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巨大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土地经营制度在解决农业生产问题上具有巨大优势
中国农业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而小农经济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一直是家庭，其生产、交换、积累和消费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的。尽管农户拥有的土地并不多，但无论是在自有的土地上，还是在租佃的土地上，都是以家庭作为农业经营的主体。19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首先就是从恢复家庭在农业生产的地位开始。当时在全国各地进行探索的农业承包制有三种主要形式：包工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其中，包干到户是最受农民欢迎的承包制形式，后来也成为新时期全国土地承包的基本形式。它的基本做法是：
“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那么，农民为什么最欢迎“包干到户”这种形式？或者说，家庭经营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到底有什么优势呢?
1.家庭经营适应农业的基本特点，在农业生产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中国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杜润生曾这样总结农业的特点：农业受自然界变化多端的多种因素的制约，需要有人细心地、随机应变地以高度主人翁的责任感来照管它；农业的收益集中在最终产品上，这就要求把生产者的利益和最终经济成果挂上钩；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要努力地养地，使生产者从长远利益出发，高度关怀土地。[1]陈锡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农业的生产过程具有特殊性，动植物生命的变化与自然界的变化相结合，这就使得农业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产业之一。农民要在这两个变量的结合中做出正确的抉择，就必须要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必须能够在田间现场随时做出决策。因此，农民不能像工人那样按时上下班，农产品也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在流水线上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标准化的生产。这就引出了一个大问题：怎样才能对农业经营者的劳动进行监督和计量? 人民公社时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过不少措施，如定额管理、小段包工、评工计分等等，但都是因为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才出现了吃“大锅饭”现象。只有把庄稼从种到收的全过程都交给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去负责，才能在不需要监督的情况下也能让农民自觉自愿地全力去做。不是家庭经营选择了农业，而是农业选择了家庭经营。[2]
正是基于农业上述的基本特点，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上才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是因为小农家庭是一个集生产、消费、教育、抚养于一体的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土地是这个细胞的经济命脉，男耕女织是它的基本经济结构，它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分工的自然性、决策的灵活性和权威性，这些使家庭经营具有其他经营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乡土中国的民情决定了家庭是中国农业生产、决策和分配最适合的基本单元。
实践证明，家庭承包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200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0574亿斤，比1949年增长3.7倍，比1978年增长70%，创造了用占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的奇迹。2014年全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实现十一连增，总产量达到12142亿斤，比2013年增加103亿斤。据测算，各项农村改革对1978～1984年的农村产出增长贡献率总和为48.64%，其中，承包经营制的贡献为46.89%，可谓是贡献显著。[3]
2.“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适应农民对均平的执着追求，在发展集体经济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新时期的农村改革确立了家庭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但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的土地私有制。在摈弃了所谓“农业社会主义”的狂热追求和“大锅饭”的制度安排后，1970 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依然吸纳了社会主义的新传统因素，这即是对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坚持。因此，农村改革实行的是所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走过了几十年农业集体化的弯路后还要坚持土地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呢? 这就需要把中国城乡二元的治理格局以及小农对均平的执着追求联系在一起。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单位制下“父爱主义”的荫庇，土地就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压力下，只有土地的集体所有，才能确保农民不失去这一根本。即使在1990年代以后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城打工，但只要他们因为户籍制的限制而无法真正在城市落户，就仍须为他们保留这一最后的退路。这条退路实际上也是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底线。此外，也只有土地的集体所有，才可能发挥引导农民再组织化，即发展集体经济的作用。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两条道路：（1）以某些“明星县市”（如浙江温州、福建石狮、广东东莞等）为代表的走个体、私营经济道路的模式，通过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间接使集体经济组织有充足的资金、技术和物资来组织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现代化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在引导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中起到积极作用。（2）以某些“明星村镇”（如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深圳南岭村、浙江滕头村等）为代表的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模式，通过在二、三产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或企业集团积累资金，直接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农村建设、农民富裕以及农业现代化。
（二）土地承包合同和村民自治制度在解决农村治理问题上具有巨大优势
在新的“三农”问题视野中，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治理问题，涉及到如何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如何在农村进行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如何在农村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等诸多方面。
