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好玩吗盐城旅游怎么样

小编:优质农业网   人气:0℃   发布时间:2025-02-21 02: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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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位处江苏省境内,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江南小城,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这里现在在省内的经济发展一般,但是各种好的景点随处可见,下面给大家分享盐城可玩性综合分析。

盐城好玩吗盐城旅游怎么样

盐城好玩吗?

非常好玩

盐城著名旅游景点:

海天鹤乡、大丰荷兰花海、新四军纪念馆、中华麋鹿园、大纵湖

其实盐城旅游景点还是较多的,几乎每个县市区都有几个旅游景点。

那么盐城游客为何如此少呢?下面给大家分析一下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

第一、盐城东台市、三个区建湖县还好点毕竟距离市区较近,所以交通便利度还是非常完善,再看看其它滨海响水阜宁射阳离盐城市区还是较远几乎大巴车都有坐一个小时以上。

第二、盐城景点大都为现代景如(荷兰花海、黄海森林公园、后羿公园、月亮湾、大洋湾等等),只有少数的几个古镇。

第三、盐城消费水平不低,虽说贵的不如苏州南京,但是普通人消费层次差不多。

第四、虽然主城区面积较大,但是人口密度较散,空楼比比皆是。

第五、宣传力度以及城市知名度的问题,出省外有多少人知道盐城这个地级市?出省外能看见盐城的旅游宣传吗?

虽然有缺点但是盐城也在改善,车站开通荷兰花海专线,当然希望开更多旅游景点的巴士直达。高铁的建设使得盐城每个县市都通了高铁,交通便捷度也提高了一个度。

在以后的盐城高铁南北西的多方位发展会迎来更多的旅客,现在旅游业对于盐城是一个新的机遇,毕竟一个小清新城市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经济政治教育交通的分别谈经济方面,地处苏北,在江苏算是偏下的,但是GDP

在全国排名到35名,毕竟省内经济高度发达,就连最落后的宿迁都可以排到全国百强。

所以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不过周边的大城市例如南京,苏州,上海比较近,所以人才外流很严重,不过这几年回家乡发展的人也多了起来,工资水平也还好,消费有点高。

房价,处于正常水平,市区以内正常一万多一些。

政治,为地级市,江苏面积最大的一个城市,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

教育方面,可能重学习压制多于素质教育,这点相对于苏南上海一带比较有些对孩子摧残了。

但是近几年也出现了新的学校,例如外国语学校等交通,高速公路网非常发达,江浙沪包邮漏谁绝不会漏盐城,市内有内环高架,毕竟三线小城市,也不会太拥堵

其实射阳乃至整个盐城都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城市,不过既然来了,还是有那么一些可去之处。

1、后羿公园,即中华后羿坛,相传射阳后羿射日得名,精卫填海成陆,是一处3A景区,整体其实也就是一般的城市公园。

2、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即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这个基本上是盐城的招牌也是射阳被称为鹤乡的原因,被列入联合国生态圈,位于新洋港镇。

3、息心寺。江淮第一佛刹,AA级景区,风景尚可。

4、黄海滩涂。盐城有江苏最长的海岸线,射阳又是盐城最长。然不能形成天然良港,造成地区发展落后,只能作为生态景观了,不过无边的芦苇荡的确气势不凡。

5、射阳大闸。20世纪中期苏联援建。颇有时代感。

如果题主还想去盐城其他地方的话还有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与丹顶鹤齐名。盐城市区的新四军纪念馆,水街,海盐博物馆等。

建议自驾,公共交通多有不便。

三农问题的现状

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一篇什么样的论文才能称为优秀论文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三农”问题怎么了

 “三农”是当今我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我国经济正常发展。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弄清“三农”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弄明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抓住重点,事半功倍。

 “三农”是指农业、农村、农民,因为这三个名词或三种事物间都有一定的关系,或者是说它们前面都有一个“农”字,所以,人们把它合起来称为“三农”。但是,详细考虑一下,“三农”问题虽然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又不是属于一个大问题中的三个小问题,没有办法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它们又是各自独立的。

 “三农”之所以成为“三农”问题,不是说它们现在的情况非常良好,而是说它们都存在着不能不重视和不得不尽快加以解决并且如果不重视和不尽快加以解决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的问题。“三农”问题到底已经怎么样了?有些人用一个判断词和一个形容词和它们分别组合在一起说:农业真危险、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说明“三农”问题现在的境况,说明“三农”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这种形容是贴切的话,解决“三农”问题对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迫在眉睫和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但是,“三农”问题是怎样出现的昵?在三个问题中,是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各自单独出现昵,还是互为因果先后出现的昵?如果是前者,每一个“三农”问题中的重要问题或者是关键问题是什么昵T如果是后者,又是谁先影响了谁,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昵?是农村真穷导致了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农业真危险导致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还是农民真苦导致了他们不想干农业,导致了农业危险和农村真穷昵?

