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综合体，是尚在路径摸索阶段，还是将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抓手?诸如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和农民宅基地流转政策的放开，宏观政策的利好已更多释放，但田园综合体的走向目前还不明朗。
阅读之前，请先思考这三个问题：
1、乡居的产业机会在哪里?
2、怎么解决土地流转的难点?
3、投资商如何避免砸盘?
一、乡居是发展乡村度假的必然
乡村 旅游 内涵多元，主要类别包括农业 旅游 、乡愁 旅游 、户外 探索 ，基于主要类别，还衍生出美酒佳肴、烹饪学习、特色民宿、自然学习等风靡世界的细分体验。
乡村 旅游 并非近程短时休闲的代名词，乡村度假才是效益最大化的 旅游 形态。近程短时是为乡村休闲，在都市郊区日常开展，停留3天之内，大多一天。中程中时是为乡村 旅游 ，多以古村镇为依托，停留时间不过3-5日;远程长时是为乡村度假，游客涉足目的地全域，停留时间可达半月。
度假就是换一种生活方式，乡村的差异化生活方式供给可谓自然而然、浑然天成。
乡居是乡村居民以自用住房为载体，将地方文化、乡村生活、田园景观环境、绿色农业食品等在地资源有机融合的一种特色 旅游 产品，是扎根于地方文化与乡村环境之上的休闲生活方式。
乡居在国外早就开始做了，在欧美以前叫“购回空间运动”，乡村的人在乡村住久了去城里买房子，城市的人因为热岛效应和环境污染，又想到乡下居住，二战以后，欧美很多中产阶级，尤其 汽车 普及后聚集在乡村。
国外很多乡村都有乡村客栈、民宿，还有精品酒店(乡村酒店)、度假村，各式各样的居住场景，提供乡村度假和深度体验的方式。在长三角地区，已经有很多地方这样。城市化到了一定程度后，乡村就越来越珍贵。
乡居的基本原则：
一、对乡村在地资源的充分利用
关键在于突破“空闲房间”的局限，充分认知、挖掘和组合在地资源体系，并始终保持农林渔牧的主业地位，不可以 旅游 经营越俎代庖;
二、保持小规模的自有运营
乡居产品的主客之间脱离简单的商品交换层次，上升至 社会 文化交往的层面，游客的消费与东道主的盈利都只是这一 社会 交往形式之下的副产品;
三、开展广泛而深刻的住客互动与交往
确保实质性的主客交流对话，实现城乡文化的互动，这也是发展乡居的关键初衷;
四、提供多样化的参与体验项目配套
客房只是乡居产品的一个体系，除此之外，丰富多样的乡村体验项目才是民宿经营的成功保证，是它们构成了“乡村慢生活”的主要内容。
乡居与田园综合体是天作之合。乡居与田园综合体恰为互补。乡居需要良好田园环境为背景和活动空间;乡居需要优质农业提供食物和活动素材;乡居需要高水平农村社区提供交互支撑;田园综合体恰可统筹实现上述乡居诉求。
二、土地问题怎么解决?
田园综合体的主流土地获取方式有四种：采用土地银行的方式;建立以土地股份为基础的合作社;农村闲置宅基地及废弃园地的指标整理与农林复垦;土地置换、租赁、入股联营等。
土地问题现在不叫门槛了，现在土地政策上也没问题，只是具体的操作实施细则还没完善，微观方面操作需要创新。
其中，基本农田肯定是不能动的，生态保护也要做，乡村的传统村落和文化的保护及复兴也要做。
创新方面，只要不违背政策和法律法规，都可以创新。比如广东那边，有些传统村落拆不动，是因为有客观的文化环境。广东人哪怕到南洋或者海外去了，他都必须保留自己的祖屋，老宅子一定要保留下来，很多村落是上百年的。这里的困境在于广东人不愿拆掉，他们的宅基地很难被流转起来。
但这些村落本身就是传统村落、 历史 文化名村，是应该先保护的。如果要依此做田园综合体，就可以依托这个村落来做，把它活化利用。先流转房子使用权，用来做民宿餐饮，做接待服务，在传统民居基础上做一个相对更深化的东西，在村民自己居住的物质形态上，转化成依托田园综合体发展的文旅创意产业。
在保护的过程中，还要复兴传统村落，深入挖掘它的文化。有些地方已经衰落了，文化挖掘和复兴还需要去找到这个地方的 历史 记载或文献。
做田园综合体的区域，首先是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比较高，形成了比较大的规模效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条件。之后如果要做文旅，最好是有村落形态，很多人去传统村落，因为有些含有文化的东西保存了下来，如果没有含有文化的东西保存下来，就很难了。
另外一个就是地形地貌很有特色，比如周边有山水的融合，有非常好的空间环境，有适合人居住或 旅游 的景观资源，这些都是很基本的要素。
田园综合体的顶层规划中，哪些民居需要保护，哪些生产生活必须保证，哪些原来的生产生活空间需要保护，把这些确定下来后，再进行土地的整体确权。
三、有钱不是最重要的能力
农业+文旅+旅居的规划设计，这个东西肯定要根据具体项目来，做的是什么农业很关键，生态循环农业是一个大主题，但具体做什么，是做花卉，还是做养殖种殖，不同农业的做法不一样。
还有地形地貌环境空间，这些也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地方做法肯定是不一样的。田园综合体的规划设计中农业是先行的，然后再去匹配相应的文旅。在做成园综合体的时候，首先都要研究农业，要有农业专家参与进来。首先要研究的这个地方做什么农业，还有投资商本身的专长是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农业，不做农业，但是肯定要找一家专业的农业公司参与进来。
这意味着这个团队里边，做农业有专业的人才，没有专业的人才做不起来，所以谁来投资，投资商的能力怎么样?那个能力不仅仅是一个投资人问题，技术能力如何，人力资源能力如何和运营能力如何，这几个都是很关键的，这样就形成了他能不能把这个事做好的能力，这是比资金更重要的能力。
不能每个人都做田园综合体，找一个团队做个规划，做好以后给政府汇报通过，把土地指标拿下来，最后干不成，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里面也是一个政府管控的问题。就是对投资商本身的能力要进行考察。这个投资商是田园综合体建设中的龙头企业。
中国做产品走向质量化了，要求优质品质。优质品质对投资商的运营能力、技术能力的要求，比对资金的要求更高。如果对农业一窍不通，他怎么做得起来?
田园综合体的一二三产融合，在规划设计阶段，就要进行完整的体系化的考虑，因为它毕竟是要 社会 资本进入， 社会 资本进入以后，必须要体制化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谁来做农业?农业怎么做?怎么做市场?你有什么技术?
在这个技术过程中，怎么实现它的增值效应?这个增值效应就是怎么把一二三产业有效的融合，要研究它，用哪些技术来来做，生产什么东西，怎么生产，都要做全盘规划。一开始就要考虑这个问题，规划好了才布局。比如说上万亩几万亩的空间，哪些地方做农业，哪些地方做农业加工，哪些地方做服务业，怎么融合都要考虑。
田园综合体的运营，不能用一个模式去说它，因为模式太固化了。运营首先要考虑农业的问题，从种子、耕种到销售，然后深加工，按照工业化产品来销售，这本身就是一个产业链。另外农业和文旅康养融合的运营，也就是文旅产业如何运营，这又是一个东西，我认为农业的利益相对独立性比较强，只要是专业化团队在做就可以，缺少的是文旅康养产业的运营，中国最缺的是这个。
除了懂文旅项目运作之外，还要懂农业，还要懂工业，对复合型团队要求较高，要整合成一个团队，形成一个复合的能力。
四、政府应该站在农民一方
田园综合体现在有几个原则的红线不能突破，那么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农民利益解决不好，农民利益被侵占是有可能的。
怎么设计一个农民参与进来的模式，保证农民的活动产出，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如果做不好，田园综合体也没有可持续性，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几方的利益博弈。
资本方进去后，对当地很关键，政府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政府不应该作为利益相关者一方参与进去。也就是政府应该是作为协调方，而且是利益平衡协调的平衡者、公共服务者，更多是要站在弱势的一方，站在原住民利益的保护上面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去考虑怎么来保持三农问题的均衡发展，这个挺难的。
如果脱离农民，那就不是田园综合体，而是搞一个 旅游 开发项目或康养项目，本质上不一样，田园综合体首先是三农问题。在农村干一个度假村，或者一个 旅游 开发项目，不是田园综合体，不能打这个概念。