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垄断了各种社会资源，并通过公社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控制，农民在政治上高度依附于国家，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依附于人民公社，在人身上高度依附于从公社到生产队的各级干部。而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特别是人民公社制度终结以来，家庭成为农村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超经济权力从生产领域退出，农民不仅获得了经济自由，而且获得了人身的自由，获得了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与此同时，家庭也成为国家对农村进行治理的基本单位。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乡政府的职能是“制定本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对各级经济组织和农户下达国家规定的生产计划和销售任务，监督各级经济组织和农户执行与国家签订的经济合同”等。[4]而所谓“生产计划和销售任务”都是通过经济合同来体现的。土地既然此时成为家庭最基本的利益载体，那么，土地承包合同就不单纯是家庭与村集体之间的租赁契约，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如同集体化时期的口粮和工分分配一样，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对农民进行治理的一个枢纽和杠杆。农户是通过对“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利益承诺，从而获得对承包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因此，国家和集体在新时期对农户的治理关系首先就体现在通过土地承包合同而对农业税和集体提留的征收上。不仅如此，国家、政府、干部往往还通过土地承包这个关节将种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治理目标加载到农民的头上。对政府和干部来说，承包合同成为他们手中力臂最长的一个杠杆。通过这个杠杆，计划生育、农田基建、农业补贴、修桥修路这些通常难以实现的目标，往往都是通过这种间接而省力的方式去达到。因此，土地承包合同就成为种种复杂的权力关系的一个集结。[5]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海选”、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会议作为“四个民主”的具体体现被写进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法律中。这部法律正式推行后，村民自治制度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使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的行使，农民的基本意愿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伟大创造，是中国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草根民主实践，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
（三）有序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制度安排在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上具有巨大优势
在新的“三农”问题视野中，中国农民问题的重点是农民增收问题。
为了长期地、可持续地增加农民收入，我国采取的最主要的办法是：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来克服农产品收入弹性低、价格弹性低的特性对农民增产增收的限制。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其著作《解读中国经济》中用大量统计数据表明：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业收入增长基本上呈相反的趋势，在农村劳动力得不到转移的情况下，农民收入自然增长缓慢。而从我国情况看，“十一五”期间，农民收入实现“七连快”，就是连续七年都保持了持续较快幅度的增长。2014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5919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了10.9%，高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这是历史上少有的。200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比是3.23：1，2014年还是3.23：1，也就是说，这五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比没有持续扩大。这也是难能可贵、历史少有的。这种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们顺应时代潮流，科学制定了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不断完善经济体制，建立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户籍政策，充分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优势。
三农指的是哪三农
保险业以自身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行业发展意识倾注于服务“三农”的事业，而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完善保险体系的建立、农民保险意识的增强、经济基础的逐渐厚实，则是我国保险业在服务“三农”事业中能否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因素
从法国安盟保险进入农业大省四川到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和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相继筹建，在政策和商业两个领域进行积极探索；从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地专业农业保险公司试点申请到浙江、江苏、福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试点开展得红红火火、生机勃勃；从安徽进城务工人员回乡后积极购买保险到湖北、浙江失地农民靠保险解决养老后顾之忧，保险业服务“三农”的身影处处可见。在积极为我国农业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出谋划策、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等方面，保险业正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在更广泛的领域、更深的层次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向前迈进并积极地探索着。
“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大问题，也是我国历届政府关心和重视的重要问题。近些年，保险业在积极服务“三农”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在开拓服务领域、扩大服务层面、探索新的服务方式上积累着经验。而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可以有效服务“三农”的保险体系一直是保险业追求的目标。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支持和保护。农业保险是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业保险，有利于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稳定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在如何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方面进行了艰辛探索，我国农业保险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后不久，1982年，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开始经营农业保险。1986年，新疆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即现在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成立，主要经营农业保险。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保险曾经得到了较快发展，在保障农业生产和促进农业市场化、产业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2年来，农业保险累计赔付73.9亿元。同时，对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和组织形式进行了大胆探索，向农村和农民宣传了保险知识，也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是，由于经营风险高、管理难度大、政策支持不充分，农业保险业务亏损严重。2003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4.6亿元，仅占全国财产险保费收入的0.5％。
农业保险以及保险服务于农民和农村是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的。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我国90％以上的农民欢迎农业保险提供的服务。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农业保险目前在我国发展得并不理想。如何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之路，为我国农业、农民、农村提供合适而全面的保险服务，成为保险业近年来关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保险业以自身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行业发展意识倾注于服务“三农”的事业，而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完善保险体系的建立、农民保险意识的增强、经济基础的逐渐厚实，则是我国保险业在服务“三农”事业中能否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因素。