 二、农村在“三农”问题中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农村为什么穷?是因为它是农村吗?是因为它是搞农业的人住的村子而穷了吗?详细分析起来,农村在农业和农民二者中,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农村所以成为农村,是因为是农民住的村子,才叫做农村。农民所以成为农民,是因为他从事了农业生产。如果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了商业,那他就只能是商人而不能是农民;或者他从事了工业生产,那就只能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农村只是一个居住着什么性质的人的地方的名词,而它本身不对任何一个个人起限制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说居住在农村的人都一定是真实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不但他们可以不进行农业生产,可以进行其他的工作(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实际的农民,而是名不副实的农民,而且,还可以从农村走出去,到城市里去居住,成为城市市民。农村真穷,其实也只不过还是说农民真穷的。农民真苦,也可以说是农村真苦,但是,还是说农民苦的。再者,如果农民富起来了,农村自然也就不穷了。在事关经济的问题上,“农民”和“农村”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是着眼点不同罢了。因此,“三农”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三农”问题,只不过是加了一个“农村”问题,以此概括地全面一点。但是,在实际上,却没有说出更多的问题,而只是说了两个问题,是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而农村只不过是一个陪衬。农村问题,并非“三农”问题要说的主要问题,所以,“三农”问题就只是两个问题了,我们只用说农业问题与农民问题就可以了。

 因此,上面假设第一个因果关系问题,是农村真穷导致了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假设,是不存在的,农村真穷不是导致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重要原因或者关键问题。

 三、中国农业在正常发展着,不存在根本上的危险性

 我们再来看农业。

 “农业真危险”是不是农业生产本身的原因导致的昵?农业生产发展本身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土地的多少、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工具的先进与落后,是不是有足够的就业者在进行农业生产等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这四个方面是起着最关键或者最重要的作用。

 说到土地,中国同其他国家比起来,不是绝对的多。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看,我国的土地可以基本供应我国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粮食生产基本上是安全的。1980年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不但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经常面临卖粮难的问题。只要政策得当,结构合理,在不断发展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自满自足是没有困难的。

 说到科学技术,自从建国以后,在农业方面,发展也非常迅速,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一天比一天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粮食亩产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种子得到了改良,化肥、农药、灭草剂等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粮食单产由解放初期的x、二百斤到五百斤,再由五百斤到一千斤,并且还在不断上升着。虽然,同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发展的速度是不慢的,并且,还在迅速发展着。可以断定,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发达国家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农业的生产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机器在农业生产中基本上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拖拉机、收割机、水泵等在绝大部分地区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工具,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如果条件允许,一个农民驾驶着拖拉机或者收割机在一天8个小时的劳动中至少可以耕种50亩以上的土地或者收割50亩以上的庄稼。农业生产力还在飞速发展。

 最后,我们来看有没有足够的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中就业。

 建国以后,虽然我们准备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以农业为基础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后来,一度要求全民大搞农业,农业生产有着充足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人口的比例有所减少,但是还是相当多,占了总人口的2/3以上。农业生产中有着足够的劳动力。我们只是看农业生产这一个方面,这不能是“农业真危险”的原因,只要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力在发展,不管在已经只需要1个人就足以种植得非常好的500亩土地上有1个劳动者,有10个劳动者还是有100个劳动者,劳动者过多只能是劳动者的劳动繁重了与轻松了的差别,但不能产生土地效益的差别。如果有土地生产效益差别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至于农民本身所产生的问题,只能是在分析农民问题时的事情。

 通过以上分析,在当前并没有农业危险的迹象。虽然,我们在以后的分析中,会看到农民真苦导致农民没有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甚至抛荒土地,但是,这种现象不是因为在农业生产上就业的人数不足,反而是因为在农业生产上就业的人数太多了。所以,不属于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重要问题,而是要放到研究“农民真苦”的时候再研究。所以,农业生产本身是不存在“农业真危险”的基本原因。

 至于农业与农村、农民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存在的。农业怎么样了,就决定了农村和农民是怎么样了,这是一个正比例关系的问题。农业生产正常发展,决定了农村和农民的景象非常正常。所以,“农业真危险导致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

 四、“农民真苦”是农民自身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农民。我们先从农民本身来研究。导致农民贫穷和富裕的`内在因素有哪些昵?有劳动对象也即耕地的多少与肥沃程度问题,有使用的生产力问题,有科学技术的问题,有农民的劳动生产素质问题。

 我们先来看耕地问题。

 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里,虽然因为荒芜和开垦能够减少和增加耕地的数量,但是,因为总土地面积有限,增加不是无限的。再加上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限制,就决定了即使能够无限量的开发,也只能是在满足需求的数量上,多余的土地就会自动退出耕地而荒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农产品的数量剧增,产生了卖粮难的问题,在“退耕还林”之前,有一些劣等土地就退出了耕地而荒芜了。因此,耕地面积不是可以随意增加的。但是,这不影响农民的耕地多了,农民的收入就高经济就相对富裕;耕地少了,农民的收入就少经济就相对的贫困。耕地的肥沃程度也是如此。当前中国农民的耕地数量虽然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而不同,但是,在现有的农业生产力下,耕地同农民所使用的生产力比较起来,相差相当的远,因此,农民的收入虽然有着差别,但是,他们的农业生产收入同他们使用的生产力相比起来,差距非常大,只有1%-2%。所以,从整体来看,农民是非常穷的。

 在农业生产力问题上,我们在上面已经有所分析。同科学技术一样,都在迅速地发展着。其实,科学技术的应用同样也是生产力的增加。生产力的增长,可以使农民在单位的耕地上和单位的劳动时间中增加效益。因而,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应用,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起作用,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农民也会富裕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农民的贫穷与生产力有关,也与生产力无关。说与生产力有关,一是说在生产力的增长中,农民的生产活动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经济也有所变化;二是说生产力的增长还远远不够。说与生产力无关,是因为农民的收入同生产力的增长远远不成比例,农民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效果。

