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寂而内向的尊严，即使是一个受过欧洲文化教化的人，也不会损失这种特性。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很谦恭的。他们的自豪感来自于自信，他们承认中国军队不如外国军队强，但中国人却认为国家的强大主要来自于人或民族的素质。我认为，中国人从心底里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文明的国家，而西方人对此不能接受，因为判断的标准截然不同。但是，中国人的这种观点也逐渐被西方人认为至少不是荒唐的，因为各自持有的价值标准不同，结论也会不同。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在所处环境内引起尽可能多的变化；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而奢侈的享受。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这种性格差别，形成根本的鲜明对照。
我们西方人崇尚“进步”，这只不过是渴望环境发生变化的一种伦理上的幌子罢了。如果有人问我，机器是否真正地改善了这个世界？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的回答语无伦次：机器确实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它使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确信，十有八九所谓崇尚“进步”的西方人，所谓爱好“进步”实际上是嗜好权力，喜欢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使事物发生变化和差异。为了追求这种乐趣，一个美国青年会没命地工作，以致当他成为百万富翁时，自己却成了消化不良的受害者，被迫靠吃烤面包和白开水为生。他在设宴款待宾客的许多筵席上，面对山珍海昧自己却只能充当一名旁观者。即使如此，他仍然会自慰地想，他能控制政治，按其投资的需要能发动或阻止战争。恰恰是这种特有的气质，使西方民族具有“进取性”。
当然，中国也有抱负远大、雄心勃勃的人，只是不像在西方那样普遍。而且他们的抱负和雄心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并不优于西方的表现形式。他们选择了由偏爱享受权力而产生的一种形式。正是这种贪婪泛滥，导致了中国人由强变衰。金钱意味着能带来享乐，因而中国人把金钱作为强烈渴求的对象。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人们渴求金钱，只是把它看作争取权力的工具。政治家追求获得权力，并非看重金钱，因此经常满足于个人寒怆拮据的生活。在中国，权柄在握的官僚们，几乎总是用权去满足自己的唯一欲望---搜刮大量钱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适当时候身持巨额财富逃往国外安享余年。事实上，逃离后丧失了权力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显然，这样的中国政客们所造成的社会灾难仅限于他们管辖的范围以内。而我们西方政府则不然，为了在选举中独占塑头，不惜损害包括本国利益在内的全世界所有人的利益。
中国政界的腐败和混乱所造成的损害，远不如我们想见的那么可怕。我们西方的所谓“高效率”政府，特别是日本政府那掠夺成性的追求巨大权力的欲望所带来的灾难比中国要大得多。绝大多数现代政府的行为都具有危害性。因此，他们乾得越差，效果就越好。在中国，政府懒散、腐败、愚昧，那里却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已丧失殆尽、
(一)“三农”问题是贯串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这80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也是所谓中国国情(特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即实现农业产业化、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以及人口城市化；同样的,教育的普及、民主化、法制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农村和农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 “三农”问题是在中国***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以及农民占人口的比重,都决定了中国***必须解决好如何动员和领导农民的问题,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正是由于中国***正确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解决了如何领导农民革命的问题,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无论是从研究中国***的历史经验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还是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都需要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题同样又是在中国***执政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由于中国面临的国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没有遇见到的,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遇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论断矛盾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怎样解决个体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80年里,中国***基本理论的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认识变化基本相一致,发生过三次大转折,实现了两次认识上的“飞跃”.第一次大转折发生在1949年前,中国***实现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模式向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转变,实现了第一次认识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大转折发生在50年代前半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并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曲折探索.第三次大转折发生在1978年以后,即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了第二次认识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与此同时,中国***对农民的认识,也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和两次飞跃,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次转折发生于50年代初期,农民由革命的主力军变成被改造的对象,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失去自由,农民的要求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再受到压抑.第三次转折发生于1978年以后,党承认了农民的创新行为,特别是当这些创新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冲突之时,坚决站到了农民一边,充分肯定了家庭经营和乡镇企业,并推动了整个改革.
（四）“三农”问题是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需要完全解决的最大问题.经过5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2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是买方市场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强调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因素,将会使得“三农”的核心问题――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受到较大制约,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那种低成本、外延型扩张的乡镇企业黄金年代,将不会再现.同时,由于农业人口严重过剩,生产率太低,农民的收入增长将会遇到较大阻碍,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将进一步影响农村消费和积累.另外,世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地溶入国际经济,既能够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将遇到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尤其是落后的农业和技术落后的乡镇企业.这一切都使得解决“三农”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大于前20年,因为前20年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对农民“松绑”的办法,依靠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空间,使得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则要在买方市场、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条件下进行,并且经过20年发展所留下的问题,更多地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弱势群体,转移难度也更大.
总之,“三农”问题并不单纯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