这个利益构架的搭建，应该是资本方、农民、政府三方来商量，而不能由谁来主导，如果资本主导，那农民的利益很可能被侵占，如果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与资本方合谋，那更难办。农民在利益组织构架中属于弱势方，所以政府应该保护农民的利益。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三农类型的短视频？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但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中国的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
当前，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减少农民，似乎成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更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减少中国的农民的问题。这样的学术共识不但不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反而有可能引导中国农业走入误区。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农业问题时，必须正本清源。
以往我们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往往把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这是不对的。在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农村是和城市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城市化。相对城市的组织结构和发展特征，农村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模式。如果以城市化来改造农村，必然会犯左倾的错误。农村和城市一样，都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只不过由于它们的功能不同，所以它们应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是没有办法消灭的，也不能被消灭。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城市和农村长期并存，城乡之间良性互动。
三农问题其根本就在于农业问题。农民只是在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中就业的员工而已。如果从农业产业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首先，我们不承认农业的比较劣势，试图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福利问题。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农业缺乏基本的竞争优势，在国外农产品的不断冲击下，中国的农业生产只会收缩，而不会扩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不好，组织结构也不合理，后期积累的技术也很不够，与国外规模化生产的农业企业相比，中国的农业不可能占有优势。当前，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种田养人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常态。少部分进入市场的粮食仅仅是为了换取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并不高。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通过减少农民来发展中国的农业无疑是缘木求鱼。即使中国的农民减少了，其他资源禀赋仍然无法改变，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劣势的地位。但是，放弃农业是绝对不可行的。即使在发达的国家，农业仍然是国家重点关照的行业。这是因为，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还没有找到替代农产品的完全办法，农业仍然是人们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最基本的行业。不论国家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保证农业的生存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农业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稳定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农业应该扮演者稳定的角色。只有农业稳定，中国的现代化才会有希望。稳定的农业不一定是扩张的农业，相反的，稳定的农业应当是适当收缩的农业。只有将中国的农业准确的定位，中国的农业政策和农业制度设计才会具有科学性。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成了中国最大的资源供给者。农业中的就业者不仅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且为城市的现代化不断地提供人才。农业的这种“出血”现象，在各国现代化发展中具有普遍性。正是因为这种农业发展中的“外部性”，决定了各国必须以分配或者再分配的方式对农业进行补贴。在农业领域，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始终是相伴而生的。如果不承认农业的“出血”现象，不承认农业在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片面的将农业的现代化与其他的现代化等量齐观，必然会出现决策的失误。其实，农业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含义，除了耕作技术的现代化之外，资源配置和管理水平的现代化才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追求目标。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即使花费再多的代价，也难以实现财富的增值。在有些国家，工业化的车间生产已经代替了田间耕作，传统的农业已经由生产型向观赏型过渡，农业已经成为博物馆行业。
第三，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没有止境的。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城市正在一步步地扩大，而农村正在一步步地缩小。这种城乡之间的此消彼长，充分反映了农业在现代化中所扮演的尴尬角色。农业并非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行业太古老，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各国不得不通过各种形式将农业的发展置于一种特殊的优先地位，防止因为农业的落后而导致现代化的列车无法正常启动。坦率地说，农业在各国的经济结构中，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在乘车时必须优先将其推到车厢之中，否则，其他人无法及时登车。城市的扩展，是一个国家年轻和充满活力的标志。农业的发展需要城市化的滋补。在当今中国，凡是农村发展好的地方，不是因为农业有所进步，而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有着许许多多的乡镇工业。正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才使周围的一些农业有了稳定的市场。这种依赖于工业和城镇化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几乎成了江南农业的普遍模式。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不断扩大，农业会失去其基本的资源——土地。在一些地区，农业的消亡不是神话而是现实。