 科学技术问题也是如此。但是,科学技术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的素质问题。同样,从一般情况上说,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越高,则农民收入越多、经济越富;反之,则农民收入越少、经济越穷。这只是一般情况,是说在耕地相当的情况下。在耕地太少的情况下,甚至还有可能减少农民的收入。在用人力畜力的情况下,农民有足以满足自己耕种的30余亩土地,有耕牛和简单的生产工具,农民耕种一亩地不投入任何资金可以收获粮食300斤,每斤按0.6元计,有0.6元x300斤=180元的收入。在使用拖拉机、收割机、优良种子、化肥、农药的情况下,因为农民只有3~5亩土地,没有办法用拖拉机与收割机等,只好请他人为自己耕种收割。所以,耕种一亩地需要耕种和收割费用60元,优良种子、化肥、农药等240元的情况下,可以收获800斤粮食,有0.6元x800斤=480元的毛收入。如果减去投入部分,还有480元-60元-240元=180元,和过去的人力、畜力时的情况一样。但是,由于土地太少,在过去需要投入3~5天就可以耕种好一亩土地的情况下,现在就得用30天左右。所以,实际的效益减少了,农民就更加贫穷了,不得不靠为他人打工来维持生活。

 这样看来,“农民真苦”与农业的关系不大,关键的问题是农民自身的问题。

 五、农民自身的问题在于农民太多了农民自身的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

 在农民自身的内在因素里,有土地问题,有生产力问题,有科学技术问题,有农民的生产劳动的素质问题。现在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农民的收入过少而经济贫穷?

 在前面,从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没有什么另外的原因,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都和农民的收入或者富裕程度是正比例关系,即,它们愈提高,农民的收入就愈提高,农民就愈经济富裕。现在就只有土地问题在这几个问题中起到了左右它们的作用。虽然说,土地数量多了,农民的收入就多,就富裕,但是,土地少了,不但使农民的收入少了,富裕程度减少了,而且也降低了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的效果,因而也抑制了这几个方面的发展,所以,土地问题又可以起相反的作用,因而,土地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简单地分析一下。因为土地太少,不但农民买拖拉机和收割机供自己生产不合算,而且也使拖拉机、收割机的工作效率降低了。在小块土地上耕种、收割回头多,机器空转多,行驶和操作都放慢了,特别是在地块之间的频繁移动,更是浪费时间与劳动力。在土地非常之少时,农民使用科学技术和提高自己的农业生产劳动素质都会形成收益小于投入,是不合算的。所以,土地数量问题在这里起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要解决好“三农”问题,重要的是农民所能耕种的土地数量问题。

 但是,我们在前面谈到土地问题时曾经说到,可以供农民耕种的土地的数量不但受到土地面积限制,而且也受到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限制。如果农民耕种的土地过多,农产品自己消费不了,而又没有足够的国际市场,不但会成为农民收入的障碍,而且,也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美国给农业以大量的扶持和补贴,表面上是解决了就业问题,在实际上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包袱。在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基本上已经饱和,而全体农民的耕地距满足的数量相差很远。假定说我国能够满足全体农民的耕地需求,农产品过量供给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场灾难。

 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昵?

 其实,解决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只有一种办法,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办法。如果农民和土地都没有任何限制,可以自由缩减和膨胀,那么,如果土地多了,可以增加农民洳果农民多了,可以增加土地。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如果在既定的生产力下,需要的农民一定,土地可以自由增加,那么,就只有增加土地;反之,如果土地x定,农民少了,就只有增加农民,农民多了,就只有减少农民。土地的多少是一个相对的量。100万亩土地怎么样?是多还是少?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农民,就是绝对的多洳果面对1000万农民,就是绝对的少。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在现有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基本满足了需求,所以,即使真的需要增加和能够增加土地,也不会有多大余地。如果满足现有农民生产的需求,需要增加百倍上下土地数量。这样,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是行不通的。所以,根据现实各方面的情况,不能说是土地太少了,只能说是农民太多了。所以,农民太多才是“三农”问题的关键问题。

 六、农民太多致使农民贫困

 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三十亩地一犋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对过去的小农生产的形象写照。新中国在建立之后,就开始建立了东方红第一拖拉机厂。以后,农业机械厂、化肥厂、农药厂等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大集体时代,如果说拖拉机、收割机的使用还不普遍、还不配套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30余年后的今天,拖拉机、收割机、优良种子、化肥、农药就已经普遍使用了,中国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

 或许有人说,我国9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自己的农业机器,所以,还不能说农业生产已实现机械化,他们所据有的生产力还是非常低的。

 但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能根据农户占有的农业机械的比重来断定农业的生产力。因为单个农民所有的土地太少,有农业机械的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的使用率非常之低,这就使有农业机械的农民把为其他农户耕作作为主要任务,因而也使没有农业机械的农户都使用农业机器耕作。因而,除去条件恶劣,不适宜使用农业机器的地区,大部分可以使用的土地都使用了。农民自己没有,就雇用他人的农业机器使用。所以,可以说,中国农业的生产力是拖拉机耕种、收割机收割、用化肥施加肥料、用农药消灭害虫的生产力。

