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自从走上起义道路后，一步步成为了领导者，并最终赶跑了蒙古人，建立了大明一朝。在与元军作战以及平定大小割据势力时，历经了无数次的战争，他自己手里也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即使大明建立了，面对外敌的威胁以及内部政权的稳固，他也不可能直接马放南山，让兵士解甲归田。
可是，面对着上百万的军队，急需休养生息的大明根本养活不了。可朱元璋自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甚至大言不惭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其实，朱元璋的办法就是卫所制度，说白了就是让士兵自己解决。
卫所最开始是由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简单说一下这位，他可不是一般人，在元末他是户部尚书，可元朝却派他出使当时朱元璋的吴国。不过朱元璋见他很有才华，便把他扣下了，还委以重任。
然而这位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最终被朱元璋所杀。
但不管怎么说，朱元璋最终采取了他的这个建议，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
所谓卫所制度就是将军队的组织分为卫、所两级。每卫共有士兵5600人，最高长官是指挥使。卫的下级单位是千户所，每千户统兵1120人。千户所下设百户所，每百户统兵112人。
到了朱元璋后期，大明帝国已经拥有326个卫和65个独立所，兵力高达两百万。
为了卫所制度的允许，必然需要保障军队数目的户籍制度配合。这就有了军户，军户为世袭，政府将这些军户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卫所，并从事屯田工作。
打仗时拿起武器作战，而平时则从事农业生产。在朱元璋看来，这个问题完美解决了，既不用朝廷出钱养着如此规模的军队，又有了战时的保障。
客观说，这样的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是很有用的，但有时候弊端更大。比如战争频发时，这样的情况在后期更加突出，如果战争频发的话，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有屯田的时间，这样一来，粮食的产量必然降低，渐渐地日子就不好过了，吃不饱了。
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贪污腐败严重的时候，屯田多被军官、豪绅和太监所占，慢慢地他们会逐渐侵占军户的屯田。
再说，人口也在逐步增加，人多地少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粮食必然会出问题。
所以到了明朝末年，崇祯手里已经没有这么多军队，他更没有朱元璋当年的豪情万丈了，显然底气不足了
如何评价朱元璋的经济政策
其实一开始，朱元璋也使用过银子和铜钱。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为解决军需，采取了向富民劝解米粮，并在应天（南京）发行银钱，称为“应天通宝”，“凡银钱一两、米五斗，令民通行，与历代铜钱相兼”。
1368年，朱元璋称帝改元，也发行“洪武通宝”，“其制凡五等，当十钱重一两，当五钱重五钱，当三钱重三钱，当二钱重二钱，小钱重一钱。”
不过，由于当时铸铜原料的缺乏，铸铜钱难以为继。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规定正式发布“大明宝钞”，并在钞票上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八个字。
为保证宝钞的发行和流行，朱元璋规定，“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同时规定自此之后，“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若有以金银易钞者听之”。
也就是说，任何人不得制造和使用假钞，一旦发现就要斩首。也欢迎大家告密，告密之人赏银250两，被告发之人的财政也一并归告发之人。同时，发行宝钞之后，民间的金银只能用于兑换宝钞，而不得用作货物单位进行商品交易。
朱元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这一做法，来确定宝钞的绝对地位。
应该说，朱元璋对使用铜钱还是留了活口的。但在发行大明宝钞的同时，朱元璋又采取了另一手段，就是罢撤工部宝源局，第二年裁撤福建省的宝泉局，第三年其他各省的宝泉局全部停止铸钱。
到洪武二十六年七月，朱元璋再次下令彻底关闭各省的铸钱局。
二十七年八月，朱元璋宣布彻底“禁钱令”，关闭全国所有的铸局，并禁止铜钱流通。
此后，明朝前期除永乐六年和宣德八年曾两次铸过铜钱外，这一禁止铜钱的政策，一直持续到了景泰帝上台。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次铸钱，也并不是以流通为目的，而是为了用于赏赐海外诸国。
那朱元璋为什么要下此重手呢？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上乃谕……比年以来，民心刁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致令钞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
可见，朱元璋宣布禁止铜钱的首要目的，就是针对浙江等地之人重钱轻钞的行为。当时宝钞1贯才值166文，贬值高达10倍，全都是江浙人民的错，直接导致国家法定货币贬值，这两省人民不行啊。
