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中国买家取消美国玉米订单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 外交关系紧张：中美贸易战引起了两国关系的紧张，可能导致中国买家对美国商品产生疑虑和不安。
2. 外部因素影响：玉米价格波动较大，可能受到全球市场和气候变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由于玉米采购周期较长，供求关系的变化也可能导致中国买家更改交易计划。
3. 国内玉米市场改变：国内玉米市场竞争加剧，价格下跌，部分买家可能更倾向于购买本地玉米而不是进口玉米。
这一退单潮可能对中美贸易关系和整体经济产生影响。具体影响如下：
1. 中美贸易关系：明显增加了紧张情况，可能导致更多的退单行为。
2. 玉米种植者的收入：此次退单可能会影响美国玉米种植者的收入和生计。
3. 海运运输业：取消订单将影响运输业者的业务，而货船的租金和部分费用将会因此产生损失。
4. 中国玉米市场：玉米市场国内竞争加大，可能减少对外部储备的需求与进口。
总之，无论由于什么原因，取消大笔进口订单将会影响相关产业和市场。
ABCD四大粮商在中国合法吗?
目前全球大宗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多数以世界上主要期货市场价格作为现货定价基础，即：现货价格=期货价格+基差价格。基差是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内的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之差，主要受运输成本的影响，一般来讲，靠近销区的基差多为正值，而靠近生产地的基差往往为负值。当然，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和人们的价格预期也会导致基差变动。当市场供大于求时，基差价格往往会收窄；反之，当市场供不应求时，基差就会走强。在美国，由于农产品期货买卖的报价是按某个月份的期货合约基差作出的，从而使基差变化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在美国和南美农作物收割季节，基差处于最低水平，此后的一两月后逐步走高。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国际大宗农产品交易方式和定价机制经历了从即期现货交易-远期现货交易-交易所期货交易—场外期货(多种形式衍生品)交易的发展历程。最早起源于美国的谷物交易。19世纪初，为解决谷物的及时买卖，避免价格波动的风险，在西部农场主和东部加工商之间开始以远期合同形式进行商品交易。随着谷物交易的不断集中和远期交易方式的发展，1848年，由82位谷物交易商发起组建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1865年该交易所用标准的期货合约取代了远期合同，并实行了保证金制度，场内交易开始发展。20世纪70年代，场外衍生品市场交易也随之出现，并出现了期权、互换等多种合约形式。经过长期的演变，国际大宗农产品交易形成了以期货交易为主、多种交易方式并存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由于期货市场价格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全世界对大宗农产品价格的预期，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因此，随着以期货交易为主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市场体系的确立，期货市场逐渐成为国际农产品基准价格的中心。
美国期货市场价格是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的风向标
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加上它的农产品期货交易历史悠久，美国的期货市场价格不仅是美国农产品价格制定的基础，也为全世界农产品市场提供了价格参考标准。如CBOT的玉米、大豆、小麦等品种的期货价格不仅是美国现货价格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也以其市场影响力主导着全球谷物、大豆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的形成；纽约期货交易所的棉花期货价格，不仅是美国棉花行业定价的基础，也是全球棉花贸易的价格重要指导。
这里以大豆为例，说明CBOT大宗农产品期货价格的形成过程。在CBOT，大豆期货交易是一个涉及流通、贸易、加工企业和农民等多个交易主体的有机体系，其价格形成过程为：美国农业部对外发布每年美国大豆主产区的生产情况预测和实际统计数据，CBOT的期货交易商主要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有关大豆的生产信息进行买卖期货操作，形成大豆的期货市场价格；农场主根据期货价格表现出的供求趋势来确定第二年的生产安排，以此来减少生产上的盲目性，降低风险。贸易商通过农产品期货价格来确定现货贸易合同中的价格，以避免价格波动风险。
很显然，美国本土的大豆生产情况是CBOT大豆期货价格波动的主导因素，这种以美国本土大豆生产情况作为世界大豆现货市场定价基础的期货定价机制十分有利于保护美国大豆生产者和经营者利益。近年来，尽管南美国家的大豆产量上升迅速，但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通过集中控制这些国家的大豆流通渠道垄断国际大豆贸易，因此，世界大豆生产格局的变化并未改变美国期货市场主导世界农产品市场交易价格的定价机制。
三大因素影响国际农产品定价机制
既然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机制的核心是CBOT农产品期货价格，因此，影响CBOT农产品期货价格的因素也成为影响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机制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供需关系是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的基础。商品价格变化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供求关系影响下，商品价格会自动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种商品供给增加，该种商品的价格将会下跌，反之则上涨；一种商品的需求增加，其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则下跌。正是由于这种供给和需求力量在动态中保持了一种相对均衡，才形成了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在形式上可能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都是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