 我们只假定,一个农民,开一台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50亩庄稼,开一台拖拉机,在一天也可以耕50亩土地。在10天收割500亩庄稼之后,再用10天时间,就可以把这500土地耕一遍。那么,剩下的10天时间可以作一些其他的工作,如平整土地、扒畦播种等。其他的事情如中耕、除草、灭害虫,甚而灌溉等等,可以用2~3个月时间。这样,每季耕种护理收割就是4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全部任务。一年两次种植,轮番作业,500亩土地,用8个月的劳动时间可以完成。

 根据北方的情况,种一亩地,所需要种子在秋季种麦时要多一些,在夏季种秋时要少一些,平均每亩按25元算,两季需要50元左右。所施用的化肥每亩地每季需要一百多元,两季按250元。每季每亩使用农药,灭草齐等约为50元,两季共100元。这样,两季共需投入种子、化肥,农药等共计为50元+250元+100元=400元。我们再拿出80元予付浇地灌溉以及集体提留的开支。这样,一亩地在一年两季的耕作中共计投入480元左右。

 在这样的生产力下,每亩地的收获就大大提高了。在南方,水稻高产,每亩每季可收水稻在1000斤以上。在北方,现在每亩收小麦也可达到1000斤左右。我们算的低一点,按每亩麦子收800斤计算。如果是大米,价格比较高,可以达到0.8元以上。但我们不按大米算,按北方的小麦和玉米的价格计。在有些时候,玉米每斤的价格不低于小麦的价格。我们折中算,均按每斤0.6元计,那么,每亩季可收获800斤粮食,这样,0.6元x800=480元。

 这样,我们在一年的耕作中怡好投入了一季收获的粮食的价值。剩下了一季收获的粮食为整整一年耕作的纯收入,正好也是0.6元x800=480元。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是480元x500=240000元=24万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能贫穷吗?

 但是,我国人均土地占有量在1.5亩。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农户5口人,占有土地的总数就是1.5亩x5=7.5亩。这只是平均数。大多数地区只有一亩土地甚至只有5分土地。这样一个5口之家就只有5亩地或2.5亩土地。如果每亩收入480元,这三类不同的5口之家的总收入,依次为3600元、2400元、1200元。

 农民在收割、耕种时,x季得用1个月的时间。一年耕种、收割两季,就需要用去两个月的时间。这里,7亩和5亩土地没有多大差别。因为他们自己并不实际进行收割、耕种的操作,只是在进行查看庄稼成熟与否以及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方面的事情,所需要的次数是相同的。但在实际上,这种劳动完全可以不要。在种500亩土地的农民那里,都是供应商直接送去的,并且由于数量大,所以价格也低。其余就是寻找、等待、侍侯有拖拉机、收割机的农民为自己耕种收割的非耕作空忙。农民用两个月的忙碌完成了请有农机的农民为自己一年两季的耕作。

 有拖拉机、收割机的农民为他干了多长时间昵?如果我们按拖拉机每小时耕种5亩土地,收割机每小时收割5亩庄稼算,那么,给有7.5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1.5小时时间的庄稼,耕种了1.5小时时间的地,共3小时的时间,两季6小时;给有5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1个小时时间,耕种了1个小时时间,共2个小时时间,两季4小时;给有2.5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0.5个小时时间,耕种了0.5个小时,共1个小时间,两季2小时。收割一亩小麦和耕一亩地都需30元至35元。我们按30元计,每亩一季需付出30元+30元=60元,一年两季,就要付出60元x2=120元。这样,有7.5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900元;有5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600元;有2.5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300元。

 农民耕种的土地太少,所以不能用卖粮的钱来付这笔费用,只有靠打工。在一般情况下,每月除去住宿吃饭能余下300元。如果按这样算,那么,900元就需要打工3个月,600元需要2个月,300元需要1个月。这样算起来,加上耕种收割所忙碌的2个月,种7.5亩土地的农户用了2个月+3个月=5个月的劳动完成了一年两季的农业耕作任务,实际是用5个月劳动进行了6个小时的农业劳动;种5亩土地的农户用了2个月+2个月=4个月的劳动进行了一年两季的农业耕作,实际上是用4个月的劳动完成了4小时的农业劳动;而种2.5亩土地的农户则是用2个月+1个月=3个月的劳动完成了2个小时的农耕劳动。这种劳动的实际效率是非常低的。可以说,只在1%左右。种7.5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最高,收入是3600元+5个月=720元/月;种5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次之,是2400元+4个月=600元/月;而种2.5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最低,是1200元+3个月=400元/月。从平均的角度来看,农民当前的实际收入只是他们使用的生产力应该得到的收入的1%左右。如果按全年普及,月收入则更少。不足人均1.5亩土地的5口之家或者没有5口人的农民之家的收入就更加少了。这样,农民的生活就不能不贫苦。

