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霉是由营养菌丝和气生菌丝组成的，而营养菌丝是分布在馒头内部的，是不容易被辨别出来的，但如果掰开馒头，如果发现馒头有些粘，即是营养菌丝，是负责分解馒头中的糖类，提供霉菌的生长，而气生菌丝是分布在馒头外面的，即馒头表面所展现出来的青色、黑色、褐色等异常颜色的斑点。
青霉的菌丝体无色或浅色，多分枝并具横隔。由菌丝发育成为具有横隔的分生孢子梗，顶端经过1~2次分支，这些分枝称为副枝和梗基，在梗基上产生许多小梗，小梗顶端着生成串的分生孢子，这一结构称为帚状体。分生孢子可有不同颜色，如青、灰绿、黄褐色等，帚状体有单轮生、对称多轮生、非对称多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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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吃橘子注意事项：
1、橘子不宜多吃，吃完应及时刷牙漱口，以免对口腔牙齿有害。肠胃功能欠佳者，吃太多橘子，容易发生胃粪石的困扰。橘子含热量较多，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就会上火，从而促发口腔炎，牙周炎等症。
2、过多食用柑橘类水果会引起橘子病，出现、皮肤变黄的等症状。
3、饭前或空腹不宜吃：桔子好处虽多，但宜常吃，不宜多吃。因为桔子果肉中含有一定的有机酸，为避免其对胃粘膜产生刺激而引起不适，对胃不利。建议不要空腹吃桔子。
4、不宜与萝卜同食：萝卜进入人体后，会迅速产生一种叫硫酸盐的物质，并很快代谢产生一种抗甲状腺的物质—硫氰酸。若这时进食桔子，桔子中的类黄酮物质会在肠道被分解，而转化成羟苯甲酸和阿魏酸，可以加强硫氰酸对甲状腺的抑制作用，从而诱发或导致甲状腺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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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作物种类有了较大的变化。唐末韩鄂《四时纂要》记载的作物品种比北朝时的《齐民要术》有所增加，其中粮食作物除传统的粟、麦、稻、黍、菽外，又有薯蓣、荞麦和薏苡等。这三种作物可能在唐以前已有所种植，如荞麦在陕西咸阳的汉墓中曾有出土，但是到了唐朝才见于文献记载。笔者推断这三种作物在唐朝时可能已有较大面积种植。即便是传统作物粟、麦、稻、黍、菽的种植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在《齐民要术》的记载中，粟居首位，麦、稻则稍后于粟。而在《四时纂要》中，已成为粟、麦、稻并称，说明这个时期稻麦的种植比前代更加普遍。据考古发现，唐代洛阳含嘉仓里收藏的粮食主要是粟米和稻米。杜甫《忆昔》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值得一提的是，中唐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向南推移，出现了“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杜牧《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杭州启》）、“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集）卷十九）的局面。此时南方稻米岁运已为300万石（《旧唐书？食货志下》记载），可见南方水稻在当时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
随着水稻种植业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水稻的优良品种。据唐诗和《四时纂要》的零星记载，这个时期的水稻品种主要有蝉鸣稻、玉粒、江米、白稻、香稻（香粳）、红莲、红稻、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黄稑、乌节等15种。除白稻、香稻和黄稑外，其余品种均未见于前代文献，应为隋唐时出现的新品种。其中香粳还是苏州和常熟的贡品，黄稑和乌节则为扬州的贡品。⑼
这个时期麦类则在北方大规模种植，在南方有小面积地种植于丘陵旱地，如樊绰《蛮书》记载“小麦即于岗陵种之。”此时麦类已成为仅次于稻，而与粟处于同等地位的粮食作物，并在全国形成了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
在《四时纂要》中还有关于茶叶、棉花、食用菌的种植记载。至于茶叶的种植虽然在西汉时就有茶市的记载，但在唐代以前所饮茶叶，主要以是采集野生茶为主，栽培尚不普遍。就连这个时期出版的《茶经》中也很少关于茶树栽培的记载，而仅仅提到“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但是在《茶经》之后，茶叶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唐朝全国产茶地已有五十多个州郡。除南方老茶区之外，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区也都有茶叶生产。《四时纂要》一书中以“种茶”和“收茶子”两节写了茶叶的种植和管理。可见茶树的大规模种植应该是从唐代开始。
李唐建国之初，北方中原地区经过连年战乱，生产破坏，人口凋零；“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①在这样严重摧残后的经济局面上建立起来的政权，要使其巩固起来，首先必需逐渐恢复农业经济，而兴修水利灌溉沟渠，又是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
唐一代对水利工程的兴修甚为重视。中央政府设有水利郎中之职，兼理全国航运、灌溉事务，《唐六典》卷七：“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棹灌溉之利，咸总而成之。”在京畿之内的水利沟渠更为重视，专设官吏管理，《唐六典》卷23：“凡京畿之内，渠堰陂池之决坏，则下于所由而修复之。每渠及斗门，各置长一人。至于溉田时，乃令节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焉。”在特为重要的堰渠，专设渠堰使，《通鉴》卷213开元十六年(728)正月“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检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唐会要》卷89：“贞元十六年(800)十一月以东渭桥纳使徐班，兼白渠、漕渠及升原、成国等渠堰使。”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唐代中央政府对水利建设的重视，是有甚于前代的。在唐政府的重视下，人民发展了水利事业，劳动人民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和修筑了无数的堤堰。《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这些水利建设的情况，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卷12水利：“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顾炎武所谓“无不地之”，未免言过其实，但记载较为全面倒是事实。今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记水利建设的数目为本，并补之以两唐书本纪列传中关于水利建设的记载为地志所遗漏者，试列一表，并以安史之乱前后为分期，以观其地区分布的情况及前后的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