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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进取、为民——姚建国的幸福家庭
9月 13日 16:46
这是一个热爱生活、崇尚学习、奉献社会的幸福大家庭。用生活、工作中平平凡凡的事、点点滴滴的情诠释了家作为爱的港湾的真谛，赢得了周围人们的赞美。她----就是青村镇朱蒋村姚建国家庭。
早在80年代初，姚建国的父亲姚华千就带头勤劳致富，贷款养鸡。为村民提供一条龙服务，村民们享受着没有风险的投资带来的丰厚利润。
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他们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很富有，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大姐：姚品芳，是上海申隆林业储油有限公司会计，申隆集团公司工会主席、妇女主任。爱人顾月清：上海申隆林业储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女儿，留学瑞士，现已学成回国，自己创办了电子商务销售公司。
二姐：姚萍芳，是上海华沪工贸实业公司会计。爱人徐雨鑫：钱桥金王镀锌厂厂长。儿子，上海申隆生态园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
姚建国：是青村镇社会保障中心党支部副书记、主任；上海申隆生态园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奉贤区党代表、人民代表。爱人瞿菊芳：奉贤区交通实业公司总会计、工会副主席、妇女主任。儿子现正留学加拿大。
母亲李银仙：上海申隆生态园有限公司种植、养植负责人。
说起姚建国，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是一个出了名的大孝子。5年前父亲姚华千因脑溢血突然离开人世，母亲一病不起，经医生诊断为白血病。医生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你们的孝心可嘉，可是高龄白血病人生还的希望很小，你们还是回去吧！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想到了中国的国粹中医治疗，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孩子们和母亲促膝谈心，鼓励母亲面对现实，一起同病魔作最后的斗争。安慰母亲，只要配合医生治疗，肯定能恢复健康，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医神奇的疗效，子女的孝心终于感动了上苍，经过二年多的治疗，母亲奇迹般地康复了，现在母亲也帮儿子一起管理生态园，是生态园种植、养殖负责人，每天指挥着几百号人，忙得不亦乐乎。
特别使母亲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业，都很忙，但每周一次的家庭聚餐，已经成为惯例，每到周末，孩子们都会回来陪母亲一起共进晚餐。
母亲身体不好，大姐的女儿就成了奶奶的保健医生，奶奶吃什么穿什么都由她操心。他们家已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不分家，各取所需。
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创业至今，姚建国用于扶贫帮困的资金达4500多万。2002年姚建国光荣地被评为上海市敬老好儿女金榜奖。
姚建国创建的上海申隆生态园总面积11780.5亩，其中农民中心村789亩。涉及两个镇、10个行政村内1613户农户的动迁。姚建国给农民的优惠政策是：
一、请评估公司对民房进行评估，在评估价的基础上，再补贴50%给农民；
二、实行“拆一还一”的优惠政策，免费让农民住进联体别墅；
三、免费提供每人每月30斤大米；
四、市场价为80元的液化气，补贴农民50元；
五、园区内的农民只要愿意都可以成为拿工资的园林工人；
六、每年请二军大医生免费为园区内的老年农民进行体检。
七、为农民办理镇保手续，保障他们的养老和医疗。
第一批动迁户----朱蒋村村民，享受这些福利政策已有三年，农民都非常满意。
生态园的开发，美化了农民的居住环境、减轻了农民的工作强度，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以森林生态功能为主，融休闲、观光、旅游、度假、疗养、运动、健身、科普教育、生态养殖、苗木生产等综合功能于一体的具有农村特色的绿色生态森林公园，符合市府“三个集中”的政策，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05年姚建国被光荣地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2005年上海申隆生态园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06年朱蒋村被评为中国特色村。
奉献是一种真诚自愿的付出行为，是一种纯洁高尚的精神境界。他们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具有勤劳、节俭、高尚的品德。她们致富不忘乡亲，让一方百姓一起分享他们的成功，他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是巨大的。他们的举动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百姓的高度赞扬，是真正和睦、进取、为民的幸福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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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搜集和整理我国自2000年以来，为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哪些政策和措施？
股票代码：601825股票简称：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公告编号： 2022-02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力、总裁顾建忠、财务总监姚晓刚、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南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3.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
4.本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报告。
5.除特别说明外，本季度报告所包含的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均为本集团的合并数据，均以人民币列示。“本集团”指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公司”指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财务数据
2.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1000元
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1000元
2.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化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1000元
