亩以上农户15户，主要种植柑橘、毛芋等经济作物，实现每亩利润达3000元，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优选路子。更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既提高经济效益，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在漳浦长兴村，创新土地流转新模式，仅引进利苑农业技术有限公司种植大棚蔬菜等高优农业，就为当地农民提供了400多个就业岗位，农民务工收入平均可达80元/天。
（三）有效遏制土地撂荒，改善农业基础设施。随着农业比较效益下降、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农民种田意愿明显下降，农村劳动力大量向二三产业转移，土地抛荒现象日趋严重。通过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的比较效益，不仅有效遏制了新的土地撂荒、还有利于荒地复耕，提高复种指数。根据对宁化县沿溪村的调查，全村2622个人口，外出人口达1140人，占总人口的43.5%，劳动力总数为1312个，外出的劳动力达640个，占48.8%，通过土地流转，全村耕地面积4875亩，抛荒的不足10亩。土地流转的有序推进，促使土地集中向种植大户、企业等流转，向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规模经营化方向发展。土地集中规模经营的不断扩大，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科技农业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促进了农业综合效益提升。漳浦县共投资2000多万元用于改善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区生产条件，蔬菜食品质量安全检测监控，投入400多万元，配套完善5000亩的喷灌设施，投入600万元建设排灌主渠34.2公里。在漳浦长兴村，利苑农业公司自行投入资金，对先期流转的300余亩土地统一规划平整，并通过建造沼气池、改良土壤、修筑水渠等方式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
三、土地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对土地经营权流转有顾虑。土地仍然是大部分农民主要的保障手段。在一些农村地区，土地仍然是家庭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收益仍然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对于他们来说仍然起着生存保障的作用；而在城郊和一些富裕的农村，农民收入虽然主要不是依靠土地，但对他们来说，土地也是发展资本，比如土地被征用时，农户能够从中获取一定的货币补偿，可为其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离乡不离地”是许多外出从业农民的观念，他们希望能够保留土地经营权，当年老力衰无法外出就业时能有基本生活保障。在南安、安溪等地调研发现，当地土地流转多是农户之间自主无偿流转，但均要求受让方保持原有土地边界清晰不变，避免土地在流转后被人侵占，这严重阻碍土地成片流转开发，也说明农民是十分看重土地所承担的保障功能。正是由于土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随着粮食定购任务、农业税的取消，农民种田已无任何负担，使农民宁愿粗放经营，甚至撂荒、弃耕，也不肯轻易放弃土地经营权，将土地流转出去。
（二）大部分农村缺乏有实力的农业投资主体。据调查，福建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有土地流转的现实需求，却由于缺乏有实力的农业投资主体，难以实现真正有效流转，甚至出现无偿也流转不出去的现象，导致一些偏远的山垅田地出现抛荒、弃耕。永定县新罗村，受基础设施不完善、耕作不便等因素影响土地难以流转，今年抛、撂荒共计105亩。漳浦长兴村在引进利苑农业公司之前，对土地的有效需求明显不足，土地流转价格一跌再跌，从每亩500斤稻谷/年跌至300斤稻谷/年乃至无法流转。
（三）渠道不畅，制约土地经营权流转。当前土地供需信息网络平台尚未形成，土地流转交易平台缺失，中介服务组织机构匮乏，土地流转信息渠道不畅，供需双方信息未能有效沟通，制约土地流转。出租方找不到承租方，想扩大经营的种植大户、企业又难以找到有流转土地意向的对象，流转渠道不畅，流转空间狭窄，增大了流转成本。在漳浦长兴村，土地流转主要依靠有开发需要的企业自己找上门，缺乏土地流转信息，选择面较少。对龙海东园调研，土地流转信息传播主要是依靠农民之间口口相传。同时土地流转没有确定可操作的价格标准，容易出现竞相压低价格，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而农民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对市场行情不能充分把握，导致流转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土地的价值，造成土地流转市场价格混乱。
（四）风险得不到有效保障。土地流转风险保障机制的缺失，一方面农民担心受让方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项目是否有长效性，担心租金兑现难和土地恢复现状难；另一方面受让方也担心农民法制意识淡薄，单方毁约。农业投资存在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土地流转中若没有建立相应的土地流转风险保障制度，既影响土地投资经营者的积极介入，又影响土地经营权流转。
（五）程序不规范，双方利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据对龙海、南安、安溪、政和、浦城、莆田等地调查，土地流转大都是由农民自发组织推动，通过私下协商，口头达成土地租赁协议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流转法律程序不够到位。当前土地流转存在着“四多四少”的现象：即农民自行流转多，报村镇批准备案少；口头协议流转的多，签订书面合同的少；私下协商流转的多，公证流转的少；双方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若不引起重视和妥善解决，势必会为以后产生流转纠纷埋下隐患，对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六）土地流转期限短且较为分散，不利于产业升级。福建省土地流转相当部分在亲戚之间、邻里之间自发流转，流转期限多为一季或一年，流转土地较为分散，大宗耕地连片流转较少。在莆田江东村，一种植大户仅流转78亩土地，就涉及农户近50户，流转期限为1年，流转农户还要求种植户必须保留原有的土地边界不动。流转地块分散不易连片，造成耕作不便。在龙海东园，当地土地流转期限较短多为一年或一季，超过期限农作物就要被砍掉，若超过10天则需补给出让方50元/亩。分散不易连片且期限短，不利于实现规模化经营，制约了土地流转，不利于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而农业龙头加工企业和种植大户需用流转长期的、大面积的土地规模经营，以实现土地、劳力、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组合。
