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本来同《中庸》都是儒家礼学创新文集《礼记》中的宗法礼学创新论文。隋唐不再唯儒，导致玄学、荀学、道教、佛教在唐朝中期超过了儒教及儒学，儒家学者韩愈、李翱发起打击佛教与抑制荀道玄理之学的儒教复兴运动。但是开放的唐宋政府不主张独尊一术，缺乏权力支撑的儒学因为太狭隘，不可能超过道荀学玄佛等学，韩愈提出口号就没有什么结束了这个设想。宋代赞同韩愈的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欧阳修和思孟学派代表程颢、程颐继续扬孟抑荀或者批佛扬儒，并且还有理论创新，但思孟学派都没有超过荀学，儒教也没有超过道佛。宋朝后期，思孟学派中间人物朱熹，把宋代创新的邵雍象数易学、周敦颐易道学、张载气理学、胡宏心性学等创新理论引入儒学，结合二程的儒理学（妄称天理）理论，整合起来形成了以易学理论与理学思想为基础的新儒学体系。宋代新理论确实超过了佛学，但是朱熹为了说明儒家思孟学派的仁善理论可以抵消佛家慈悲理论并抑制荀学非正统性，特地从《礼记》中把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两篇《大学》《中庸》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编成为《四书》。从此才有独立成书的《大约》及《中庸》。朱熹的这种行为，是虚伪狭儒为了达到杜撰的儒家正统地位与纯儒传承奸诈文化目前而臆断地捣鼓先秦儒学原书的典型。但是宋元政府自始至终没有独尊儒学，对于程朱儒理学只是产生赞扬鼓励。直到明朝建立，朱元璋全面返古唯儒唯农，才把周孔思孟程朱儒理学派视作唯一遵循的学派，走上了政治专制地位。从此，东方文化思想只能学习研究儒理学经典，老师只能按照八股文模式解读儒家经典。这就抑制了中华国族的文化创新思惟，抑制了东方科技文化的发展创新。从而被西方高超，、侵略、宰割。实际上，孔子原儒学并不抵制格物学，也不主张独尊儒学，更不主张僵锢狭隘地唯解读儒经的治学方法。后期儒家的不肖与虚伪、守旧、迂腐，导致儒家更加自我封闭、自我愚化，导致儒学永远停留在宗法等级专制思想的牢笼里，不再发展创新。危害中华文明止步于明清的不是孔子原儒，而是把孔子原儒狭隘化为“唯仁孝”的思孟程朱儒学，尤其是独尊思孟程朱儒理学而抑制打击文化创新发展的明清专制统治。
译文：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学习和应用于生活，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
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
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探究事物原理。
通过探究事物原理才能获得智慧。获得智慧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
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出处
《三纲八目的追求·大学之道》选自《礼记·大学》。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至于《大学》的作者，程颢、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言也”。
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就是说，“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