2.4辅助核算数据
单位：人民币1000元
2.5资本数据
单位：人民币1000元
注：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要求，本集团采用加权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采用基本指数法计量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2.6贷款五级分类
单位：人民币1000元
2.7补充财务指标
单位：%
2.8杠杆比率
单位：人民币1000元
2.9流动性覆盖率
单位：人民币1000元
2.10操作条件的讨论和分析
2023年是实施当前三年战略计划的最后一年。在董事会制定的2020-2023年发展战略规划指引下，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疫情冲击，集团坚持战略定力，坚持价值创造，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进农业产业链、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产业金融五大金融服务体系，确保各项业务经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利润水平提升很快。报告期内，集团实现营业收入63.56亿元，同比增长9.05%。其中：利息净收入49.63亿元，同比增长9.12%；非利息净收入13.93亿元，同比增长8.78%。非利息净收入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7.74亿元，同比增长16.63%，主要由于集团积极推进零售转型战略，代理费收入增加。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归母净利润31.13亿元，同比增长29.05%，主要原因是在集团营业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资产质量保持稳定，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集团总资产平均收益率为0.27%，比去年同期提高0.04个百分点；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3.27%，比去年同期提高0.19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集团发生业务及管理费用16.93亿元，同比增长5.85%；成本收入比26.73%，比去年同期下降0.76个百分点。
业务规模稳步增长。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为11，814.3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30.59亿元，增长1.99%。贷款和垫款总额6272.5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36.82亿元，增长2.23%；吸收存款本金8679.0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97.64亿元，增长3.55%。
钍
资本水平仍然充足。报告期末，本集团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3.16%，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3.20%，资本充足率为15.75%，各级资本充足率持续符合监管要求。报告期内，公司行使股票4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赎回权，发行7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保持资本补充效率。
企业融资深耕当地，聚焦区域，提升实体经济能级。
公司金融业务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以园区、科技创新、中小优质民营企业为重点，不断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报告期末，公司法人存款(含保证金存款和其他法人存款)余额为4，359.2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08.20亿元，增长2.55%；企业贷款及垫款余额3485.5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2.33亿元，增长0.64%。
报告期内，公司深化地方和区域聚焦，巩固传统优势地位。聚焦“五大新城”1
“五新城”是指上海的五个新城，分别是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
，继续推进“五个新城”战略合作签约，全面实施五个新城特色服务，形成一城一策；聚焦临港新自贸区，与临港新区管委会达成战略合作，正式发布“临港新国贸”专项服务计划，精准服务临港新区新国贸企业健康持续创新发展；聚焦乡镇，构建乡镇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制定助力乡镇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赋能社会治理、助力共同富裕的行动计划。
疫情期间，本公司积极发挥本地法人银行责任担当，制定上海农商银行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二十条，设立200亿疫情期间专项信贷额度，强化组织推动、加大金融滴灌、优化信贷流程、推进无缝续贷、加强科技引领，全面支持企业纾困服务实体经济。迅速开通中小微企业“战疫融资直通车”服务，首推“线上扫码”金融服务新模式，与626家平台开展合作，与1,189家客户达成合作意向，对接率100%，意向总授信额度47.9亿元；与上海临港集团、海通证券开通助企纾困专列，强化园区、科创、上市及拟上市等重点领域客户金融支持。报告期内，商e贷、银税快贷“直通车”进件近500户，放款金额4,300余万元。建立疫情期间信贷审查审批绿色通道，加大无还本续贷力度，运用“鑫农乐贷”等线上化产品，实现秒批秒贷，创新推出“心家园”疫情物资保障服务，推出小微企业及制造业退税贷，对服务业、制造业、三农、民营企业等领域中小微企业到期贷款“应续尽续”“应贷尽贷”，并落实减费让利政策。
本公司建立对公客户分层营销管理机制，加快总行级战略客户战略协同，深入子公司及产业链拓展，推进一户一策综合金融服务。发布《上海农商银行助力新兴产业发展2022行动计划暨四百工程2.0》，加固新兴产业城池，聚焦170个攻坚园区持续发力；深化机构客户合作，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支持上海地区台资企业发展；推进制造业、绿色信贷等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力度，助推实体经济发展。报告期末，本公司公司客户总数 33.66万户，较上年末增长0.5%；绿色贷款余额178.8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02%。
本公司不断加快数字化创新转型，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建设普惠客户画像平台，实现普惠小微客户贷前智能分析、贷中审批支持及贷后精准管理。报告期末，本公司“两增两控”口径授信总额1000万元（含）以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555亿元，较上年末净增近3亿元；上海市担保基金管理中心担保项下贷款余额117亿元，位居同业前列；普惠在线贷款余额108.72亿元，保持持续增长。