第二，美元汇率的走势是影响国际农产品定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全球大宗农产品通常以美元计价，美元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着大宗农产品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走势。当美元贬值时，CBOT农产品期货价格会上涨；当美元升值时，CBOT大宗农产品期货价格会出现下跌。
第三，农产品市场的国际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际定价权。在完全竞争、信息对称和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大宗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完全由该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宗农产品国际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市场组织程度是影响国际农产品定价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当前情况看，少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了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定价权。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已被拥有百年历史的四大跨国粮商“ABCD”所控制，即美国ADM、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这四大跨国粮商常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这些国际巨头凭借资本与经验的优势，已完成对上游原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与供应的绝对控制权，是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的重要参与者与决定者。
此外，还有一些非主要因素也在影响着国际农产品交易价格的走势。这些非主要因素主要包括基金持仓、天气因素、农业补贴和美国农业部(USDA)发布的报告等。从本质上讲，这些非主要因素对大宗农产品定价的影响最终仍然是通过供求发生作用。当主要因素决定了大宗农产品价格的阶段性走势后，其他因素就会成为价格走势的催化剂，会加速大宗农产品国际价格的上扬或下跌；个别时候这些非主要因素也会转变为主要因素，起到关键性作用。
以美国农业补贴为例看其对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机制的影响。美国政府对国内的农业生产提供数目庞大的经济援助和补贴。OECD公布的报告显示，2002年美国的农业补贴额达到395.6亿美元，占发达国家总补贴额的16.84%，占其农业收入的18%。美国的农业补贴对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机制产生着重要影响。首先，美国政府对不同农作物补贴额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该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和产量，进而影响到CBOT农产品期货价格。如2002年5月，美国政府通过了《农产品补贴法案》(简称新农业法案)，其核心内容是增加对农业的补贴，但把2002-2007年间大豆贷款价格由2002年之前的526美元/蒲式耳下调至500元/蒲式耳。对大豆补贴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2003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减少7%，导致世界大豆供求失衡，由于供给不足致使2003年下半年CBOT大豆价格迅猛上涨。另一方面，巨额的农业补贴扭曲了国际大宗农产品定价机制。补贴是取得价格竞争优势的手段，美国巨额的农业补贴大大扭曲了国际农产品的定价基础。
世界四大粮商的前世今生 ABCD--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
四大粮商的中国布局
美国ADM公司在中国的动作较为明显，它和新加坡WILMAR集团共同投资组建的益海（中国）集团是ADM在中国扩张的典型代表。益海集团成立于2001年，总部设在上海陆家嘴。目前该集团在国内直接控股的工厂和贸易公司已达38家，另外还参股鲁花等多家国内著名粮油加工企业，工厂遍布河北、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各主要省份及四川、湖北、湖南、新疆、宁夏、黑龙江等内陆地区，贸易公司及办事处已覆盖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各省。该集团油籽年压榨量达1000万吨，油脂年精炼能力300万吨，分提能力达100万吨，出口豆粕占全国年出口总量的70%以上，是国内最大的油脂、油料加工企业集团之一。在大力发展油脂、油料加工项目的基础上，该集团又全面进军小麦、稻谷、棉籽、芝麻、大豆浓缩蛋白等粮油精深加工项目，同时又先后投资控股和参股铁路物流、收储基地、船务、船代等辅助公司，向着多品种经营和多元化发展。早在2005年，益海集团便开始将投资方向转向其他农产品加工领域，在黑龙江投资益海米业。2005年12月，又成立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负责集团东北业务开展。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已与黑龙江益海粮油和黑龙江龙粮储备公司合作，建设大型收储基地；开展水稻、玉米等国内外贸易；组建物流公司，贯通运输通道；建设玉米、大米加工基地；在佳木斯等优质水稻大豆主产区建立大型粮食加工基地。益海集团已在东三省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建立了完善的粮油业务网络。