第四，我们必须承认，面对上述这些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的制度设计缺乏创新精神。在农业土地资源的运用上，我们坚守土地承包制，将土地资源和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一起，防止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事实上，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土地承包制作为解决国家与农民、集体与农民关系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土地承包制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土地承包制既不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限制了农民自主发展的诉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太拘泥于已有的改革成果，而没有用创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农业发展中所涌现出来的新的资源组合模式和农民自发的组织管理结构。
第五，在制度的供给上，我们片面地把农民“海选”的自治尝试看作是现代政治民主的运作方式，而没有看到不同的制度在中国农村所产生的兼容性问题。不论是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还是现代企业的公司制度，在农业生产中都扮演着极其矛盾的角色。从政治上来说，村民自治有利于村民当家作主。但是，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决定了村民自治组织机构反过头来成为了掌握村民最基本生产资料的机构。在村民委员会的控制下，农民的权利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村民委员会成为了压在中国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这是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农民自己的组织不但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反过头来，成为了压迫农民的机构。中国的村民自治组织已经变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土地的私有化问题，认为应该让农民真正掌握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但是，土地的私有化不但不会缓解中国农村的现实矛盾，反而会给中国未来农业的改进制造新的障碍。所以，中国的农业制度设计也需要解放思想。
笔者认为，中国农业不在于要不要发展问题，而在于要不要保留的问题。中国的农业作为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国家的强有力扶持。作为农业的就业者，农民应当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安排不在于发展农业，而在于保护农民。中国的农业除了一部分引进工业化的生产线进行改造之外，其他部分应该向观赏型农业发展。中国的农民是生活在中国农村、并且带有自然经济状态的中国公民。中国的农业和中国的农民必须严格区分开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有选择地工业化。而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农民，而是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中国当代的农民其实是需要国家扶持的弱势群体，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农业的生力军。我们必须把农业政策、农民政策和农村政策严格区分开来，防止制度设计中的粗线条导致中国的农民利益受到损害。
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农业必须向两个方向过渡，一个是向工业化过渡，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一个是向观赏性田园农业过渡，走休闲型农业的道路。作为中国的农民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技术培训从事现代化的农产品生产，一种是安于现状，建立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不想改变中国当代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又想将这种经济形态融入现代化的大市场，为农民带来更多的财富。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农民要么适应现代化的大生产，要么满足于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以自然经济的耕作方式来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需要，无疑是中国当代存在的最大问题。中国的农业要么进行彻底的工业化改造，要么就变成博物馆式的行业。我们当代的农业专家将农业的生产定位在传统的模式上，但却想用传统的耕作模式来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农业发展一定要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建立新的农业发展观。
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已经通过塑料大棚生产等准集约化的经营模式，将农业生产引导向正确的道路，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学家缺乏敏锐的观察能力，仍然沉浸在传统的思维定势中不能自拔罢了。
在中国的农业问题上，我们有太多急功近利的做法。国家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区别开来，没有把农民和农业问题区别开来，那么，我们的制度设计一定会出现问题。中国的农民会因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而减少，但是，随着中国公民整体福利的增加，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将会增多。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一起看待，那么，不但不会解决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问题，还会影响到真正的农民福利的改善问题。在中国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已经越来越减少，而农民需要赡养的其他公民越来越多。由于这些由农民供养的人口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才导致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外出寻找更高的回报。在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时，必须看到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必须把提高农民的收入与扩大农业生产区分开来。防止表面上的系统化思维混淆了农业、农村和农民之间的区别。