本公司持续加强“鑫动能”战略新兴客户培育计划生态圈核心功能建设，秉持“科创更前、科技更全、科研更先”理念，聚焦医疗健康、智能制造、绿色环保、创新消费四大行业，不断强化科技金融行业研究机制，完善创投类产品体系，提升围绕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围绕科创企业为创始人及核心团队增持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科技企业发展。报告期末，本公司科技型企业贷款规模达555.66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9.90亿元，“鑫动能”库内企业数562家，综合授信规模近480亿元。
报告期内，本公司深入推进“商行 投行”转型发展，加大区域发债企业渗透率，推进乡村振兴票据、绿色债券、科创企业债券等创新债券，落地首单乡村振兴中长期债券承销发行，实现债券承销规模130.60亿元，同比增长141.85%。报告期末，本公司承销规模位列全国B类主承销商第1名，上海市场第5名。
零售金融聚焦核心客群，整体性布局驱动转型深化
报告期内，本公司坚持系统谋划、整体布局、协同推进，深化零售金融业务转型，加大财富管理和个人信贷推进力度，以网点转型和专业化经营为抓手，系统推进“九个体系”建设，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报告期末，本公司个人存款（含其他个人存款）余额4,045.23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86.14亿元，增幅4.82%；零售贷款余额达1,848.5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1.58亿元，增幅0.63%。
报告期内，本公司聚焦核心客群发展，制定客群分层分类经营策略，强化线上化经营，完善客户权益体系，深化“安享心生活”“月享心生活”“卡享心生活”三大重点客群服务品牌建设。及时制定疫情期间财富业务客户关怀维护、零售贷款客户临时性延期还款等专项服务方案；开展社区慰问活动，触达500个社区、5,000名社区工作人员；上线鑫e贷医护专案，给予医护人员关爱优惠利率，全力做好疫情期间客户陪伴和维系。报告期末，本公司个人客户（不含信用卡客户）1,999.41万户，较上年末增加32.15万户，增幅1.6%。
报告期内，本公司扎实推进以客户多元化资产配置为核心的财富管理业务。成功发行首款乡村振兴主题及零售私募理财产品，不断丰富理财产品种类，理财产品规模较上年末增长148.01亿元，增幅8.87%。在资本市场持续震荡的背景下，主动运用基金投教工具，开展多种形式的宏观市场分析及产品运作策略交流，做好客户陪伴和维护；通过“现金 ”短债基金及“固收 ”产品稳定代销业务销量并主动蓄客；在客户受市场走势影响风险偏好回落时，引导并培育客户坚持价值投资理念，顺势加大理财、保险等稳健型和保障型产品营销力度，期缴保险在全量双录新政的要求下依然实现同比多增。报告期末，本公司管理个人客户金融资产（AUM）总额6,532.9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40%，规模效应不断显现；个人客户金融资产（AUM）中，非储AUM占比持续提升，业务结构不断优化。
本公司坚持数字化全流程经营，助力零售贷款业务发展。产品设计方面，积极开展市场需求调研并设计与民生消费相关的产品方案。风险控制方面，以大数据风控为载体，实现线上全流程风险管理，自主风险管控水平与风险定价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报告期末，本公司个人非房产按揭类贷款规模646.2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38%；零售贷款不良率0.47%，较上年末下降0.04%。
本公司信用卡业务以提质量、促活跃、惠民生为中心，聚焦零售客群多元化消费需求，将信用卡产品融合于零售客群整体化服务方案中，从而推动零售客群满意度与活跃度的双向提升。同时，加强数据业务赋能，基于核心客群的用卡研究分析，配套打造覆盖开卡、用卡、分期各个阶段的专属活动及服务，实现零售客群精准触达，构建高效轻盈的业务模式。报告期末，本公司信用卡累计发卡量209万张，较上年末增长0.84%；信用卡消费交易量23亿元，与上年同期水平基本持平。
金市同业聚焦主线提质增效，推动向轻资本内涵式发展迈进
报告期内，本公司金融市场业务紧扣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主题，聚焦“交易中心 代客中心”建设，以“轻资产、轻规模、轻资本”为战略主线，围绕“做精做强投资交易链”和“做深做透同业生态圈”同步发力，为客户提供价值化的综合金融服务。
报告期内，本公司紧随政策导向、紧跟市场节奏，坚持能力建设及创新探索，不断做强金融市场投资交易业务。一是围绕“轻资本”目标，强化市场研判及资源统筹，在快速变化中有效轮动债券、同业、票据等板块，敏捷优化策略部署与执行。二是聚焦绿色金融、长三角一体化与“做小做散”战略，积极拓展长三角区域农金机构合作覆盖面，稳步加大绿色债券投资力度，规模余额较年初提升28%。三是积极参与要素市场创新，落地市场首批匿名点击债券借贷业务并入围报价商，蝉联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创新回购交易商、X-Lending活跃机构等荣誉。四是主动承担金融抗疫责任，积极投资疫情防控专项债券，坚持履行市场核心交易商职责，最小化突发疫情影响，全力保障业务连续性，助力金融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持续活跃外币债券交易，成功投资首笔FT项下备证结构的美元债券。报告期末，本公司自营外币债券余额4.1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本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协力打造同业合作生态，整合资源推进代客及同业业务提质增效，探索构建综合化金融服务体系。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围绕重点同业生态圈做深做透，持续提升联动服务能力与公私客户引流效能，推动对客利率互换和积存金两大重点产品升级迭代、精准触达。报告期内，人民币代客业务签约客户数同比增长约8%；代客外汇即期交易量较上年同期增长24.9%，代客外汇衍生产品交易量较上年同期增长70.4%。
坚定数字化转型，打造赋能业务发展的加速器
报告期内，本公司始终围绕“坚定数字转型”战略定位，加强金融科技顶层设计与统筹安排，找准突破领域，深化外部合作，推进数据、科技、业务紧密深度融合，制定科技优化方案及《关于加快数字化转型工作的若干意见》，形成未来金融科技组织架构的规划和全行数字化转型工作开展的顶层指引。
本公司持续深化业务和科技融合，明确年度金融科技十大精品项目，在科技赋能业务方面取得较好成效。赋能零售业务方面，推进手机银行7.0项目开发，实现新一代基金销售系统功能及数据迁移；赋能对公业务方面，推进企业网银3.0项目及新一代CMIS、国际结算、票据系统开发建设；赋能普惠金融方面，启动普惠易贷项目，优化鑫农乐贷项目功能；赋能运营服务方面，投产运营作业平台远程授权改造项目，推进运营作业平台二期项目开发测试；赋能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完成HEROS薪酬模块改造，推进全新人力效能与资源优化系统全面上线。
三、股东信息
3.1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四、其他提醒事项
2023年3月，上海金融法院冻结本公司股东上海华辰隆德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3,200万股（已质押），冻结期限自2023年3月17日至2025年3月15日。