（七）追求产出最大化，流转后土地趋于非粮化。种粮收益远远低于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和搞养殖的效益，调查显示：2008年早稻种植亩均净收益（含人工成本）491.90元，同比增加38.87元，上涨8.6%，但若扣除人工成本后则亏损69.60元。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流转后土地“非粮化”势头日益明显。如政和县石屯镇工农村流转的800亩耕地中，种植烟叶140多亩、茉莉花300多亩、茶叶100多亩。漳浦县长兴村共流转群众土地1500亩，并将其中1000亩土地承包给利苑农业技术有限公司，种植甜椒、西红柿等高优经济作物，此种现象在很多县（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然土地用途仍然属于农业范畴，但各种经济作物俨然成为首选。土地流转中的非粮化应及早引起重视，避免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八）政策落实不到位，阻碍土地流转。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一系列“三农”优惠扶持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落实不到位，甚至变形走样现象。如漳州、龙岩等地反映现行粮食直补政策是按农户承包耕地面积计算，这些拥有首次承包权的农户将土地流转出去后，仍享有粮食直补资金，补贴并不能真正落实到种植大户和企业手中，这有悖于国家奖励种粮的意愿，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也有部分地方推行按种植面积对经营户进行补贴，调动了种粮积极性，但由于需逐户落实种植面积等措施，行政运作成本较高。有少部分承包者甚至因此在承包期限内中止合同，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土地抛荒现象；龙海一种植大户2008年共转包210余亩耕地种植水稻，按当地农业综合直补34.8元/亩计算，该户应得未得的补助达7300多元，2009年该农户仅转包70余亩，同比下降约67%，这除了受种植效益下降、地租上涨等因素影响之外，农业综合直补未能落实到位也是重要原因。
四、几点建议
（一）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削弱土地保障功能。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削弱土地保障功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重要条件。必须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力度，探索建立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解除农民后顾之忧，让他们放心地流转土地。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民更充分、更深入地了解土地流转方面的知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土地流转，最大限度地享受国家、地方政策带来的实惠。
（二）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政策，引进各方力量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如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种粮补贴、增加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等。应充分利用好当前国家各项有利政策，引进各方力量投入农业综合开发，以此来推动土地流转。尤其要规范各种农业补贴的发放制度，使得各种农业补贴真正落实到种植大户或企业手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成更大规模的土地流转。近日，福建省审议通过了《福建省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条例》，应以此为契机鼓励引进农业综合开发、农业高新技术、特色农产品经营等闽台合作项目，以项目来拉动农村土地流转。
（三）构建土地经营权流转综合服务平台。各地可以农业部门及其经营管理机构为依托，建立健全县、乡（镇）、村三级土地流转综合服务平台。乡镇组织要负责土地承包和流转信息收集发布、对外招商引资、经营主体资格审查、指导流转合同签订、建立流转档案、调解流转矛盾纠纷等。村级组织是土地流转中最为重要的组织载体，要依托村级组织建立土地流转服务机构，既要积极引导流转，又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由农民自主选择，不以决议形式强制农户流转，不得截留土地流转收益。在漳浦、龙海集中流转、连片开发过程中，对个别不愿流转的农户，村级组织出面协调，在承包方自愿的基础上，用本组织内部其他承包方的承包土地或集体机动地与其互换，实现成片流转。目前明溪县挂牌成立全省首家县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实行集中办公，提供一条龙服务。沙县、明溪、尤溪、清流等地也基本做到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村土地流转服务站的全覆盖，实现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流转中介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建设是促进流转规模化、降低流转成本、提高流转组织化程度的有效途经。通过中介组织的建立，逐步形成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形成以中介为主体的土地流转机制，以中介服务促进土地流转。要出台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管理条例，条例应明确规定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职责、执业人员标准，对申请成立土地流转中介公司，政策上应给予一些倾斜，如减少税费、提供人员培训便利和优惠条件等等，助推土地流转。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把股份制引入土地流转机制鼓励农户在自愿基础上成立土地股份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农民由传统的产销合作向新型的产权合作方向发展。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培训和引导，提高其素质，推动传统合作社向新型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转变。鼓励社会资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进行农用土地开发，并从政策和制度方面保障农民对入股土地享有长期增值收益权。