简单地说，农村的存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但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的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中国的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中国的农业必须重新规划，传统的农业观必须改变。
论文：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的历史梦魇，至今未能得到完全解决，它“绝不仅仅是道义或者公正的问题，而是一个横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面前的现实难题。”曾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着一个难以绕开的“翘翘板现象”，即基层政权运转难和农民负担反弹。在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大国，全面实现小康必须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开拓新的思路，正确认识和把握“三农”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采用财政社会学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我国“三农”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不合理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无论是农村税费改革，还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都要求把农村财政放到一个更坚实的制度基础上来，彻底改变我国传统财政体制下农村城市不当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建立农村城市协调发展的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实行民主财政。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建立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财政体制根源；第三部分讨论1949年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三农”问题，第四部分是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及财政体制模型
财政涉及广泛的责权利关系，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联动性”。19世纪的财政学文献表明，重商主义时期的财政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综合化特色，它包含有今天的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政策学等内容。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各个学科的单方面发展，财政学才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学科，并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既有理论的虚拟观念的基础上，忽视了财政现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葛德雪（RudolfGoldscheid）批判了财政学的技术化倾向，提出了财政社会学思想，试图恢复重商主义时期财政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熊彼特则从财政的侧面抓住国家的本质、形态和命运，指出对财政历史的研究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具体的条件，特别是组织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可惜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发展，财政社会学也始终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以为，财政社会学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宏观分析的最佳视角，它可以通过吸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革新对财政及财政体制的理解，恢复财政学的古典色彩，从而使其理论更具解释力。下面，作者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建立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从中引申出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
“权力资源”和“生活机会”（life-chance）是本文分析的中心概念。吉登斯（AnthonyGiddens）认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其存在的前提是各种支配结构的存在。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权力资源是权力的基础，其占有状态决定了“生活机会”的大小。国家通过控制权力资源以取得财政收入，财政是国家控制权力资源的经济体现，财政体制最充分地体现了权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因此，“每个社会问题，实际上还有每个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财政问题”。以财政利益为根基的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一定财政利益格局下的冲突和权力的关系总是与权力资源的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构成吉登斯所说的“权力的制度性调配”（Internationalmediation）的载体，即权力存在于财政体制之中，并通过财政体制展现出来。因此，本文认为，财政体制是政府通过其收支结构和活动范围的划定对权力资源在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及各领域不同活动主体，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群之间的分配，是对不同活动主体基本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和认可，决定了不同主体的活动空间或“生活机会”。权力资源在不同的领域的分配决定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由于不同领域权力资源运作机制和活动主体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一国的财政体制需要在国家合法性最大化、国家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最大化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否则就会引起国家或社会的动荡，从而需要通过改革或革命来重新趋向平衡。这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正是由于财政体制的这一内涵，使它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立宪”层次上的意义，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也可以在财政社会学框架内通过对财政体制的研究得到解答。