报告期内，本公司落实监管要求，在股东质押本公司股份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权的50%时，对其在股东大会和派出董事在董事会上的表决权进行限制。
五、季度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3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千元
(续)
徐力 顾建忠 姚晓岗 陈南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行长首席财务官 会计机构负责人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合并利润表
2023年1-3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行长首席财务官 会计机构负责人
合并利润表（续）
合并现金流量表
合并现金流量表（续）
相关问答：一、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是要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在科学分析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思想，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战略。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之间一直未能建立起均衡增长和良性循环的关系，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联系显著增强。但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城乡经济仍未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目前，城乡关系不顺突出表现为城乡差距过分悬殊。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如果不统筹考虑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不着手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不仅会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将带来负面影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深刻总结几十年来我们党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的实践经验而提出的一个大思路、大举措。这个重大思路非常及时地提出了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城乡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按照这个思路，可以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创新。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面临着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从体制性矛盾看，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因此，从根本上解决现阶段的“三农”问题，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必须重点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减少农民，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发挥城市对农村发展的促进和带动作用。2000年底，我国已经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但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主要表现在农村。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3000万左右，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低收入人口有6000万左右，还有一大批基本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其温饱的标准还很低。可见，在本世纪的头20年，要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更全面的、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均在农村。把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和促进农村社会进步作为重中之重，由城乡分治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全局性意义。
二、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农业是一种弱质产业，受市场变化和自然条件影响较大，且生产方式的变革受一些客观因素干扰而迟滞，因此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帮助。总的来说，我国对农业的财政投入不足，阻碍了农业快速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这是需要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建国50多年来，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总量约5000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6.5%左右。其中：解放初期占财政支出的5%左右；其后，在“二五”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有所增加，达到10%左右；再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有所下降，比重大约在8％左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0余年间，财政支农的力度又有所加强，提高到了10%；但90年代以后财政支农的力度逐步减弱，特别是最近几年相对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财政总支出的3%～4%，无法保障我国农业健康快速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据统计，发展中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一般保持在10%左右，像印度、泰国、巴基斯坦等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要占到财政总支出15%以上，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据统计，数十年间我国60%的财政支农资金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气象事业的发展，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性支出的仅占40%左右。