（五）加大金融创新、资金扶持、项目支持、基础配套等方面扶持力度。要围绕促进规模经营和产业发展，研究制定财政、税收、金融保险、户籍、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激发政策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效应。在金融创新方面，通过建立“土地银行”和推进土地证券化，将土地集中起来流转给种植、规模经营大户，增强土地的融资能力。当前，要着重考虑对规模经营业主给予适当补助，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和杠杆作用。要围绕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把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一村一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标准化和品牌农业等有机结合起来，使之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对于土地流转工作力度大、成效好的地方，农业部门在项目安排上要优先给予考虑，并通过项目捆绑实施、集成运作。逐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六）探索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证金制度和土地流转价格测评体系。在土地流转合同签订时，由业主每年缴纳一定的风险保证金，降低业主经营不善而带给农户的风险。在业主缴纳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租金中，提取一定的使用保证金，防止业主经营期内农民单方面毁约的风险。其风险保证金和使用保证金均由当地土地流转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合同期满后，按双方所交纳的金额返还。建立对业主资质的审查制度，签订合同前对业主的信用度，经济承担能力进行审查。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价格测评体系，要充分考虑土地基础设备的投入，土地肥力培育及土地区位等因素，并定期向外公布土地流转参考价格，让业主和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以此参考价格为依据进行协商。
（七）健全管理机制。要积极探索建立土地流转机制，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监督管理，确保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化、法制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民增收致富。一要建立土地流转监控体系。重点监控土地流转是否为农民意愿的真实反映，土地流转过程中是否出现改变土地用途、进行商业开发的现象，进而在利益驱动之下的短期行为，坚决制止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违法行为，确保土地流转行为的“依法自愿有偿”和土地流转价格的公平合理，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利益，确保福建省粮食安全；二是应出台有关土地流转的规范性合同文本，引导农户履行必要的手续、程序，签订土地流转的书面合同，明确土地流转的形式、数量、期限、条件和双方的权利、责任、义务；三要规范流转收益管理。合理确定流转费用，并确保兑现，保证农户经济利益不受损失，严防流转收益被“截留、扣缴”；四要完善土地解决纠纷机制，采取仲裁为主、诉讼为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认真负责对土地承包与流转等涉农纠纷进行调解，做到及时受理、快速审结。解决好农村土地流转纠纷，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一、一个值得借鉴的模式1960年美国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等财团和国际组织，依托菲律宾大学农学院成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RiceResearch Institute，缩写为IRRI)。成立至今，该所始终定位为承担科研、培训双重任务的非赢利机构。旨在通过科学研究，研发先进水稻科技，同时通过培训，培养各国青年科学家，使其成为传播该所先进理念与科技成果的生力军，从而协助世界各产稻国建立起各自的水稻科研网络，为稻农和消费者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国际水稻研究所最先成立的有两个部门，一个是育种系(plantbreeding division)，另一个就是培训中心(training center)。前者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言而喻，而成立后者的意义又何在呢?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创建者们坚持认为，缺少培训机构的研究单位，其作用与影响将是十分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影响力可言。因此，科研与培训理所当然地被视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他们认为，培训是一个能使个人获得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手段和能力的过程。它能帮助学员在职业生涯方面获得成功，并完成所在组织机构的目标任务。对科研机构而言，培训也是传播科技成果，获取反馈意见、提供科研成效评估与立题依据的重要途径之一。此外，培训在开发该所员工潜能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一个组织机构取得成功也是必不可少的。
196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培训中心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学员。随着矮杆水稻高产良种――IR36的选育成功和各国水稻研究网络的初步形成，1964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绿色革命”的浪潮。70年代末期，我国开始选派第一批中青年科学家到该所学习、进修，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土等一大批科学家。40多年来，国际水稻研究所始终不变的方针是通过高效、互动的学习，促进各国农业研究和推广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其科技传播和推广能力。通过学位培训与非学位培训计划，国际水稻研究所增强了研究人员的能力建设。近年来开发的网络培训项目，已成为远程教育的一个成功模式；与世界著名大学联合进行的学位教育和在世界各个地区进行的合作培训，有效地促进了世界水稻科研和生产水平的提高。