下面，我们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来分析一定财政体制下的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以及在城市和农村的配置所产生的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绩效：
Y＝εAaBb
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的配置具体化为财政直接控制（包括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和市场配置（财政间接控制）两部分，分别用A和B表示，a和b则相应表示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对该领域权力资源的弹性参数，且a+b=1。ε表示综合绩效系数，Y表示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在这个模型中，A=C1+D1，B=C2+D2。C1和D1分别表示在财政直接控制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C2和D2分别表示在市场配置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假定市场配置效率高于财政直接配置效率，即a
模型一：A>B，C1>C2，C1>D1，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财政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二：A>B，D1>D2，C1
模型三：AD2，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市场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四：A
模型一和模型二可总称为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财政直接控制了大部分的的权力资源，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市场配置的权力资源十分有限，并且常沦为财政的附属物，在为财政的服务中取得自己的存在。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凸显了其暴力特征，个人和组织的生活机会强烈依附于共同体，无法发展出独立的人格，也无法迸发出创新的冲动，因而整个社会缺乏发展的内在激励，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但由于模型一和模型二对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格局不同，因而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模型一中，国家的财政基础以农业为主，限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在模型二中，国家的财政以国家控制的城市工商业为基础，可称为工商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
模型三和模型四可称之为公共型财政。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财政在为市场服务中取得自身的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并不与本文在前面所主张的财政体制的涵义相冲突，相反，它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财政对权力资源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的结果。正如希克斯所证明的：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隐匿了其暴力特征而凸显了其契约色彩。个人取得了公民地位，组织也获得了独立性，具有自主的生活机会，因而社会创新得以持续实现，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得到扩展。同样，由于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不同配置，模型三和模型四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在模型三中，市场的产品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在模型四中，市场产品以工商业为主，农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农村与城市关系区分为农村剥夺城市、城市剥夺农村或农村城市协调发展三种主要类型，则可在四种财政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十二种具体的财政体制模型。不同的国家、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何种财政体制，受到各种外在或内在条件的约束，如财政压力、社会权力结构、自然禀赋、国家发展目标、***眼光、财政体制形成机制等。由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和我们建立的模型可知，每一种不同的财政体制，都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这也正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不同的原因。同时，经由这些模型，我们也可以解释市场经济的起源并判断一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财政体制会导致不同的“三农”问题，农村城市协调发展并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能取得较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并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而在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尤其是城市剥夺农村的财政体制下，国家各级机关为取得充足的财政收入，必然会给农民增加各种不合理的负担，而农民也不可能在这种体制下得到更多的生活机会，久之则演化为严重的“三农”问题，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是如此。下面通过对我国历史和当前财政体制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内在联系。
二、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的历史梦魇
在“土地是……原始的食物仓，也是……原始的劳动资料库……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的情况下，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井田制和授田制是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财政体制。井田制在夏、商、周三代实行，授田制在春秋战国时建立。在授田制下，国家掌握了地权，对土地加以规划和折算，并按一定的标准将土地直接分配给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耕作以征取赋税。授田制确立了个体农户为单位的农业耕作方式，造就了为数众多的个体小农，它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改变，也使分散的个体农民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了明确而直接的联系。作为取得耕作权的代价，民众被编入了户籍制度之中，被剥夺了迁移的自由，其生活机会被限制在土地和特定的区域之内。这种份地分耕定产定税责任制体现着国家对土地和民众的双重控制，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划一水平……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其结果就是行政权支配社会，凸显国家的暴力特征。