从而导致农用水利基础设施越来越差，雨不能排涝，旱不能浇灌；土壤质量越来越差，综合肥力日益下降，科技成果推广速度越来越慢。这种状况必然造成农业发展环境恶化，生产发展迟缓，农民收入徘徊甚至下降。在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整个投入中，地方财政是大头，其份额往往占到80%左右，但当前的问题也主要在地方。从改革以来的长时期看，地方财政的农业投入，从预算的安排到预算的执行都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想投入多少就投入多少，根本没有一个标准或依据。从实践看，沿海地区财政支农的力度大一些，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的力度小一些。有些地方甚至在财政支农相对数大幅度减少的同时，财政支农的绝对数也在迅速缩减，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必然影响到我国农业的均衡发展，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差距，也必然会日益扩大。因此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这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①加大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技投入，彻底改变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水平落后的局面。农业基本建设主要是反映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一些地方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水库、桥梁等长期失修，已不能使用，想排水排不掉，想灌溉灌不了；还有些地方急需上马一些农田水利设施和乡村道路，因为没有资金而只能搁浅。农业科技主要是指农业科学技术的引进、发明和推广。邓小平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加大农业基本建设和科技投入，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提高中央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比例，保证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发展有充足的资金。二是通过立法完善农业投入体制，确保农业投资的专项资金专款专用，确保地方财政将一定比例的财政收入投入农业基础设施。三是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农村集体经济，加大对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四是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普及，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利用率，使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五是提高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工资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保证其工作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在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的基础上，还要加大农业补贴支出，确保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进行农业补贴，是维护农民利益、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有效途径，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补贴的部分太少，今后必须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一是增加财政支出中农业生产性的比例，尤其应加大直接用于农业补贴的部分，以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二是实行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并根据国家的财力状况，逐步扩大保护价格的范围。三是建立生产风险基金、价格调节基金和农产品的储备制度。丰收时，政府收购；歉收时，政府销售，以避免农产品价格随农业产量的变化而大起大落。
三、以中国特色城镇化拓宽农民生存发展空间
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更不可能建成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很低，城镇人口比重只有3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越高，享受城市生活的人口总量越多，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整体水平就会越高。所以，把提高城市化水平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镇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人口比重日渐减少，城镇人口比重日渐增多，这是城镇化的一般表现形式。二是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发展，城市文化在全社会的主导地位日益提高，乡村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小，这是城镇化深层的文化特征。三是社会从业人员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逐步减少，二、三产业从业人员越来越多，这是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和决定因素。城镇化的表面特征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而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二、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城镇化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城镇化水平明显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如果再不加快城镇化步伐，就会制约工业化的进程。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快车道，到了必须积极引导城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如果不是鼓励而是堵塞农民进城，这将阻碍二、三产业发展，减缓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现代化进程。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城镇化进程，使城镇人口比重有较大幅度提高。这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城镇化的实际水平作出的战略决策。