国际水稻研究所还分别为该所科学家、培训工作者和合作者专门编印了培训手册。同时，向个人、非政府组织或私人组织提供相关技术信息，通过多渠道传播。由于采取了以上一些具体措施，培训中心已成为水稻工作者和农民的一所无形大学。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培训计划包括：学位培训、非学位培训、团体培训、合作培训与网络培训(e－training)等。
(一)学位培训
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培养硕士、博士，以提升其水稻研究水平。获得国际水稻研究奖学金的个人，将在该所从事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课题研究。学位计划包括全额奖学金、论文研究奖学金和挂靠研究(Affiliate Research)，即由其他机构提供资金在该所从事论文研究，接受该所科学家指导。同时，该所还接受发达国家博士后来所从事1－12个月的研究实习。
(二)非学位培训
非学位培训项目包括个性化培训或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 curriculum)。这些培训计划是非学术性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员的研究技能、知识水平和操作能力。
(三)团体培训
这是项短期培训，学员为各国选派的科技开发人员。主要满足学员提高专门技术、知识和技能水平的需要，每年举办25－30期。课程均与水稻知识与技术有关，针对性很强。根据发展需要，最近主要提供与战略性研究有关的课程，通常在其总部或各国举办。
(四)合作培训
主要根据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在各地区、各国，开展生产技能方面的团体培训(group training)。地区性培训通常使用英语，而在各国培训则采用当地语言。
(五)网络培训(e-Learning)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及其运营成本的降低，预计大多数国家的农业研究与推广服务部门及其合作伙伴，将在未来2-3年内用上互联网。在保证效率与节约成本的同时，为满足更多人的学习需求，国际水稻研究所着手开发网络培训，使培训超越时空限制。国际水稻研究所已建立起包罗万象的水稻知识库，以参考资料、支持决策工具和网络培训三种形式传递知识。通过互联网、光盘或印刷品等形式实现全球无偿共享。
笔者曾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学习、进修多年，每年到该所参观、学习的，可以说是人来人往，犹如过江之鲫。许多来访者不约而同地向着同样一个问题：“你们是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Training!(培训)”，通常是对方最为直截了当的回答。通过培训，提高人的素质，通过培训，传播科技成果；通过培训，加强交流，扩大影响。
在过去的40多年里，国际水稻研究所在其总部培训了来自世界96个国家的1．4万名以上的水稻科学家。1991-2002年间，到其总部受训的学员就达2530名，其中406名攻读研究生学位，493名接受非学位培训，1631名接受团体培训。91．3％学员来自亚洲，3．6％来自非洲，1．8％来自欧洲，1．5％来自拉丁美洲和北美洲，0．6％来自大洋洲。也就是说，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水稻研究所，至少都有一名以上的研究人员接受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培训。值得一提是，其中26％以上为女性，上述数字还不包括参加各种短期培训及与合作培训的数千女性学员。因此，国际水稻研究所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心之一，被誉为世界水稻科学家的摇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培训一直被国际水稻研究所视为扩大其影响力的基本手段与方法，这是其高瞻远瞩，胜人一筹之所在。
我国是农业大国，却远不是农业强国；我国农民数量居世界之最，而农民素质之低却不能不令人忧虑。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对于资金、技术、设备等“硬件”，我们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积极引进。然而，国民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广大农民素质的提高，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长期培养和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低素质和高要求的矛盾，成为制约“三农”发展的“瓶颈”之一。教育、培训是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挖掘人的无限创造力，增强国家“软”实力，提高综合竞争力的百年大计。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起“继教”新 平台，更好地服务“三农”发展。
二、研究生教育平台
众所周知，世界发达国家的科研院所大多依托于高校或企业，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由于历史方面原因，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教育、推广分附数张“皮”，依然存在着相互脱节，各自为政的现象。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纷纷重新定位，正逐步向科研教育型方向转变。
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一再证明，开展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是促进科技进步的有效途径。研究生教育在我国还能起到促进人才流动和增强单位活力，克服“能进不能出，死水一潭”的现象。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构建研究生教育平台，实现我院研究生教育“零的突破”?我们采取引进优质教育资源，联合办学的办法。