中国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主任刘京生认为，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实践表明，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按照纯商业化模式运作，政府必须通过农业产业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补贴手段支持农业保险发展。因此，总结我国农业保险发展20多年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分散农业风险，发挥保险经济补偿功能，维护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应尽快建立政策支持下的农业保险制度。
目前，保险业界已就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形成了共识。一是现阶段我国开展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搬外国的任何一种现成模式，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家财政补贴，不可能走单一主体经营的道路。二是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应实行多元化的组织形式。三是农业保险业务应区分为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可获得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商业性业务可由保险经营主体按照商业化原则经营，享受中央税收和地方财政优惠政策。四是开展农业保险应以地方政府为依托，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形成中央、地方两级合力。五是应在国家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下，积极探索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六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应先试点，再逐步推广。在试点的基础上摸索保费补贴测算方法、标准及实施办法，确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种植和养殖业目录，研究建立农业再保险运作机制。
针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状，中国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副主任郭左践认为，在我国建立科学、有效、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建立符合国家农业产业政策，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产业结构、农业风险特点、农民保险需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经验，逐步形成、发展、完善。而上海安信、吉林安华的批设筹建，正是这种探索所迈出的积极一步。
郭左践介绍，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的目的就是提高农民灾后恢复生产和生活自救水平，在政府救助（基本保障）之上提供补充保障；农业保险与政府救助的关系应是补充而不是替代。现阶段农业保险的保障原则是，区分农业自然风险和经营风险，农业保险以自然灾害损失补偿为主，经营风险如因农产品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变化、汇率变化导致的市场风险等，则通过其他政策手段解决；区分农业可保风险和不可保风险，农业保险主要承保可保风险，对不可保风险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而农业保险经营原则应遵循市场规律，立足于市场化经营，辅以国家政策扶持（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监管政策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不能完全依靠国家财政补贴和减免税扶持。
针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郭左践认为，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我国应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主要形式应包括商业保险公司代办、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地方性，取决于地方财力）、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立足于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等。
据了解，保监会在去年农业保险发展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的基础上，今年将主要致力于在实践层面推进多层次、多主体、多模式的农业保险试点。下一步保监会将积极研究在黑龙江垦区引进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模式，在新疆、内蒙古开展奶牛等养殖业保险试点，在江苏、安徽、四川等地实行政策性业务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的试点。同时，保监会还将会同财政部、农业部、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组成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小组，依托试点载体，研究探索农业保险的支持政策。
除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外，保险业服务“三农”主要还体现在为农民的养老、医疗等解决后顾之忧方面。
据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主任陈文辉介绍，保险业在许多地区开展的为农民提供医疗、养老保险和失地农民保险服务试点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保险业在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应对风险带来的损害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为农民提供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服务方面，商业保险因其具备的专业化、制度化优势，为在农村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供了可行的选择。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将会在应对意外、疾病、死亡等风险方面发挥巨大的经济补偿作用，有效地防止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保障农民的生活质量。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险服务则可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失地农民获得的经济补偿转化为为他们提供养老保险服务，一方面失地农民因失地获得的补偿会有一个专业化机构为农民进行长期的保值增值运作，解决了农民的养老问题；另一方面，农民不会因使用不当而致使失地补偿用完之后既失去土地又失去经济来源，从而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聚。
保险业服务“三农”大有可为。但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保险业在服务“三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利因素。而只有在各方面逐步成熟，环境逐步改善的基础上，我国保险业在为“三农”提供积极有效服务的道路上才会越走越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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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指的是哪三农如下：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
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从本质上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结构性问题，通过补短板、强底板，使我国发展能够持续健康、行稳致远、全面进步；就是要解决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使农业农村同步现代化，防止出现农业衰落、农村凋敝；就是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使中国梦成为每个人的梦。
扩展资料：
党的十九大在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提出了实施这一战略的总要求，就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字总要求，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三农”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宏观版，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回应了群众的期待。
乡村振兴，落脚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一个新的重大提法，乡村振兴不仅农业要现代化，整个农村也要全面发展，不仅工农差别要缩小，城乡差别也要缩小，实现“四化同步”、工农互促、城乡共荣、一体化发展，实现乡村“五位一体”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