城镇化能否快速发展，关键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程度和农副产品供应能力；二是城镇就业容量。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方面要鼓励和引导农民进城，另一方面又要有计划地调节农民进城的规模和速度。从国际经验来看，根据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我国今后十几年城镇化水平应年均提高1.0--1.2个百分点，每年应转移1000万到1200万的农村人口进城，到2020年城镇总人口应达到7.5亿左右，总量超过农村人口。在目前的体制和政策中，还存在不少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问题。
——抛弃“以乡建镇”模式，按科学规划、布局、发展小城镇。相对落后地区通过“撤乡并镇”，扩大那些区位优势强、资源条件好、人口规模大的中心城镇的管理权限和管辖范围。对发达地区的小城镇群或小城镇带，采取扩建“城关镇”或合并乡镇与建制镇的方式，设置部分中小城市，发挥其城市功能；并在大中小城市之间，规划、发展一定数量的中心城镇。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发挥权威作用，主动进行大范围的行政区划调整，科学地进行大区域城镇体系规划。
——改革小城镇土地利用与管理制度。集中利用土地，鼓励异地开发非耕地资源。鼓励更新改造老城区，盘活小城镇的存量建设用地；集中利用小城镇非农用地指标，并采取优惠的土地、税收、信贷政策，吸引老的乡镇企业向小城镇工业小区集中；提高新建乡镇企业分散布局的用地成本；采取优惠的信贷、税收政策，鼓励小城镇异地开发和复垦非耕地资源。实行多样化土地供给方式。坚持科学规划、土地有偿使用和严格用途管制，允许集体土地进入小城镇土地市场；对现有小城镇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租赁制，土地使用者按年度向国家支付租金；要允许规划区范围内的集体土地通过转让、出租、抵押、作价入股等方式直接进入土地市场，由市场确定地价；要制定商用地增值收益补偿公益事业用地收益的补偿办法。
——彻底改革小城镇户口管理制度。放开县及县以下建制镇户口。取消“农转非”式的户籍迁移方式，实行按属地和职业划分户口类别、以身份证为合法证件的自由迁移、登记有效制度，允许居民在辖区内自由流动；对户口采取多样化的管理方式，如向大中小城市迁移有效的永久性城镇居民户口（在农村无承包地和宅基地），向大中小城市迁移无效、但可在城镇长期居住的常住户口（可在农村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不管哪种类型的户口，除为减轻大中城市人口压力、目前由国家政策规定的迁移条件限制以外，对已在建制镇登记落户的进城农民，实行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尤其要取消人为因素形成的子女入学、就业、参军以及参加养老、医疗、就业保险等方面的差异。
——改革中心城镇管理体制，转换政府职能。按“小政府大社会”、“小机关大服务”、“新城镇新体制”的要求，建立一个职能明确、结构合理、廉洁高效的小城镇管理体制。在“撤乡（镇）并镇”基础上，扩大中心城镇管理范围，赋予完整的县级管理权限和管理职能；同时，撤销中心城镇周边原有的其他乡镇政府组织，实行中心城镇直接管村；作为短期过渡，可在被撤销的乡镇所在地设立临时办事处，但人员不宜过多，时间不宜过长。要精简中心城镇的机构和人员，提高工作效能，强化小城镇的财政与税收功能，加强其教育、计划生育、治安等公共管理功能，弱化各经济职能部门的制约力量和制约手段，制止各部门乱收费行为。对经过严格规划的中心城镇，要理顺其财政体制，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设立具有完整预算与收支功能的机构和金库；同时要取消中心城镇周边其他原有乡镇的财政机构。
四、以信息化带动中国农业现代化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农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古代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每个阶段都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彼此交替演进。农业现代化亦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农业现代化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涵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四化”，即农业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和电气化。八九十年代，人们对农业现代化进一步理解为现代化的农业设施、现代化的农业科技、现代化的农业管理。当前，时代已经进入崭新的21世纪，农业现代化的内容更为丰富，包括农业生产水平、农村经济水平、农业物资投入、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农业科技与教育、农村环境等。然而，不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如何拓展，其本质内涵乃在于不断引入“现代”科学技术，形成新的生产力，把传统农业转变成现代农业。
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核心技术，信息化作为新的生产力，对推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巨大推动作用。农业信息化已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没有农业信息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光纤和卫星通信技术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农业信息化是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目前认识到的农业发展的最高阶段，它是通过知识、信息、技术的大量注入，使农业基础设施装备现代化，农业技术操作自动化，农业经营管理信息网络化。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其本质是农业的科学技术化，即以现代科技及其应用技术装备农业，从而推动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迅速转变。在当代，一方面，我们要依靠现代科学知识，建设坚实的现代农业基础，争取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我们要迎接世界信息经济时代的挑战，开展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发展信息农业，推进农业信息化进程。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如果我们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等到完全实现现代化之后再去考虑信息化，那么我们就只能行进在历史潮流的末位，与早在信息化道路上奔跑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必然越来越大。因此，必须及时、充分地消化利用信息化生产力，以信息化带动现代化，则可以大大加快传统现代化的速度和质量，并赢得时间，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甚至有可能实现“后来居上”。在现阶段，要想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以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重点，以发展农业信息咨询产业为突破口，以信息技术研究创新为动力，以农业信息化基地为载体，以信息人才、政策法规环境为依托，大力发展农业信息服务和软件产业，将农业信息技术研究、公众信息意识和信息市场培育、农业信息人才建设等结合起来，全面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整个农业领域的渗透和应用，从而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五、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应对入世的挑战