 由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实际收入太少,不足于顺利进行农业生产和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所以不能不依靠出去打工取得收入来弥补不足部分;另x方面,打工的工资虽然比起在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就业的非农业人口要低许多倍,但是,比起进行农业生产的收入要高得多,所以,有的农民就宁愿抛荒土地也要去打工。但是,不是因为农民文化和技术的缺失(而这个方面只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刚刚进入城市并且是一个在城市中没有可靠的地方立足的人,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工作才可以在城市中生活下去(虽然说只是城市需要他们作为劳动的后备补充力量才能够暂时在城市中存在,如果不是如此,他们是不能在城市中立足的),所以,他们和用人者比起来就更加不对等,再加上他们的农业生产收入太少,工资的底线要求太低,这些条件决定了他们打工收入(工资非常低下。他们虽然收入不高,还得从中付出住房费(由于他们大量涌入城市,城市的房租也飞涨了、城市暂住费(名曰办暂住证成本费或者手续费)、交通花费等等,能够剩下的就更加少了。当然,他们也可以不去打工,而是搞养殖、搞手工业、搞多种经营、搞特产种植等等。一方面,虽然在这方面种类不少,但是,比起9.3亿农民来说,就显得特别的少了。所以,竞争激烈,很难长久赢利而不亏损。在全体农民都只有3~5亩土地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因为搞特产种植、多种经营激发粮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资金少,还有几亩土地必须照料,不能池有不敢的因素)专营,所以成本高、收入低。因此,虽然农民进城打工、搞养殖、搞手工业、搞多种经营、搞特产种植等在顺利的情况下,比不搞要好,但是,正是他们的这种“半抱琵琶半掩面”的不能专营的处境,使得他们的收入非常低下,他们非常贫穷。

 农民有“业”吗?有。但是,他们的“业”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劳动的需要。所以人们不把农民的劳动看作工作,看作职业,因而他们的劳动没有高低,没有区别,也没有人考虑他们的职称。因为“不”需要。农业是“业”吗?是也不是,闹不清楚。没有人把去进行农业生产看作就业,但是,还是把没有“业”可从的或者已经失去“从业”资格的人塞到农业上来,或者用以后的好工作、高收入作为筹码吸引人们暂时到农业生产中去。农民永远不会失业,尽管农业只是满足了农民1%左右的劳动需要。农业有科学吗洧。但是,是硬塞进去的,所以,它在不科学中旋转。特别是在农业中缺少了经济科学,使资金浪费了生命,难以变成生龙活虎的资本,因而也枉费了劳动,使劳动的效率非常低。农民就是在这样的几乎是冰冷的没有生气的一潭死水中拼命挣扎,争取生存的契机,越来越同现代化拉开了距离,被边缘化,成为本来不应该贫穷的贫穷人。

 七、“三农”提法的不良后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确实存在着“三农”但是,不存在什么“三农”问题。当然,如果我们细致地去考察,在“三农”中,不只是“农民”存在着贫穷问题,“农业”也存在着发展问题,或者说存在着赶上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生产的问题;而“农村”昵,虽然贫穷可以说和“农民”的贫穷是统一的,但是,不是还存在诸如民主问题、社会和谐问题、文化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优化环境问题等等问题吗?为什么说不存在“三农”问题昵?事实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认为,关于“农业”“农村”问题,是和其他许许多多方面的问题一样,不是应该提到重要地位必须下大力气作为非常重要的亟待解决问题。就象城市,难道我们不能总结出诸如城市建设、城市市民收入等等几个城市问题吗?但是,这些问题,是日常的需要解决的正常工作问题,不是国家发展的当前最为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像提出“三农”问题那样提出“X城市”问题、“X文化”问题,“X工业”问题、“X服务业”问题、X等等其他问题。况且,在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即使“农村”“农业”真正存在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农民太穷”引起的。例如医疗问题吧,如果农民的收入和市民的收入一样,那么,问题还会有那么严重吗?虽然说,我们在医疗问题上需要尽可能多给农民以帮助,但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要解决根本问题只有提高农民收入一个办法。所以,“三农”问题归结起来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太穷”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农民太穷”只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问题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只是农民太多了。解决农民贫穷的办法有许多个,但是,我们的救济、反哺、免税、普惠等等只能或多或少地缓和一下农民的眼前困境,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才是最为根本的办法。

 把“三农”和“三农”问题等同起来,就含糊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使人们难以分清主次不能抓住重点,而把人们的认识约定到邪路上去。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用错力量,因而不是事半功倍而是事倍功半。“三农”问题的提法使人们紧紧地把农民、农村、农业结合在一起,难以使农民脱离农业、农村的约束。如果我们只是提出“农民”问题,就非常容易看到是农民的经济贫穷问题,就非常容易看到农民太多了,就会把解决农民太多的问题放在第一位,从而抓住问题的要害,把主要力量放在问题的要害上,就能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从而加速了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

 提出“三农”问题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是对“农民”问题的初步认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对“三农”问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加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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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但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中国的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

当前,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减少农民,似乎成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更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减少中国的农民的问题。这样的学术共识不但不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反而有可能引导中国农业走入误区。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农业问题时,必须正本清源。

以往我们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往往把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这是不对的。在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农村是和城市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城市化。相对城市的组织结构和发展特征,农村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模式。如果以城市化来改造农村,必然会犯左倾的错误。农村和城市一样,都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只不过由于它们的功能不同,所以它们应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是没有办法消灭的,也不能被消灭。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城市和农村长期并存,城乡之间良性互动。