中国农业科学院是国家级农业综合研究机构，担负着全国农业重大基础与应用基础、应用研究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研究任务。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成立于1979年，是我国第一批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之一。作为全国规模最大、学科最全、研究实力最强的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中国农科院以其实验设备精良、国家级重点研究课题多、基础设施完善、课题经费充足、高水平的导师队伍及广泛的国际合作等优势，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和良好的学术氛围。1999年，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先进集体”称号；2002年以农学第一名的评价成绩，跻身12所“中国一流研究生院”行列。
2005年4月我院与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联合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将委托福建省农科院全面负责中国研究生院在福建省的招生管理工作。2005年5月，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生教学实习基地正式挂牌；6月下旬着手招生宣传工作；截至7月31日，全省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招生报名110名，最后通过全国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分数线的有58名。根据协议，研究生教育实行双导师制，其中副导师由我方推荐。因此，研究生教育这一平台，不仅能够为培养我省农村基层人才服务，还能为培养我院人才服务，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在祖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力。今后将逐渐扩大到其它专业，条件成熟时联办博士研究生教育。办出品牌效应后将向台湾地区招生，使其成为海峡两岸人才培养的新平台。
三、农村基层培训平台
农村基层是“三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构建面向基层的培训平台方面，我们采取的主要措施和思路有：
(一)重心下移，培训科技特派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增收幅度持续下滑，局部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现象。传统农业正面临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农民科技素质普遍偏低，二是缺乏把科技直接送到农民手里的有效途径。1999年南平市委、市政府首创了科技特派员制度，并逐步形成了“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作”的南平机制，为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做了有益探索。
科技特派员既是“受政府委派，听农民指挥”的科技工作者，又是去农村“承担特殊使命，具有特殊技能，具备特殊人品”的特殊人才。他们以村为基地，根据个人的能力和特长，按照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和农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提供“零距离”的贴心服务。同时，科技特派员以技术、资金入股和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为了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全面提高科技特派员的综合素质，2002年9月我院与南平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一道，成立了南平市科技特派员进修学院，采用短期培训、专业教学、进度自学相结合的方法轮训下派科技特派员。先后编写教材4册，共12万余字。2005年该学院举办各类培训班26期，接受培训的科技特派员人数达3309人次。
根据福建省有关文件精神，为提高科技特派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决定成立福建省科技特派员进修学院。有计划地开展科技特派员培训，建立一支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的优秀科技特派员队伍，形成依靠科技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通过培训示范项目带动，将为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闽台合作，培养农村实用人才
农村实用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能够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为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并得到群众认可的农村劳动者。为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已成为当务之急。
众所周知，台湾农业发展的重要成功因素之一，就是有组织地进行农民培训。早在日据时代，台湾就成立了农会，而教育培训则是农会的四大基本功能(推广、运销、金融、保险)的重要内容。台湾“农会法”规定，农会是以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知识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农业收益，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为宗旨的。农会的基层组织，有“农事研究班”、“四健会”(健脑、健手、健心、健身)、“家政改进班”等，其主要功能是实施农业推广教育，向农民传播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培养农村实用人才。
福建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从古至今闽台农业交流与合作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是维系两岸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闽台农业交流与合作开始化暗为明，日趋活跃。福建先后批准设立了漳州、福州两个闽台农业合作实验区。2004年以来，闽台农业交流合作区的范围更是扩大至福建全省。以往的闽台农业交流与合作，大都侧重于技术、品种和资金的引进。然而，由于我省农民素质普遍偏低，消化、吸收存在一定困难，更谈不上开发创新了，直接影响了双方交流与合作的成效。笔者认为，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应该成为21世纪闽台农业交流与合作的重点领域与最大亮点!福建省现有农民技术员4万多名，他们是我省农村的科技骨干。根据闽台农业合作实验区的项目需求，我们应积极与台湾农民组织、农业投资企业或涉农单位合作，分期分批地对农民技术员开展轮训。随着台湾对大陆开放旅游市场，将来可以组织我省农民技术员到台湾农村进行实地参观、考察，面对面交流。从了解、理解到融合，携手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多做贡献。