在中国，从1993年提出农业产业化到现在已近10年，农业产业化已有长足发展，但良莠不齐，东部地区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优越的环境条件，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据1999年对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北京、贵州、西藏)1650个县的调查，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有30344个，实现总产值4902亿元，利税476亿元，带动农户3900多万户，占大陆农户总数的15%。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地区分布：东部地区14588个，占48.1%；中部地区13558个，占44.7％；西部地区2198个，占7.2%。在产业分布上，畜牧、水果、蔬菜、水产，特别是具有区域优势的地方特色产品，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较快，而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较慢。近10年来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越来越体现了它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的重大作用，即是推动“三个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也就是从“计划生产”方式向“市场生产”方式的转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促进政府机构改革。但是，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国外叫做Integration，或Vertical Coordination，即“农业一体化”。其本质内容是通过市场功能主体相关环节的联合，对农业产供销、农工商实行专业分工上的协作经营或合同式经营，形成一个交易利益共享的经济联动体，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特征是：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区域优势产业或主导产业，从产前、产中、产后和产业链进行系列开发，实行产供销、农工商结合，把农民、龙头企业和市场结合起来，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增强市场竞争能力。这就是说，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同国外的“农业一体化”虽然名称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
加入WTO，中国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条件，总体上是外强我弱，但弱中有强，机遇和潜力较大。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①发达国家在农业现代化、充分发育成熟的市场经济、按国际标准生产的高质量产品、发达精深的农产品加工“四位一体”的基础上，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发展起农业一体化经营，因此，国外的农业一体化经营水平是相当高的。②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的目标是要减少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WTO《农业协议》要求一切非关税措施关税化。尽管在关税减让和关税约束方面，在时间表上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有一个较长的经济缓冲机会和发展机会，但是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这个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和短暂的。同时，《农业协议》还允许“黄箱”、“蓝箱”、“S&D”、“绿箱”等国内支持政策的存在，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这4种国内支持政策力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③目前，中国广大地区农业仍然是传统技术和传统经营方式、市场发育很不成熟、农产品规范化生产水平低、产品质量低、农产品加工很少，且精深加工更少，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两个转变，发展起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因此，中国的农业产业化水平还很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比较多、区域资源差异大、区域优势产业还很多，具有国际竞争的农产品也很多，如畜牧产品、水产品、花卉、蔬菜、果品等。人们十分担心加入WTO后粮食进口增加会冲击中国的粮食生产。其实，由于中国主要是分散的农户经营，粮食生产的65%是农民自产自销，粮食的商品率只有35%，故加上国外进口粮食增加，这反而使得中国的粮食稳定增加了一条渠道。
根据上述分析，加入WTO后，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应该是根据国情，适度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多渠道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增加产业链条，因地区、产业制宜采取合适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最大限度地走向开放、扩大国际市场。具体的就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战略重点在于推进农业的工业化。农业的工业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实现农产品的加工化；二是用现代工业手段改造和装备农业，实现规模化、规程化、工业化的种植和养殖，实现企业化的生产经营管理；三是依据产业关联原则，围绕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营销，在农村地区发展相关的非农产业。