三农问题其根本就在于农业问题。农民只是在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中就业的员工而已。如果从农业产业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首先,我们不承认农业的比较劣势,试图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福利问题。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农业缺乏基本的竞争优势,在国外农产品的不断冲击下,中国的农业生产只会收缩,而不会扩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不好,组织结构也不合理,后期积累的技术也很不够,与国外规模化生产的农业企业相比,中国的农业不可能占有优势。当前,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种田养人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常态。少部分进入市场的粮食仅仅是为了换取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并不高。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通过减少农民来发展中国的农业无疑是缘木求鱼。即使中国的农民减少了,其他资源禀赋仍然无法改变,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劣势的地位。但是,放弃农业是绝对不可行的。即使在发达的国家,农业仍然是国家重点关照的行业。这是因为,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还没有找到替代农产品的完全办法,农业仍然是人们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最基本的行业。不论国家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保证农业的生存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农业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稳定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农业应该扮演者稳定的角色。只有农业稳定,中国的现代化才会有希望。稳定的农业不一定是扩张的农业,相反的,稳定的农业应当是适当收缩的农业。只有将中国的农业准确的定位,中国的农业政策和农业制度设计才会具有科学性。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成了中国最大的资源供给者。农业中的就业者不仅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且为城市的现代化不断地提供人才。农业的这种“出血”现象,在各国现代化发展中具有普遍性。正是因为这种农业发展中的“外部性”,决定了各国必须以分配或者再分配的方式对农业进行补贴。在农业领域,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始终是相伴而生的。如果不承认农业的“出血”现象,不承认农业在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片面的将农业的现代化与其他的现代化等量齐观,必然会出现决策的失误。其实,农业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含义,除了耕作技术的现代化之外,资源配置和管理水平的现代化才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追求目标。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即使花费再多的代价,也难以实现财富的增值。在有些国家,工业化的车间生产已经代替了田间耕作,传统的农业已经由生产型向观赏型过渡,农业已经成为博物馆行业。

第三,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没有止境的。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城市正在一步步地扩大,而农村正在一步步地缩小。这种城乡之间的此消彼长,充分反映了农业在现代化中所扮演的尴尬角色。农业并非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行业太古老,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各国不得不通过各种形式将农业的发展置于一种特殊的优先地位,防止因为农业的落后而导致现代化的列车无法正常启动。坦率地说,农业在各国的经济结构中,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在乘车时必须优先将其推到车厢之中,否则,其他人无法及时登车。城市的扩展,是一个国家年轻和充满活力的标志。农业的发展需要城市化的滋补。在当今中国,凡是农村发展好的地方,不是因为农业有所进步,而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有着许许多多的乡镇工业。正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才使周围的一些农业有了稳定的市场。这种依赖于工业和城镇化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几乎成了江南农业的普遍模式。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不断扩大,农业会失去其基本的资源——土地。在一些地区,农业的消亡不是神话而是现实。

第四,我们必须承认,面对上述这些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的制度设计缺乏创新精神。在农业土地资源的运用上,我们坚守土地承包制,将土地资源和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一起,防止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事实上,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土地承包制作为解决国家与农民、集体与农民关系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土地承包制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土地承包制既不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限制了农民自主发展的诉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太拘泥于已有的改革成果,而没有用创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农业发展中所涌现出来的新的资源组合模式和农民自发的组织管理结构。

第五,在制度的供给上,我们片面地把农民“海选”的自治尝试看作是现代政治民主的运作方式,而没有看到不同的制度在中国农村所产生的兼容性问题。不论是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还是现代企业的公司制度,在农业生产中都扮演着极其矛盾的角色。从政治上来说,村民自治有利于村民当家作主。但是,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决定了村民自治组织机构反过头来成为了掌握村民最基本生产资料的机构。在村民委员会的控制下,农民的权利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村民委员会成为了压在中国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这是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农民自己的组织不但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反过头来,成为了压迫农民的机构。中国的村民自治组织已经变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土地的私有化问题,认为应该让农民真正掌握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但是,土地的私有化不但不会缓解中国农村的现实矛盾,反而会给中国未来农业的改进制造新的障碍。所以,中国的农业制度设计也需要解放思想。

笔者认为,中国农业不在于要不要发展问题,而在于要不要保留的问题。中国的农业作为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国家的强有力扶持。作为农业的就业者,农民应当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安排不在于发展农业,而在于保护农民。中国的农业除了一部分引进工业化的生产线进行改造之外,其他部分应该向观赏型农业发展。中国的农民是生活在中国农村、并且带有自然经济状态的中国公民。中国的农业和中国的农民必须严格区分开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有选择地工业化。而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农民,而是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中国当代的农民其实是需要国家扶持的弱势群体,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农业的生力军。我们必须把农业政策、农民政策和农村政策严格区分开来,防止制度设计中的粗线条导致中国的农民利益受到损害。

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农业必须向两个方向过渡,一个是向工业化过渡,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一个是向观赏性田园农业过渡,走休闲型农业的道路。作为中国的农民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技术培训从事现代化的农产品生产,一种是安于现状,建立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不想改变中国当代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又想将这种经济形态融入现代化的大市场,为农民带来更多的财富。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农民要么适应现代化的大生产,要么满足于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以自然经济的耕作方式来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需要,无疑是中国当代存在的最大问题。中国的农业要么进行彻底的工业化改造,要么就变成博物馆式的行业。我们当代的农业专家将农业的生产定位在传统的模式上,但却想用传统的耕作模式来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农业发展一定要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建立新的农业发展观。