为加速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有关领导部门提出了“一村一名大学生”的宏伟蓝图。笔者认为，创办农民学院，培养农村实用人才，是实现这一构想的一种明智选择。福建省农科院与全省9个地市(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三明、龙岩、南平和宁德) 的农科所均有业务联系。目前，福建省有20多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超大集团等，还有100多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实行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农民培训已关系到保证农产品质量，保障企业效益的关键。一些原来靠“爱拼才会赢”成长起来的农民企业家，逐渐认识到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只有“爱学才会赢”。应当将农业企业作为新的服务对象，因为支持农业企业的发展，也就是支持“三农”的发展。
创新培训形式和更新培训内容，是提高培训效果的关键措施。既要考虑到产业间、地区间、城乡间的人才分布趋于合理，又要优化各专业、年龄段、性别结构，使人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适应，建立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梯次分明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同时，要编写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教材，通过天网(远程教育)、地网(网络教育)和人网(常规培训)开展培训，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为农民增收服务。
(三)关注弱势群体，实行科技帮教
据悉，福建省农村每年因触犯刑律而被判刑入狱的人数在3万人左右，刑满释放人员在1万名左右。不少人无一技之长，出狱之后往往重新走上犯罪道路。为了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我们与省司法厅一道，先后引进香港与美国的慈善基金会，从事刑满释放人员的科技帮教工作和收留无依无靠的罪犯子女的教育慈善事业。先后在南平市大横农业科技园区和南平市劳教所，举办了五期创业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聘请院内科技人员和当地优秀科技特派员，如全国人民满意的优秀公务员――詹夷生同志等担任教员。针对闽北农业发展需要，分别讲授“葡萄栽培管理与葡萄酒的酿制技术”、“草莓栽培及柑橘园管理技术”、“反季节蔬菜的栽培管理技术”、“食用菌栽培管理技术”、“茶叶栽培管理与加工技术”、“肉兔、牛、羊等草食性动物饲养技术”、“牧草的种植利用”、“闽北内陆山区水产养殖”、“土鸡的原生态养殖技术”、“农村沼气的开发利用”和“农村小额信贷的申请”等课程，以帮助学员寻找自己的创业切入点。政和县一位解教人员回乡后，依靠种植锥栗和茶叶，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并带动了周边的群众。大横镇一位解教人员带着自己种植的葡萄参加闽北葡萄节，向老师汇报自己的劳动成果。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创业，有关部门与教师对学员提供后续技术服务，当地报纸、电视台等也做了跟踪报道。“科技帮教”这一新举措，先后使176名服刑或解教人员，获得了中国农村致富函授大学颁发的单科结业证书。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肯定。今后，我们将继续为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提供培训服务，让“科技帮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四、继续教育，责在创新
根据“凡进(晋)必训”的原则，我省农业科研人员在中、高级职称评、聘前都必须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为了办好中、高级职称评前的研讨班，我们向各有关单位发了300多份问卷，进行培训需求调查。结果发现，科技人员对专业领域之外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兴趣和需求，如文学、哲学、历史、地理、艺术和音乐等。因此，我们在培训内容方面首先打破旧框框和专业界限。如2004年的高级研讨班，我们聘请了高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来自农村基层第一线的专家、教授、企业家和优秀公务员前来授课。结果表明，学员对课程设置与授课教师的满意率达98％。有位学员写道：“我认为这次研修班既有政治、经济、科技、管理，还有实践、生态、环保等多方面的内容，讲课生动，表达清楚，提高了农业科技人员的眼界，增长了知识，特别是对农业科技人员如何结合生产、经济、服务社会、服务农民有很大的帮助”。2005年的高级研讨班又有了新的亮点，一是主题更加切合时代要求；二是加强了学员与教师的之间的交流、互动；二是首次进行体验式、参与式培训，安排实地考察，增加感性认识等。
《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于2005年9月正式颁布实施，成为我国大陆第一部有关终身教育的地方性法规。笔者认为，以学习和运用为目标的信息传播，均属于终身教育范畴，而广义的继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广义的学习活动中，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才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发展自身的学习能力同改造外部世界的生产能力，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动力和源泉。
农业继续教育的方法、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接受咨询、参加会议、做学术报告、参加专题研讨会和田间示范等等。今后我们将多途径、多渠道地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同时结合实际操作、实地考察等，提高科技干部的综合素质，形成“团队学习”的良好氛围，使个体与群体均获得健康与和谐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