在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经营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中，农产品加工业一头连着农业，一头连着工业和第三产业；一头连着农户，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是农业产业化的中心环节。在大多数农产品“卖难”的阶段，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不断拓展农产品新市场，实现农产品增值，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现实需要。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将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使分布广泛的资源要素在产业化体系的运作下重新组合。用现代工业手段改造和装备农业，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内容。具体地讲，就是要在农业的产加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中，全过程应用工业的技术、装备和管理手段，提高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程度。从农业装备看，逐步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工厂化；从农业经营方式看，打破小农式的经营模式，实行企业化管理；从农业效益看，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使农产品在多层次、多环节中增值，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从农业科技进步看，加大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力度，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的转化应用；从农业结构看，从根本上改变农业与其他产业长期分割的状态，实现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协作与互动，促进农村与城镇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六、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消除农民“低素质障碍”
农民素质的现状不容乐观。一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比较匮乏。由于目前这一代农民所受的基础教育相对较差，造成了他们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能力普遍较低，对市场经济还停留在粗浅、模糊的认识水平上，对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二是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较弱。一方面，农民对国家依法治国的方略所知甚少，由不懂法而造成的违法事件时有发生，更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一些农民片面理解民主，把民主等同于“绝对的自由”，进而向基层政府提不合理的要求，甚至阻挠基层政府依法行政。三是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待提高。一些地方宗族、地域观念根深蒂固，封建迷信大行其道，一些消极思想和陈规陋习沉渣泛起，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因此，提高农民素质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已经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提高农民素质是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所面临的挑战的迫切需要。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的国际竞争将日益激烈。可以说，当今世界的竞争，根本上是人的竞争，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因此农业领域的国际竞争根本上是农民素质的竞争。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在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将日趋频繁，这就迫切需要一大批既掌握国际规则又懂农业的农民，以适应国际合作的需要。形势清楚地表明，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而要应对这个挑战，在未来的竞争和合作中争取主动，就必须着力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民素质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迫切需要。
因此，提高农民的市场竞争意识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是实现“双增”的重中之重。一言以蔽之，无论是解决农业的“产品”问题，还是“市场”问题，都有赖于农民素质的提高。总之，提高农民素质已刻不容缓，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紧锻造一支适应新形势、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农民队伍。当然，提高农民素质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务之急，农村基础教育作为这项工程的基础部分必须得到加强；而全面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是提高农民素质的关键。为此要建立和完善多形式、多层次的农民培训体系，使农民尽快掌握农业新技术、新知识，并帮助农民树立市场观念、增强民主法制意识。还要培养一代学习型农民，这是提高农民素质的根本。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提高农民素质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不可能突击性地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在短期内只能增加投入，不可能立竿见影，马上收到经济效益。必须自觉摈弃短期行为，树立长远观念，扎扎实实、埋头苦干，力争到本世纪中叶，使我国农民的素质有一个根本性的提高。要从基础教育抓起。逐步改革农村教育体制，使之为农业服务，向农村倾斜，培养一代新型农民。把九年制义务教育中的后半段，即初中段分为升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建立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同时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在各类就业、用工制度中都体现素质要求，力争到2020年使农民受中等职业教育率达到95％以上，使农民接受系统的中等职业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