嘉吉在中国建有27个独资和合资公司，其总部位于上海，在中国大部分省市建有饲料厂、榨油厂、高糖果厂等各类加工厂，并已在布局中国的化肥市场。嘉吉在华已经建立了全资的山东嘉吉化肥有限公司，以及合资的云南三环中化嘉吉化肥有限公司等。除了种植领域外，嘉吉在华的链条基本搭建完成。
进入中国市场较晚的邦吉，在全世界32个国家拥有450多个工厂，在四大粮商中，以注重从农场到终端的产业链完整性而著名。
路易达孚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中国有饲料和谷物贸易。
WTO关于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粮食流通领域的过渡期到2008年已经结束。也就是说现在，外资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国内从事粮食的收购、销售、储存、运输、加工、进出口等经营活动。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大国，面对如此庞大的中国市场，以四大粮商为首的外资粮商各个摩拳擦掌，希望多分一杯羹，而这对于中国粮食市场来说，是狼来了还是像鲶鱼一样促进中国粮食市场的健康发展，至今争论未休。
外资的进入，给一些国内粮食企业带来了恐慌。有人担心外资进入粮食流通领域后，凭借其强劲的实力，通过兼并、收购、合作等方式主导国内粮食流通格局，挤压国内粮食企业的生存空间，控制中国粮价，威胁国内粮食企业的生存进而危及到国内粮食安全。所以一些人建议政府应以行政的方式继续限制外资在粮食领域的活动。受此影响，据媒体报道，一些外资企业在申请《粮食收购许可证》的时候，已经遭到当地粮食主管部门的拒绝。原因是上头通知，要求停止对外资企业发放许可证。
在反对外资进入中国粮食产业的理由中，中国大豆市场开放的所谓“教训”被提及的最多，2001年中国对外开放大豆市场，外资企业不断涌入国内，跨国巨头开始染指中国大豆业。2004年，在遭遇国际投资基金的疯狂打压后，中国中小型大豆加工企业和本土榨油企业不堪承受负荷，纷纷宣布破产，被外资低价兼并。2008年，据美国农业部预计，中国全年将进口3550万吨大豆，进口依存度将首次突破70%。中国90多家主要国内榨油企业中，64家已变成外资独资或合资，控制了中国85%的实际加工总量。大豆定价权基本旁落。大豆市场的“教训”历历在目，许多人认为粮食市场的全面放开，也许会重蹈覆辙。
但是据业内人士分析，“ABCD”企业控制中国的大豆定价权实际上并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加工利润这么简单，而是在做一个非常庞大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国仅仅是这个布局的一环。
跨国粮商控制了中国的大豆市场后，在世界范围内就形成了原料在国外、加工在中国的布局。
三、四大粮商整合下的国际粮食市场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相信，“ABCD”四大粮商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只有他们可以定价”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似乎有些不平，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在国际各个市场都在整合、重组的大环境中，国际粮食市场却走在了前面，四大粮商以绝对的优势占据了国际粮食市场的大部分江山，控制了多国的粮食贸易，并与多国的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就更加加固了四大粮商的“江湖”地位，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到处攻城略地。而方式不外乎侵占粮食市场、通过期货控制粮食市场，最危险的是，四大粮商都是一条龙的集团化运作，从种子、化肥等生产环节到建立自己的运输通道等流通环节，掌控了整个链条。也正是因为链条式的发展模式使得四大粮商更容易控制粮价，从中盈利。邦吉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奇迹般的业绩归功于国际市场的高粮价，尽管也有矿产等投资，但是农业部门始终是邦吉最强的部门。2007年，所有地区业务都出现了增长，在欧洲和南美，谷物开发和油料作物的加工利润增加了；在北美，谷物出口则大幅增加。
四大粮商因经营的侧重点不同，其经营模式也不尽相同，例如在生物燃料领域，向来以注重研发著称的ADM，几乎在生物燃料出现之初就迅速成为美国最大的生物乙醇生产商。而在美国前总统布什提出生物燃料计划后，ADM更是双手支持，而其他粮商则谨慎得多，目前为止，邦吉仅在巴西有一家独资的甘蔗乙醇生产厂。路易达孚也是直到2006年，才开始在美国兴建了第一个年产8000加仑生物柴油的工厂。至于嘉吉，尽管也生产乙醇，但是为有兴趣的投资者提供生物燃料技术和服务的热情，似乎超过了他们自己投资生产的热情。四大粮商的分歧在于对市场未来走向的判断不同。以嘉吉为代表的一方意见认为，粮食市场的涨价并不能有效抑制需求，也不能有效扩大耕地，因此未来不会有很多粮食可被用于生物燃料。另外，生物燃料的未来发展，直接取决于石油的价格，如果石油价格下跌，那么生物燃料将无利可图。
虽然四大粮商手握全球80%以上的农产品贸易，只要这四家愿意心照不宣地向一个方向行动，其影响力毋庸置疑。因此很多人都在担心农产品自由贸易体系将要面临崩溃，因此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行动保护本国的粮食安全，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主席兼总裁葛诺仁也曾说过，四大粮商之间存在的是竞争关系，其间并没有类似于欧佩克之类的合作组织，很难形成统一的利益趋势。但是，四大粮商的“能量”依然不容小视，各国的反应也并非毫无根据，这也服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四大粮商的实力与影响力，在以竞争为前提的国际粮食市场环境下，实力雄厚的四大粮商已很难超越，而它们的下一步动作也将引起各国的密切关注
在中国政府和法律的控制内，合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