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财政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只有在国家还控制了其他的权力资源，如工商业从业机会等时才会在社会的各利益群体中造成层层的权威膜拜，确保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战国时，虽有小农制的普遍基础，但尚无国家大规模掌控工商业的条件。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对农业产生的冲击，让统治者感觉到工商业对授田制和户籍制度的直接威胁，因而加大了对工商业的官营力度，但这一过程到西汉时才得以完成。汉武帝面对内忧外患，为增加国家财政控制权力资源的能力，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措施，并对盐铁酒实行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发展出大规模官僚制经济。这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由兴盛走向衰落，与官僚制经济有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时期形成了我国历史上长期沿用的建立在小农制和官僚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其特征与模型一相似，即A>B，C1>C2，C1>D1。至此，先秦时期的封建社会被韦伯所说的家产官僚制社会或“俸禄的国家”代替，谢和耐所讲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才算成形。这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的社会”。
西汉建立的财政体制被后世继承，虽然王朝更替，但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的两大基础，即小农制经济和官僚制经济，始终未发生动摇或根本改变，零零星星的财政体制改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为维护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而进行的修修补补罢了。罗荣渠指出：“社会内在发展机制的强弱，取决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中的多元因素能获得多大的活动空间，这是内部孕育的渐变力量能否壮大的重要条件。”但在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之下，权力资源配置呈现单极格局，农业和工商业在国家的控制下实行了整合，共同服务、服从于国家财政的需要，市场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属物，即使有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主要是服务、服从于财政的需要，连城邑里的店铺和集市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下的产物。国家垄断了生活机会，社会发育和个人自由得不到相应的空间，缺乏独立性。集权官僚制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容许个人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充斥的是国民的依附性格和苟且偷安，社会创新难以进行。
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有限，民智民力需要在农业之外得到展现，民众急需获得农业之外的生活机会，但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无法实现，民众被迫局限在农业这一狭窄的范围之内，再加上国家财政开支持续增长的趋势和官僚的盘剥，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三农”问题变得十分突出。与国家的暴力性相联，我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也总是通过暴力获得暂时的缓解，虽然也曾有过为减轻农民负担而试行的“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但由于基本财政体制不变，农民负担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致使“三农”问题成为历朝历代不断的梦魇。北宋王安石企图改变权力资源配置格局的改革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下失败。明太祖从宋朝灭亡的教训中看不到“三农”问题的财政根源和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反而认为是工商业的发展使然，因此改变了宋朝向民间释放权力资源，以最先进部门作为财政税收基础的努力方向，代之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重新确定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并实行恐怖政治，致力于维持这种结构，其决策不是开放的和扩张的，而是全面收敛，本已有所松动的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重新得到巩固。有学者称之为“洪武型财政”，是对宋朝企图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全面反动和倒退。明朝财政体制的上述性质，必然启动和加剧社会核心部分因无法抑制的专制而导致的自我毁灭和“逆现代”的趋势，并最终因严重的“三农”问题导致国家合法性产生危机，并最终在农民起义中灰挥烟灭。清朝和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中华民国也因未能在财政体制的转换上取得突破而无法逃脱同样的历史命运。对我国古代和近代财政体制的分析，可以从更深的层面对“历史周期率”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对我们今天审视和最终解决仍然突出的“三农”问题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和启示作用。我们今天存在的“三农”问题从很大程度说是历史的延续，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依然在于财政体制的突破。
三、1949年后的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的新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财政、经济和工业化的压力和我国资源开
三农短视频表现的是真实的中国乡村生活状态，看视频的人多是对乡村生活很深的感情和怀念，三农视频的内容都非常的朴实，没有滤镜，没有那么多的套路，也都不太会说话，却真实地记录着乡村生活中动人的一面，如果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看到三农镜头下的乡村，那种纯正的乡村味儿，能够在一瞬间唤起你所有关于乡村生活的记忆。现在的生活节奏快，人们都太忙了，谁都不想浪费任何多余的时间，于是大家把时间碎片化，而几分钟的短视频正中现代人的下怀，既满足了好奇心又得到消遣，读起来不累，看起来轻松，一个视频一个画面能很容易把读者带入其中，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喜欢那股让人兴奋不已的好空气，很自然的把自己置身于绿色的农田土地大自然中，这种感觉似乎自己已经走在了泥泞的回乡路上，现在城市的工作生活压力大，很多时候在想，回到农村，去过一过不烦心不劳神的生活，虽然无法实现，但每当看见这些画面，总可以放松一下精神缓解一下压力，在乡村中神游片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