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已经通过塑料大棚生产等准集约化的经营模式,将农业生产引导向正确的道路,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学家缺乏敏锐的观察能力,仍然沉浸在传统的思维定势中不能自拔罢了。

在中国的农业问题上,我们有太多急功近利的做法。国家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区别开来,没有把农民和农业问题区别开来,那么,我们的制度设计一定会出现问题。中国的农民会因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而减少,但是,随着中国公民整体福利的增加,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将会增多。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一起看待,那么,不但不会解决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问题,还会影响到真正的农民福利的改善问题。在中国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已经越来越减少,而农民需要赡养的其他公民越来越多。由于这些由农民供养的人口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才导致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外出寻找更高的回报。在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时,必须看到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必须把提高农民的收入与扩大农业生产区分开来。防止表面上的系统化思维混淆了农业、农村和农民之间的区别。

简单地说,农村的存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但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的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中国的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中国的农业必须重新规划,传统的农业观必须改变。

论文: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的历史梦魇,至今未能得到完全解决,它“绝不仅仅是道义或者公正的问题,而是一个横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面前的现实难题。”曾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着一个难以绕开的“翘翘板现象”,即基层政权运转难和农民负担反弹。在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大国,全面实现小康必须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开拓新的思路,正确认识和把握“三农”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采用财政社会学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我国“三农”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不合理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无论是农村税费改革,还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都要求把农村财政放到一个更坚实的制度基础上来,彻底改变我国传统财政体制下农村城市不当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建立农村城市协调发展的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实行民主财政。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建立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财政体制根源;第三部分讨论1949年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三农”问题,第四部分是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及财政体制模型

财政涉及广泛的责权利关系,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联动性”。19世纪的财政学文献表明,重商主义时期的财政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综合化特色,它包含有今天的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政策学等内容。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各个学科的单方面发展,财政学才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学科,并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既有理论的虚拟观念的基础上,忽视了财政现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葛德雪(RudolfGoldscheid)批判了财政学的技术化倾向,提出了财政社会学思想,试图恢复重商主义时期财政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熊彼特则从财政的侧面抓住国家的本质、形态和命运,指出对财政历史的研究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具体的条件,特别是组织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可惜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发展,财政社会学也始终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以为,财政社会学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宏观分析的最佳视角,它可以通过吸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革新对财政及财政体制的理解,恢复财政学的古典色彩,从而使其理论更具解释力。下面,作者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建立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从中引申出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

“权力资源”和“生活机会”(life-chance)是本文分析的中心概念。吉登斯(AnthonyGiddens)认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其存在的前提是各种支配结构的存在。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权力资源是权力的基础,其占有状态决定了“生活机会”的大小。国家通过控制权力资源以取得财政收入,财政是国家控制权力资源的经济体现,财政体制最充分地体现了权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因此,“每个社会问题,实际上还有每个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财政问题”。以财政利益为根基的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一定财政利益格局下的冲突和权力的关系总是与权力资源的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构成吉登斯所说的“权力的制度性调配”(Internationalmediation)的载体,即权力存在于财政体制之中,并通过财政体制展现出来。因此,本文认为,财政体制是政府通过其收支结构和活动范围的划定对权力资源在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及各领域不同活动主体,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群之间的分配,是对不同活动主体基本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和认可,决定了不同主体的活动空间或“生活机会”。权力资源在不同的领域的分配决定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由于不同领域权力资源运作机制和活动主体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一国的财政体制需要在国家合法性最大化、国家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最大化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否则就会引起国家或社会的动荡,从而需要通过改革或革命来重新趋向平衡。这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正是由于财政体制的这一内涵,使它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立宪”层次上的意义,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也可以在财政社会学框架内通过对财政体制的研究得到解答。

下面,我们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来分析一定财政体制下的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以及在城市和农村的配置所产生的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绩效:

Y=εAaBb

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的配置具体化为财政直接控制(包括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和市场配置(财政间接控制)两部分,分别用A和B表示,a和b则相应表示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对该领域权力资源的弹性参数,且a+b=1。ε表示综合绩效系数,Y表示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在这个模型中,A=C1+D1,B=C2+D2。C1和D1分别表示在财政直接控制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C2和D2分别表示在市场配置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假定市场配置效率高于财政直接配置效率,即a

模型一:A>B,C1>C2,C1>D1,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财政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二:A>B,D1>D2,C1

模型三:AD2,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市场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四:A

模型一和模型二可总称为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财政直接控制了大部分的的权力资源,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市场配置的权力资源十分有限,并且常沦为财政的附属物,在为财政的服务中取得自己的存在。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凸显了其暴力特征,个人和组织的生活机会强烈依附于共同体,无法发展出独立的人格,也无法迸发出创新的冲动,因而整个社会缺乏发展的内在激励,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但由于模型一和模型二对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格局不同,因而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模型一中,国家的财政基础以农业为主,限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在模型二中,国家的财政以国家控制的城市工商业为基础,可称为工商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