当然，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朱元璋有着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想法，对于金银财宝等奢侈品采取排斥甚至敌视的态度，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当时金银主要通行在江南富商、权势豪门手中，通过禁止金银、铜钱，也是他打击这些人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朱元璋的这一做法，被后世称为“洪武型财政”、“洪武型货币”。
不过，在利益的驱动之下，伪造宝钞的行为必然是屡禁不止。据记载，当时朝廷处理应天府句容县伪钞案一事，处决犯人就是“自京师至句容九十里间，所枭之尸相望也”。
另一方面，宝钞自1375-1376年开始发行、流通，不过10余年的时间，贬值就超过80%，此后持续一路走低，最终沦为废纸一张。
重钱轻钞乃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反应，但朱元璋却强力扭曲这种行为，禁止铜钱的流通，对民间交易产生了重大影响，钱币学上的“洪武窖藏”，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
仅在浙江省内，“洪武窖藏”的出土就已经不下20次，余杭、海宁、桐乡一带尤其多。1970年，余杭出土过一次几千斤。2010年12月10日，在杭州绿城开发的楼盘“西溪诚园”建筑工地上又发现了规模更大的“洪武窖藏”，数量在1万枚以上。
由于禁止铜钱流通和使用实在太过于荒唐和粗暴，最后这一政策不得不因流于形式而破产。特别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白银和铜钱已经完全取代宝钞，成为社会流通的最重要媒介。
朱元璋开国经济政策?完全回到小农经济时代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统治者都重农抑商，但宋朝开国就对工商业经济十分重视，这也使宋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空前繁荣。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将商业化社会的建设推向了高峰。明代的财政经济政策具有连贯性，它由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一手设计，可称为“洪武型”财政经济政策。其特点是彻底放弃商业化的努力，财政经济退回到以广大小农经济为基础，可以说是宋朝政策的“大跃退”。朱元璋痛恨王安石变法，他曾说：“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他的“改制”的基本精神就是重农抑商，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广大农村为财政税收之基础，将大帝国建筑在小农经济之上，厉行节俭，注重均平。明朝统治者打击工商业，商贾之家不许穿绸纱；百姓不许航海，对外贸易以进贡名目由礼部掌管。朱元璋又连兴大案，打击富豪，“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这样就确立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基础，保证了帝国农业自然经济的本位。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再发展商业，不再追求用提高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效率来增加社会财富，而是完全回到小农经济时代。这样的经济就只能在数量上膨胀，而没有效率和质量上的实质性进步了。这样做政治上确实简化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和政治控制，但文明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只是王朝的循环。自此，全国变成无数个村庄之集合，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除了千万个小农家庭，就是统治者。民众直接面对国家，没有独立性的中间团体的阻隔，没有中层的商业代理机构及各种审计、会计机构的监督，也没有适当的司法程序来维护，政府机构又由一班文学之士来主持，对地方的人户、田土、物价等实际情况很难做到切实了解。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又有较显著的发展，被许多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尽管如此，晚明在商业化方面仍远不及宋代。明代整个“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量。政府在摒弃商业化管理手段、将社会组织机构尽量简化的情况下，面对越来越繁复的社会事务，找不出恰当的技术手段来处理，就对道德纪律、意识形态进行空前强化。以现代眼光来看，明代本该用技术手段如民商法律来解决的问题，都统统归结到道德价值上去，用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解决问题，以道德代替了法律。明帝国政治彻头彻尾地文人化，处处以道德伦理相标榜，这样以道德立国的社会，其专制、虚伪、不切实际的程度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可以说，这正是明代全面离弃技术，以道德代法律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