模型三和模型四可称之为公共型财政。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财政在为市场服务中取得自身的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并不与本文在前面所主张的财政体制的涵义相冲突,相反,它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财政对权力资源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的结果。正如希克斯所证明的: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隐匿了其暴力特征而凸显了其契约色彩。个人取得了公民地位,组织也获得了独立性,具有自主的生活机会,因而社会创新得以持续实现,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得到扩展。同样,由于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不同配置,模型三和模型四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在模型三中,市场的产品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在模型四中,市场产品以工商业为主,农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农村与城市关系区分为农村剥夺城市、城市剥夺农村或农村城市协调发展三种主要类型,则可在四种财政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十二种具体的财政体制模型。不同的国家、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何种财政体制,受到各种外在或内在条件的约束,如财政压力、社会权力结构、自然禀赋、国家发展目标、***眼光、财政体制形成机制等。由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和我们建立的模型可知,每一种不同的财政体制,都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这也正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不同的原因。同时,经由这些模型,我们也可以解释市场经济的起源并判断一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财政体制会导致不同的“三农”问题,农村城市协调发展并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能取得较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并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而在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尤其是城市剥夺农村的财政体制下,国家各级机关为取得充足的财政收入,必然会给农民增加各种不合理的负担,而农民也不可能在这种体制下得到更多的生活机会,久之则演化为严重的“三农”问题,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是如此。下面通过对我国历史和当前财政体制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内在联系。

二、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的历史梦魇

在“土地是……原始的食物仓,也是……原始的劳动资料库……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的情况下,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井田制和授田制是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财政体制。井田制在夏、商、周三代实行,授田制在春秋战国时建立。在授田制下,国家掌握了地权,对土地加以规划和折算,并按一定的标准将土地直接分配给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耕作以征取赋税。授田制确立了个体农户为单位的农业耕作方式,造就了为数众多的个体小农,它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改变,也使分散的个体农民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了明确而直接的联系。作为取得耕作权的代价,民众被编入了户籍制度之中,被剥夺了迁移的自由,其生活机会被限制在土地和特定的区域之内。这种份地分耕定产定税责任制体现着国家对土地和民众的双重控制,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划一水平……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其结果就是行政权支配社会,凸显国家的暴力特征。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财政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只有在国家还控制了其他的权力资源,如工商业从业机会等时才会在社会的各利益群体中造成层层的权威膜拜,确保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战国时,虽有小农制的普遍基础,但尚无国家大规模掌控工商业的条件。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对农业产生的冲击,让统治者感觉到工商业对授田制和户籍制度的直接威胁,因而加大了对工商业的官营力度,但这一过程到西汉时才得以完成。汉武帝面对内忧外患,为增加国家财政控制权力资源的能力,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措施,并对盐铁酒实行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发展出大规模官僚制经济。这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由兴盛走向衰落,与官僚制经济有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时期形成了我国历史上长期沿用的建立在小农制和官僚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其特征与模型一相似,即A>B,C1>C2,C1>D1。至此,先秦时期的封建社会被韦伯所说的家产官僚制社会或“俸禄的国家”代替,谢和耐所讲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才算成形。这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的社会”。

西汉建立的财政体制被后世继承,虽然王朝更替,但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的两大基础,即小农制经济和官僚制经济,始终未发生动摇或根本改变,零零星星的财政体制改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为维护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而进行的修修补补罢了。罗荣渠指出:“社会内在发展机制的强弱,取决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中的多元因素能获得多大的活动空间,这是内部孕育的渐变力量能否壮大的重要条件。”但在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之下,权力资源配置呈现单极格局,农业和工商业在国家的控制下实行了整合,共同服务、服从于国家财政的需要,市场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属物,即使有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主要是服务、服从于财政的需要,连城邑里的店铺和集市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下的产物。国家垄断了生活机会,社会发育和个人自由得不到相应的空间,缺乏独立性。集权官僚制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容许个人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充斥的是国民的依附性格和苟且偷安,社会创新难以进行。

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有限,民智民力需要在农业之外得到展现,民众急需获得农业之外的生活机会,但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无法实现,民众被迫局限在农业这一狭窄的范围之内,再加上国家财政开支持续增长的趋势和官僚的盘剥,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三农”问题变得十分突出。与国家的暴力性相联,我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也总是通过暴力获得暂时的缓解,虽然也曾有过为减轻农民负担而试行的“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但由于基本财政体制不变,农民负担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致使“三农”问题成为历朝历代不断的梦魇。北宋王安石企图改变权力资源配置格局的改革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下失败。明太祖从宋朝灭亡的教训中看不到“三农”问题的财政根源和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反而认为是工商业的发展使然,因此改变了宋朝向民间释放权力资源,以最先进部门作为财政税收基础的努力方向,代之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重新确定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并实行恐怖政治,致力于维持这种结构,其决策不是开放的和扩张的,而是全面收敛,本已有所松动的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重新得到巩固。有学者称之为“洪武型财政”,是对宋朝企图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全面反动和倒退。明朝财政体制的上述性质,必然启动和加剧社会核心部分因无法抑制的专制而导致的自我毁灭和“逆现代”的趋势,并最终因严重的“三农”问题导致国家合法性产生危机,并最终在农民起义中灰挥烟灭。清朝和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中华民国也因未能在财政体制的转换上取得突破而无法逃脱同样的历史命运。对我国古代和近代财政体制的分析,可以从更深的层面对“历史周期率”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对我们今天审视和最终解决仍然突出的“三农”问题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和启示作用。我们今天存在的“三农”问题从很大程度说是历史的延续,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依然在于财政体制的突破。

三、1949年后的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的新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财政、经济和工业化的压力和我国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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